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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湖湘教育思想与精神

发布时间:2022-05-12 16:30:05 | 浏览次数:

[作者简介] 殷慧(1977—),女,湖南南县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宋代思想史,中国教育史.

[摘要] 湖湘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其有着独特的思想与精神。古代湖湘教育既重视思想的传承,以礼教的拓展为中心;又重视思想的创新,形成了完善的理学教育理论体系。湖湘教育人才的培养,强调以立志作为根本,涌现了大批投身教育的理论家与实践者,展现了湖湘教育的精神与魅力。

[关键词] 湖南;教育;思想;理学

[中图分类号] G1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6—0041—04

湖湘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一朵奇葩,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湖湘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展示出独特的魅力。湖湘教育与湖湘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在湖湘思想文化的熏陶下,湖湘人才辈出。汉代以贾谊为代表,其教育思想奠定了湖湘教育的基础。宋代是湖湘文化的形成时期,也是教育的繁荣昌盛时期。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等理学家致力于创新思想,创办书院培养人才,出现了生徒云集、学术繁荣的盛况,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教育与理学深度融合的典范。清末民初,国家岌岌垂危的背景催生了以社会变革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思想的繁荣。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到杨昌济、徐特立、毛泽东,湖湘教育家如璀璨的群星出现。这一时期湖湘教育思想风起云涌、引人注目,致力于影响中国与世界,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

钱基博曾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说,湖南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长沙:岳麓书社,2010,1这一概括也可说明湖南教育在思想、文化中表现出来的特色。思想、志节是怎样经由教育展开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本文试图探讨湖湘学人有关社会教化、人的教育与修养等问题的思考,通过挖掘湖湘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展现湖湘教育的风采与精神。

一湖湘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纵观湖湘教育思想史,湖湘教育关注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首先,湖湘教育主要传承儒家教育。儒家教育的理想基于这样的认识:只有当每个人都成为有道德的人时,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和繁荣兴盛。政治文化上的稳定得益于教育对每个个体实施严格的道德要求。因此,个体的修养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谐与发展。中国古代社会主要依靠礼制来维持,礼治、礼教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机制。社会精英则致力于对礼义的体认与挖掘,注重以礼移风易俗,以礼和谐人际,以礼修养身心。湖湘教育并没有脱离儒家教育的思想范畴,而是很大程度上在儒家教育思想的框架中展开。

湖湘教育历来重视礼的教化。贾谊的礼治、礼教思想占据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重要的一席之位。贾谊基于社会政治的需要,以君主教育为中心的礼教思想,为湖湘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贾谊指出社会生活无时无刻离不开礼,礼的作用与功能在于能够稳固国家、安定社稷,能够使君民各得其所,各司其职,“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正化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名礼。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

贾谊撰:《贾谊集贾太傅新书·治安策》,长沙:岳麓书社,2010,132页在礼与法的关系上,贾谊的教育思想继承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主张定制度、兴礼乐,使社会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明确主张礼治。值得注意的是,贾谊的礼教思想主要着眼于君主教育,着重论述君主上下之礼与礼义。因此,礼成为教育太子的核心内容。在贾谊看来,一个君主,既应该明礼,懂得恭敬、撙节、退让之礼,又应该明礼之分、礼之数,以礼来处理各种社会及人伦关系,还应懂得以礼恤下,以礼养民。贾谊的君主教育思想对宋代理学家程颐、朱熹、张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明确的是,宋代兴起的理学教育仍然是以礼教为中心。只不过,这时的湖湘教育思想综合佛道思想、创新儒学,呈现出蔚为大观的关于宇宙、人生与社会的综合思考。理学家也许因为身份地位的关系,更加倾向于关注地方秩序,注重家礼的建设,立足挖掘适合士人群体的身心修养理论与工夫。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湖湘大家均致力于从地方秩序建设推行礼的教化,从而夯实了三湘四水的礼治秩序,推动了湖湘文化发展的进程。这一时期,湖湘的理学教育,继承发扬《大学》“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立场,着眼于士人修身的教育。胡宏曾说:“夫为是学者,非教士子美食逸居,从事词藻,倖凯名第,盖将使之修身也。身修,然后人伦明,小民亲,而人道立。”

