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里的“除四害”\“大炼钢”行动

提起所谓荒唐的事，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大跃进”时期涌现的一件又一件新奇的事物，和一个又一个凉人的“奇迹”。这些事物不仅遍布中国的城市乡村，也曾出现在中南海里，只是中南海里的人虽然积极地投入这些新奇的事物，却最终没能创出惊人的“奇迹”来。在中南海里，孩子们对大跃进最直观的认知，就是“除四害”和大炼钢铁。

中南海里除“四害”

当时的“四害”，是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老鼠消耗粮食，啃噬衣物，传播疾病；苍蝇、蚊子亦是病菌的主要传播者。

中南海最初的灭蝇运动，是每人发一把铁纱苍蝇拍。一到休息时间，西楼的人们就到楼外草坪上去打苍蝇。春季，苍蝇刚活跃起来，起动还不快，好打。而且还未到繁殖的旺季，这时打一只母苍蝇，据说相当于消灭万只。灭蝇的人各持一个用纸叠成的盒子，也有的人用空火柴盒。每打死一只苍蝇，就拣起来装到盒子里。每晚提着纸盒找管卫生的人报数，管卫生的人再统计上报。有的人一天能打死多只，积极投入者则有消灭几十只的。统计完数字后，苍蝇就被集中火化。后来，因这样统计方法不卫生，就不必再收集死苍蝇了，每人只要报个数，统计上报即可。

春天的中午，在暖烘烘的阳光下，蹲在草坪上打苍蝇，既休息，又灭蝇，还能进行充分的日光浴。孩子们也在大人的宣传下，拿起了苍蝇拍，有空就满院子找苍蝇打。一个春天下来，每个单位都能消灭几万到十几万只苍蝇。

天气热起来后，园林工人要给树和花打灭虫药剂，对苍蝇也是一次大清剿。再往后，也不光是用苍蝇拍打了，专门制作了捕苍蝇的笼子。笼子是用纱网做的，外面方形，里面有个直圆锥形的口，底下放一个鱼头或鱼尾作诱饵，苍蝇飞进去就飞不出来。

灭蚊的行动，不像灭蝇那样各自为战，而通常是集体进行。一方面是大家动手，铲除杂草，填平户外的脏水坑，使孑孓没有孳生的环境。另一方面就是喷洒和燃烧药物熏蚊子。熏蚊子是划片由各单位分工负责，在统一时间里点燃“666”粉剂。除了在中南海熏，还在中办管辖的玉泉山、新六所等处熏。

因为是长年不太住人的老房子，又多是地板地，地板下有阴暗的空间，天花板上也是无人触动的灰暗空间，使老鼠能不受干扰地生存，所以中南海里老鼠不少。旧房子里的老鼠，还钻进后来新盖的楼房里，刘少奇就曾在自家居住的西楼甲楼里，亲自捉到过一只老鼠。

灭鼠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撒药毒杀。这项工作进行了好多年，每年春秋季节，都由机关里发鼠药。还有专人指导用药方法，各单位都动手，把药撒在办公室、库房和宿舍的隐蔽角落。撒药后，要把存水和盛食品的器具都盖好，不能让吃了药的老鼠喝到水，吃到食物，使之尽快死亡，也避免人中毒。最初撒药毒鼠效果明显，一两天后，到处可见死老鼠。

“苦战三天，彻底消灭麻雀”

50年代中期，各地反映麻雀祸害庄稼的说法，或通过群众来信汇编，或通过某些人的议论，陆续传到毛泽东耳中。这些议论和“麻雀成群，一起一落，粮食上万”的文字，使这位最熟悉中国农村、最关心农民疾苦的伟人深感不安。

从此，毛泽东开始以他独特的调查研究的途径和办法，思考和酝酿如何对待麻雀的问题。1955年，当毛泽东酝酿起草农业十七条时，就考虑要将消灭对国民生存和健康有较大危害的动物昆虫的内容列入。于是，在农业十七条草案中，有了如下内容：

“(十三)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

“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然而这个《纲要(修正草案)》直到1957年仲秋，才提交全国人民讨论，于当年的10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此时的第27条，已经修改为“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

