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对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与超越

摘要：陶行知把杜威关于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论述“翻了半个筋斗”：“教育即生活”改造为“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变成“社会即学校”。他还提出“职业教育是第二期的或继续的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乡村学校是中国改造乡村生活唯一可能的中心”和“教育与农业携手”，发展了杜威“职业教育为公共利益而产生”的思想，并把其影响扩大到了中国广大乡村，是杜威的中国信徒中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教育理论，使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实现本土化的范例。

关键词：陶行知；杜威；职业教育；思想；发展；超越

作者简介：彭干梓，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卢璐，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夏金星，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９.2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５１８（２００８）０９－００５６－０４

一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延续性，起初往往是向先进国家学习和引进，经过本土化改造之后，才能植根于本国文化之中。作为后发展国家的共同经历，现代教育基本是引进、学习西方文化的产物。从引进到本土化，往往是指发展中国家接受或采纳西方先进教育制度，并形成自己独立体系的发展过程，它当然也包含了创新与超越。

陶行知是杜威的中国学生中第一个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教育理论，并且探索把杜威的影响从城市扩大到乡村的人。他对杜威的理论不是盲目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和中国的国情有所创造与发展，这种发展深得杜威精髓。他的“生活教育”思想是杜威经验主义教育思想的象征，“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也是杜威实验方法的具体应用，他在南京晓庄的试验将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扩大到中国广大农村。他的“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则是抓住了杜威“职业教育之精义”，绝非杜威思想的简单翻版，而是对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发展。本文着重研究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发展与超越，特别是他的生活教育、职业教育和乡村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念“翻了半个筋斗”

陶行知（1891-1946），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成就卓著的民主主义教育家。1910年入金陵大学（南京）文科。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同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陶行知在归国途中就满怀豪情地表示：“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1}自此以后，便全心地投入了为建立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教育改革运动，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断探索，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学中做”的理论修正改造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者互相关联的系统生活教育理论。

杜威与陶行知既有师承关系，又反映了出身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家不同的教育理念。陶行知强烈意识到中美之间的社会和教育条件存在极大的差异，美国的教育模式并不适于解决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他开始对杜威的理论采取实践、分析、批判、创新的态度。他重新定义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并阐释了改变认识的过程：“我可以说‘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方向是‘生活即教育’”。{2}他说：

教育即生活这句话，是从杜威先生那里来的，我们过去是常用它，但是，从来没有问过这里边有什么用意。现在，我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3}

“学校即社会”也就是跟着“教育即生活”而来的，现在我也把它翻了半个筋斗，变成“社会即学校”。整个的社会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4}

这两段话是1930年3月在晓庄学校主办的乡村教师讨论会上，针对中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根本无法普及学校教育，必须把办学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更多的教育材抖、更多的教育方式、更多的教育手段、更广的教育环境、更多的学生和教师的整个社会，使广大劳动者不进正规学校也有受教育的机会而说的。陶行知还用经典而又生动的比喻，来论述这一改造的重要意义：

我还有一个比方：“学校即社会”，就好象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它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要先做到“生活即教育”，然后才能讲到“教育即生活”。要这样的学校才是学校，这样的教育才是教育。{5}

陶行知主张“教育立国”，提倡现代教育，既“反传统教育”，又“反洋化教育”。他认为“反洋化教育的用意并不是反对外来的知识。我们对外洋输入的真知识是竭诚的欢迎。但是办学校一定要盖洋楼，说洋话，用洋书才算是真正的学校，那可不敢赞同”。“中国是个穷国，那能禁得起这样的浪费。在这方面的浪费，在另一方面的教育便没有钱办了，结果是成了少数人的教育”。{6}中国要真正普及教育，一是要省钱，二是要省时间，三是要通俗。在经费、师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普及教育的计划必须“建筑在极端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反对以城市为中心，用浪费的方法，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小姐、少爷、书呆子教育；反对一切形式的精英教育。他还认为，仅靠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是不够的，“依照老法子，每年只增加几十万学生，而人口增加倒超过十倍之数，那是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7}