胡宏:《邵州学记》,《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149胡宏的这一论述,正说明湖湘理学教育将修身视作建立人道的根本途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由之路。

宋元以降至清末的湖湘教育,以传承理学为正宗,多强调士人和学者为师、为官的教育,这是礼教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和结果。关于师道的重要性,周敦颐阐发较多。他指出“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周敦颐:《通书·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4明确师道的功用在于,能为天下善、能为天下治。也这是肯定教师对社会最主要的贡献:能够培养善人,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周敦颐对为师者、为友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者得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

周敦颐:《通书·师友》,39页为师友者,就意味着要成为天地间至尊至贵的人,要成为得道明德之人。清代汤鹏追溯中国古代教师的地位与作用,也反复论证:“储贰,天下之根本也。师傅,储贰之根本也。道学,师傅之根本也;”

汤鹏撰,刘志靖、王子羲、石彦陶、陈子定校注:《汤鹏集·原傅》,长沙:岳麓书社,2011,267页汤鹏认为教师的根本任务就是传承道学,能够培养太子为首的社会精英,能培养好未来的君主,就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唐鉴关于儿童学礼的论述,则可以看出湖湘礼教深入传播与教化的程度。

儒学教育认为,“学而优则仕”。汉唐注疏这样理解学问与政治之间关系:“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唐宋科举制度兴起之后,朱熹对士人学问提出的更高要求:“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湖湘教育以追求“大人之学”为重点,以修养身心为基础的为官教育,成为一种新的教育范式。清代曾国藩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曾立《五箴》,时时警醒自己;也曾对弟弟提出的“清、俭、明、慎、恕、静”六则,规范其为官任事。郭嵩焘对儿子庆藩的仔细叮咛,都可以看出理学熏陶下士人对传道济民的具体理解。

综上所述,礼的教化应该是湖湘教育思想传承的主要方面,理学哲学体系的建立和展开体现了湖湘教育思想的创新动力与成果,使湖湘文化建立和品质提升的重要方面。也正基于此,湖湘教育思想成为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理学教育的人生论与修养论

湖湘教育推崇理学,主要是因为理学“从人生的各个方面阐述了人生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归总为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人,一个是怎样做人。”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7页湖湘理学家创立、完善的人生论与修养论,为宋以后的湖湘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士人学子风靡而从,成为湖湘教育弦歌不绝的精神所在。

人能够接受教育的前提是什么?胡宏认为,天人能够合一的基础在于,天赋予了人能够探究万物之理的内在动能。人正是因为拥有万物之灵的自信,才能心与天地同流。凡是自卑自陋者,均是没有能够认识到人先天的优越性。人有了天赋以后,就能自然而然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吗?胡宏的观点是,人虽拥有天赋,但因为个人的好恶或者取舍不同,容易偏失流堕而不自知,这就需要通过接受教育、学习才能增长才干和能力。特别要学会自省,以彰显天地、父母所赋予的德性,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顺应天赋之道,同时钻研万事万物的法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和目标,这就是真正的教育

胡宏著,吴仁华点校:《胡宏集·知言》,北京:中华书局,1987,1-3页。

人最大的弱点是容易受嗜欲及外在事物的诱惑。如何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及其面对外在强有力的诱惑,这是理学家需要解决的修养难题。胡宏认为,格物致知,立志居敬,这是惩忿窒欲的主要手段。不断探究事物之理,使视听言动均中于理,这样才不会为形色音声困惑,才能使自己的唱和行止均复返天地之心

胡宏:《复斋记》,152-153页。具体而言,胡宏所论修身之学强调:(1)修身不以利相诱。修身是天命外在与人性内在要求的统一,而不能以利害来衡量。(2)自反是修身之本。能否反躬自省,能够有效地不断进行自我教育,这是修养成功的根本所在。(3)修身以义。义就是要能领会万事万物以及人伦常情中的义理,帮助自己做出善恶、是非的判断,促进德行的修养。(4)修身应该有取舍。广博容易杂乱无章,简约容易孤陋寡闻,因此修养应该去追寻仁义之大道,而避免陷入细枝末节之纠缠。