在上海市，发起了两次灭雀大战，共灭雀686172只。北京市也不愿居人之后，提出了“苦战三天，彻底消灭麻雀”的口号。口号一出，北京市民统一行动，停工停业，人人上阵，对麻雀进行全面围剿。方法是各尽其能，各显神通，以各种器具轰打麻雀，使麻雀不停地飞，无法落地和吃到食物，最后累裂了肺而死掉。

这一天清晨7点钟，四处敲锣打鼓放鞭炮声和人们的叫喊声，就传进了中南海。当各机关的人带着红旗、长竹竿、汽枪和鞭炮登上各自的办公楼顶时，看到红墙外四处的房顶上都站着人，都手执各种颜色的旗子、扫帚、毛巾、衣服或布条吆喝着，敲打着锣鼓和脸盆，整个北京像开了锅一样翻腾起来。

中南海里没有那么多锣鼓和鞭炮，也不能老靠嘴喊，就学着外边的人，找来自家的脸盆敲打起来。落在远处的麻雀，就用“二踢脚”对着它们轰，或拿汽枪打。开始两个小时，参加者们觉得很有趣，也很兴奋，大家戏闹着，轰赶着。谁要有放汽枪和爆竹的瘾，也可尽情地多放几下，敲打脸盆和呼喊也挺有劲。

一群一片的人们大声呼喊着，通报信息：“喂，有两只麻雀飞到你们管区啦，请你们注意啦!”等到将近中午时，多数人累得口干舌燥，再也不想多说话了。但有麻雀飞过来时，还是拼力轰赶。中午轮流吃饭，以使麻雀得不到喘息的机会。饭后，人们也不肯休息，坚守岗位继续战斗。

中南海的许多孩子，都加入了大人的队伍。男孩子们更灵活，有的爬到了树上，有的爬上了房顶；女孩子们多拿起脸盆，从自家的院里敲到了院外。也许是由于生活在中南海常常要考虑种种规矩，几乎没有这样毫无拘束、淋漓酣畅地纵情过，所以孩子们都异常的亢奋。

陈毅的女儿陈珊珊回忆当时看到的情景：麻雀已经在视野里消逝了，可孩子们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敲着脸盆。男孩们则还赖在房顶树上不愿下来。也可以在大人面前公开使用平时不许玩的弹弓了，偶尔有飞动的鸟掠过，便马上瞄准射击。

到下午一两点钟后，因为麻雀始终处于不断飞行状态，无法停留在房檐或树梢喘息，开始精疲力竭而坠落，它们在楼顶或地上，再也轰不走了，人们便用手去抓麻雀。再以后有的麻雀飞着飞着就自己掉下来，摔在地上死去了。

这样整整忙了一天，到天快黑时，才罢战收兵。各单位清点武器，准备的鞭炮和汽枪子弹，都消耗完了，有的人的脸盆已被敲破，战果则是捉到的和拾到的、最终都累死的几只麻雀。到了晚上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在先农坛、天坛围歼麻雀的镜头，那真是大获全胜，粘网麻雀，一网就能捕几百只，上千只。汽枪队员，每人也都有一大嘟噜猎物，死麻雀装满了几大卡车。

在中南海里围剿麻雀的大战进行时，有关方面还派去了摄影师和记者，现场拍摄了纪录片。当时刘少奇正好出甲楼散步，附近围剿麻雀的人们见到刘少奇，以为他也来参加打麻雀，顿时情绪高涨，这一幕被摄进了镜头里，后来放映的这部片子里解说词说：“中南海消灭麻雀大会战，是由刘少奇委员长督阵，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果。”二组的人认为如此说法与事实不符，立即向有关方面说明，刘少奇是在散步，而不是去督阵的。中南海里也建起土炼炉、炒钢炉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而当年鼓足干劲的8个月里，才生产出450万吨钢，还剩下不足4个月，却要生产620万吨钢，人的精神意志热度，已经超过了炼铸钢铁的热度。要实现这个难以企及的指标，只能寄希望于运动和高潮。于是，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其他行业“停车让路”，全民大炼钢铁。一座座土高炉、炒钢炉堆砌了起来，不仅遍布山间、田野、街道、学校，也建起在中南海里。

中央办公厅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就设在了位于丰盛胡同的中直党委。中南海里的中办各单位，都有一名干部任炼钢负责人。政治秘书室的土炼钢炉，建在来福堂东，居仁堂西的甬道边。离他们不远，是“后楼”的土炉子。中办后楼炼炉的炉长是鲁琦，炼钢总指挥是后楼工业组的组长贾步彬。中办机要室的土炉子，建在了西楼西墙外，在收发室南边。中办警卫局的土炉子则有几处，万善殿、东八所附近都有。

炼钢需要原料铁，开始的时候，都靠各单位自己想办法搜扒，许多人把自家的一些金属器具捐了出来。但这不够，就到处踅摸，简直到了看见什么和金属沾边的东西都想往回敛的地步了。为了找废铁，中办秘书室的炼钢负责人，带着人把游泳池的大门给卸了。那是一扇大铁门，岗哨开始不让卸，秘书室的人说：“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啦，大炼钢铁是谁发动的，被摆在怎样的高度啦，你还不支持我们?”哨兵不好再说什么，让他们抬走了门。门被砸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当了炼钢的原料。

所有的人都有很高的热情，但对炼钢实在是一窍不通。首先是不会建炼钢炉，所有的炉子，中心就是一个坩埚，放入焦炭和碎铁，外面用耐火砖包上，在里面点火冶炼。坩埚很贵，因为叶子龙跟着毛泽东到处走，方方面面的人都熟悉，还是他通过关系搞来的。焦炭点着后，火力不够，烧不红铁块，人们就轮流抱着铁管子用嘴吹火，根本无济于事。又请木工做了木风箱装上，由几个人轮流拉风箱。总算把废铁烧红了，还是达不到熔化的温度，炼不成钢。

后来，秘书室的人，在静谷的旧院落踅摸废铁时，翻出了一台八马力的旧鼓风机，搬到了土炼炉前，接上电源，呜呜一吹，焦炭和废铁块渐渐被烧得白亮亮的了。人们仿佛看到了成钢的希望，所有的单位都设法找来鼓风机，几处有土炼炉的地方，昼夜呜呜鸣响。几位住在中南海里的首长，被吵得难以工作和休息，夫人们对此提出了些意见。但为了“元帅升帐”，首长也只好自己克服克服了。

火一烧起来就不能灭，要直到一炉钢炼出来，24小时不能离开人。为了方便炼钢，秘书室的人在怀仁堂前，用苫布搭了个大棚子，刚从土炼炉倒班下来的人，就在这里休息，家都顾不上回了。

那时，董必武家刚搬进中南海还不算太久，秘书室的土炼炉和这个苫布大棚，就距他家面南的门不远，他女儿董良犟说：“刚进中南海就赶上消灭蚊蝇，打麻雀，大炼钢铁一连串的运动，都在我们家门前热闹过，所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秘书室的干部就这么炼了10多天，中办炼钢指挥部一个劲打电话问，可一斤正经钢也没炼出来。请来懂行的人来指导，来人看了看说，这样根本炼不出钢。但他们根据现有的条件，提议可以炒钢。

有关方面立即请来人，讲授炒钢的简单原理和操作过程，原理谁也没真正理解，但操作过程还是大致能重复了。在来人的指导下，改造了炉子，就开始了炒钢。还是叶子龙的关系，机要室弄来了一大货车的焦炭和铁料，都是比较好的原料，各单位都到机要室去分一杯羹。

炒钢是把砸碎的铁料和焦炭按一定比例放入炉中，达到一定的温度后，人们就手持钢钎来回翻搅，使炭渗到铁里，实现铁到钢的转化。后来中南海里各单位大都是变炼钢为炒钢。

“我们炒出钢来了。”中南海里的各单位纷纷向中办炼钢指挥部报捷。其实那炒出来的根本不是钢，依然是四不像的铁疙瘩，但看上去稍微整齐好看一些了。指挥部通知各单位，把炒出来的这些铁疙瘩集中在一起，由国家有关部门来收购。秘书室的成绩不小，卖铁疙瘩卖了500多元钱。

当时天津生产的黑白电视机，600多元一台。秘书室的炼钢负责人询问，厅里面能不能再给补助几十块钱，让秘书室再添置一台电视机。当时中南海里行政管理、开支方面的事，都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负责。汪东兴走后，警卫局改称管理局，由原来的副局长罗道让负责，他随即同意了。后来秘书室值班室内的电视机，就是这样来的。