胡宏:《知言·修身》,4-7页

就教学坚守而言,宋代理学坚守鲜明的儒学立场,一反汉唐佶屈聱牙、日渐繁琐的注疏,大肆批评易生浮躁之风的文学,坚决与佛老之学划清界限。胡寅曾指出千余来学者们容易犯的五种过失:沉溺于名物制度,拘泥于繁复不堪的训诂注疏,受限于记诵传承,满足于虚文浮词,困惑于佛老之学

胡寅:《岳州学记》,《斐然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428页。同时,胡寅比同时代的教育家高明之处在于,他也看到了理学教育在兴起时很难把持的两个方面:能否学而得正,不惑异端,不迷义利,坚守明确的儒学立场,坚持走礼教秩序之路;能否以所学之理来指导人生,从而择善而从,中和处事,践履于日用常行之中。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立场问题,一方面是实践问题。最后胡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论语》、《孟子》、《中庸》来登堂入室,接触道德性命之学,再以《五经》涵养性情,继续深造。胡寅还以自身为例,树立了儒家的教育理念与生活理想:之所以接受孔孟遗训、儒家文化的教化,目的并不在于当官以求俸禄,而是为了求得人生的至理和至乐。儒者,就应该知晓人生的至理,“明道德之本,性命之正,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

胡寅:《永州重修学记》,435-536页。

为岳麓书院奠定教育发展方向的理学家张栻认为,岳麓书院培养的人才,绝对不是为了科举得功名,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禄财富,也不是为了炫耀文词,而是为了“传斯道、济斯民”。“传”意味着应该以教学为第一要务,继承、传授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斯道”是怎样的“道”?就是人之道,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能够“济斯民”的基础在于能够很好地践履“斯道”,而“斯道”的核心是求“仁”,求仁之大体就在于日用常行之中。张栻举例说明,学者们如果能在事亲从兄、应物处事这些细微的事情上,不断体会仁的种种表现和状态,那么日积月累,就能扩充体验到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的感觉。

理学教育思想中的人生论与修养论帮助士人学者解决了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这些思想以及理学家的人格精神所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宋代兴起的书院教育一道,形成了湖湘教育的一个高峰。

三湖湘教育内容与特色

——以立志教育为例

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关键在于一代代的学子筚路蓝缕,以继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湖湘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湖湘教育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资源,同时又注重以湖湘先贤为榜样,非常注重立志教育。从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到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陈宝箴等,都强调立志的重要性。

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针对汉唐以来盛行的辞章之学、佛老之学,提出了“学为圣人”的新教育目标。虽然“学为圣人”这一目标首为荀子提出,而周敦颐提出的教育目标,具体而言,就是“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对于士人学者而言,具体的工夫就是如何修养圣贤人格,达到圣贤的境界。“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成为当时湖湘理学教育家讨论的焦点。胡安国说:“有志于学者,当以圣人为则;有志于天下者,当以宰相自期。”

刘荀:《明本释》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是从士人的角度,指出两条为学的路径。胡宏具体深化了周敦颐关于“志”与“学”的内涵,认识到周敦颐提出此目标的意图在于“患人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宠为事也,则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广闻见、工文词、矜智能、慕空寂为事也,则曰‘学颜回之所学’。”

胡宏:《周子通书序》,161页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湖湘理学家对于“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的理解,主要倾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修身养性,一方面是致君泽民,立足点仍是个人的道德修养。

胡宏曾勉励学子,应以传承道学、注重教化为己任,实现一个儒者应有的社会责任:“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力相规戒,庶几有立于圣门不沦胥于污世也。”

胡宏:《与谈子立书》,147页胡宏在给秦桧的一封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杰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节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赞时,有事业足以拨乱,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是真可谓大丈夫矣。”

胡宏:《与秦会之书》,104页胡宏不愿像寻求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普通士人一样满足现实的名和利,而是立志做一名顶天立地,有道德事业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大丈夫。胡宏笃志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求道之路,决心穷毕生之力探索儒家之道,决不半途而废。他的学生张栻也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首先就应该是立场鲜明、坚信儒学的人。