就在所谓的“炒钢”出了一些成品后，毛泽东到中南海内中办系统的几个炼钢点视察了炼钢的情况。他看到了合格的堆放着的比较整齐的铁疙瘩，虽然没说太多的话，但人们看见他脸上洋溢的满意和兴奋。在机要室的炼炉前，他还和正在炼钢的机要室干部们合影留念。

住在中南海北面国务院区域的孩子说：“国务院机关也砌了炉子。就在中南海门诊部和工字楼宿舍附近。人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很积极，把区域里的几个铁栅栏门，都弄去炼钢了，结果把本来挺好的东西，炼成了废物。”

然而国务院有国务院的便利条件，他们专门从冶金部请来了专家指导、检验。专家的意见也是这样根本炼不出有用的钢材。邓颖超秘书张元的女儿箫远音说：“看见机关干部们在那里炒钢像在大锅里炒菜一样，我大开眼界，钢铁竟然能这样炒出来。”中南海的孩子们参加学校里的活动

中南海里稍微大一些的孩子，不仅是在回家的时候，看到了中南海里鼓风机呜呜作响，成人们忙碌炼钢的热闹场景；而且在各自的学校里，亲身参与了大炼钢铁的运动。

北京十三中的一个小土炼炉，在东校门外的一块三角形空地上，那是邓朴方和同学一起垒起来的。土炉的炉型，是他们开动脑筋自己设计的。砌土炉的砖，是学校组织学生到北京旧城墙上去扒的古城砖。如今这类行为要被视为暴殄文物，会依据文物法受到制裁。

学生们像蚂蚁运石一样来来往往，把一块块青灰色的、历尽沧桑的巨大城砖，一块块背回三角地。小高炉砌好后，学生们把各自从家里贡献来的铁锅、铁铲等各种铁器，纷纷扔进炉膛里，点火燃烧。

邓朴方的那辆半旧的自行车，被同学们搬到炼炉旁边，连接在一架自制的“鼓风机”上。同学们不停地转动车轮，给炉火吹风送“气”。就这样，烧啊烧啊，大半夜过去了，学生们一个个困得熬不住了，倒在炉边昏昏入睡。

炉火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熄灭了，学生们则直睡到红日喷薄欲出，大地苏醒，才睁开惺忪的睡眼。“快来呀，看看咱们自己炼的钢!”他们急切地扯着嗓门大声咋呼。他们扒出了一块黑乎乎的疙里疙瘩的硬玩意，样子丑陋，令人大失所望。有人把它拿到手里掂了掂，分量还挺重。“这是钢吗?”凭借他们头脑中已有的知识，他们已经清楚这不过是一块成分杂的废铁锭。

“都是因为咱们没有吹氧机。”有人自言自语地分析。

陈毅的儿子陈晓鲁说：“中南海里的大炼钢铁我们没有参与，我们主要还是参加学校里的活动。开始是找耐火材料，砌炉子。我们满街找，从在西四的我们学校男四中，一直找到了虎坊桥，坐车也有将近10站呐。”他们在那儿看见一堵墙，砖是黄乎乎、麻拉拉的，很像耐火砖。于是，他们就把那堵墙给撬了，每人搬了几块弄回学校。学校里懂行的人一看，就说这不是耐火砖，是煤渣砖。炉子砌好了，陈晓鲁他们随即开炼。放多少斤焦炭，放多少斤矿石，放多少斤废铁，他们按一定的比例配好，就加温炒钢。

“刚上初中的我们，还没资格动手炒，那是高年级的事，我们只是设法收集些废钢铁什么的。那时，看见钢铁就敛吧，我记得四中有辆教学用的汽车，在那段日子里，水箱不知让谁给拆走炒钢去了。现在想来真是荒唐，尽干得不偿失的事。”

还有许多孩子，虽然没有在大炼钢铁的过程中，亲自动手操作。但他们仍然为之尽了力，把自己的东西捐了出去。胡木英说：“我把当年育英学校发的那个铜脸盆，给捐出去了。”笔者家中也有一只铜脸盆，也是在那场运动中，被砸碎填进土炼炉的肚子里。

(摘自《各界》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