到清末,许多学者、官员仍然认同理学教育中的立志说。注重身心修养以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豪情壮志,仍是学者们的共同目标。贺长龄曾说:“我辈读书,非关身心性命,即系天下国家,余可概置弗阅,实亦无暇旁及。”

贺长龄、贺熙龄撰,雷树德校点:《贺长龄集贺熙龄集·耐庵文存卷六》,长沙:岳麓书社,2010,562页曾国藩强调优先穷究义理之学,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长沙:岳麓书社,2011,487页的进阶工夫,强调立志是教育的基础。罗泽南也曾说:“人欲行道,必先存理;人欲存理,必先扩识;人欲扩识,必先立志。”

罗泽南撰,符静校点:《罗泽南集·学问》,长沙:岳麓书社,2010,51页陈宝箴认为,为学首先要立志,立志首在知耻。一个学者,首先应有羞耻心、自尊心,才能不甘堕落,才能立志做圣贤豪杰、做君子,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陈宝箴撰,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南学会开讲第一期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5,1930页。傅熊湘说:“故士之为学,当以立志为先;立志之方,当以治心为要。”

傅熊湘撰,颜建华编校:《傅熊湘集·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546页梁启超所拟《时务学堂条约》,仍将立志放在头条。近代湖南大学的一位校长胡庶华先生曾有一幅字赠总务处长:“尧舜事功、孔孟学术,此八字是君子当今急务。或问何处下手,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此是孔孟学术;使天下万物皆得其所,此是尧舜事功。”学为圣人,立志于身心性命之学,将尧舜事功与孔孟学术有机结合,这是理学创新的教育目标,也成为湖湘教育的共识及其特色。立志从事先圣、先贤之学,这为形成湖湘文化链、人才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湖湘教育大家的风采与精神

教育是关于人的事业,绝非仅仅独善其身之事。湖湘教育之所以绵延不绝,兴盛不已,主要在于:一方面教育思想不断创新,在教育方式、方法上紧紧追随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弘道在人,在教书育人及其社会教化上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涌现出一批批致力于传道授业、诲人不倦的教育大家。

汉代教育家贾谊致力于探讨君主教育,身负太师之责,怀有强烈的教育责任感。因在任期间梁怀王坠马身亡,他陷入极度悲痛和自责之中,于次年忧郁而终。宋代周敦颐以孔孟为正统,兼综佛道思想,阐发心性义理之学,开宋代理学之先河。为官时,当时无论是老师宿儒,还是专业人士,闻其名而登门造访。湖湘教育大家张栻继承发扬胡宏之学,曾先后创建城南、道山、南轩书院于善化、宁乡、衡山等地,担任岳麓书院主教,“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其教学与经世活动相连,致力于培养“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济世人才。

清代思想家王船山曾提出“气理体用、行先知后”的哲学思想,详细论述了“教本政末”、“习与性成”的教育作用思想和“学思相资、教必著行”的教学思想。在家庭教育中,他也会事无巨细地将训诫子孙的内容列出。王夫之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教学坚持不懈、鞠躬尽瘁。王夫之为“从游诸子”讲所注《礼记》,常常夜谈至鸡鸣。曾有盗贼至,“窃听而异之,相戒无犯焉。”清代教育家罗典学问广博,治学严谨,陶澍、彭浚、贺长龄、欧阳厚均等均出自门下。他一生以培育人才为己任,曾连任岳麓书院院长五届,历任时间长达27年。

近代以来,在学习并吸收国外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湖湘涌现出了许多教育大家。杨昌济认为,教育在“悠悠万事”中,“无此为大”。在湖南高师从教期间,他以“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在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教室的墙壁正中央,杨昌济曾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以此抒发他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世之才的激越情怀。朱剑凡为兴办女学,决定将面积为440方丈的自家泰安里私宅花园全部捐献,作为周南永久校址,又将自家田产与长兄换得泰安里另一部分花园,再变卖自家田产,以所得价款购地皮628方丈,都用来扩建周南女校校舍。曾宝荪一生以教育为业,终身未婚。曾在长沙创办一所“艺芳”女子学校,自任校长,为中国近代不可多得的女子教育家。

湖湘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其风采和精神激励了一代代、一批批湖湘学人投身到经世济民的大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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