二、“继续的平民教育”与“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

1919年至1921年，杜威在华期间，以《教育与实业》为题发表的在苏州和福州有关实业教育的2次演讲；以《教育哲学》为题在南京的长篇演讲中，对职业教育所作论述；以及1920年5月30日至6月在中华职教社等处，分别以《职业教育之精义》、《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关系》、《专门教育的社会观》等的演讲，对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了重要论述。陶行知则是从1917年从美国回来至20年代初期，较为集中地发表了关于职业教育的论述，从中可以清楚看出相同的思想脉络。

1．“普通教育的职业化”与“继续的平民教育”。杜威在《职业教育之精义》中指出，职业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职业教育指“普通教育职业化”，“就是要把普通教育来改造一番，使一切普通学校中的科目，渐渐和社会的实际生活接近，两方面生出密切关系”。“至于今天开会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一个职业学校，却是偏于狭义的职业教育。就是使这职业学校的学生，学到一种智识，练成一种技能，可和社会生出一种更密切的关系”。杜威提倡一种新式学校，“要使一方面是学校，一方面是工场商铺，两者衔接”。“这个学校收高小毕业或中学肄业的学生，在读书之余，送到工厂去实习。实习的时候，不但教授一种技能而已，若机器的性质、科学的基础、学理的应用，没有不详详细细的指导研究”。他说：“我这个大计划，可用极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就是：一切的学校即是工场、商铺，一切的工场、商铺即是学校”。{8}

他还说：“教育的发展，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总要学说与实验同时举行，不要专讲学说，不要专运用脑筋，也要用手；因为有了学说就要施行。从前相传下来的教育，不过注重文章方面，不去实验，那是没有用的。专门读书不去力行，是贵族教育，他们以为用力是可耻的事，所以思而不行，更不从事研究种种职业和技能，所以变成抽象的贵族教育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要生关系，普通教育要有职业教育去帮助它，职业教育要有普通教育去救济它”。杜威强调，职业教育的计划在原理上讲有两个要点：一是打破社会上智识界和劳动界的阶级，使以后的社会上没有劳心劳力之分；二是职业教育为公共利益而产生，它不仅增加个人的生产力，使得谋生容易，工资增加，还要“从社会国家着想”，“增进社会一般人的生活程度，使全社会的人大家享受着幸福”。{9}

陶行知在一系列文章中，针对我国传统教育割裂教育与社会实际的联系，所学不切实用，使手与脑分离，智识阶级与劳动阶级分离等问题，也极力主张用欧美国家的新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造，他说：“欧美之职业教育，吾国曩未之行，此则急宜酌采者也。”{10}他坚持杜威上述关于职业教育的两个基本论点和“普通教育的职业化”，并把杜威所认定的“学校教育不应该都是职业教育”，但“一切教育都带有职业性质”，“小学里无论什么科目，都和将来成人后的职业教育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凡是科目都要实用，都能够使人的性格完满发展”的观点，{11}用以促进平民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

陶行知不是以平民教育来排斥职业教育，相反，提出“职业教育是第二期的或继续的平民教育”，主张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中华职业教育协力提倡职业教育”，{12}并在社内设职业教育委员会，以研究平民职业教育为宗旨。中华职教社也确实为陶行知所组织的平民教育第二期准备了《平民教育小丛书》。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这种分工协同的关系，是不同教育界人士，在中华民族教育的共同召唤下，紧密团结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不同派别教育团体为民族利益而互相扶助、互相配合的一段佳话。{13}

2．“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杜威强调职业教育的计划在原理上讲有两个要点：一是打破社会上智识界和劳动界的阶级，使以后的社会上没有劳心劳力之分；二是职业教育为公共利益而产生，它不仅增加个人的生产力，使得谋生容易，工资增加，还要“从社会国家着想”，“增进社会一般人的生活程度，使全社会的人大家享受着幸福”。{14}“职业教育的要旨，在乎用科学方法，提高一国的经济状况与国民生活。无论受此种教育，与办此种教育的人，其宗旨既为改良一般人的生活与经济状况，有了这一个心理，便近乎为一种公益有利的事业”。{15}

杜威认为：“人若无相当的职业，便可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寄生虫，在社会中吸收社会的精髓；因为他不能贡献些利益给社会，并且还要社会来供养他”，中国的旧式教育以毕生的心力，“以成就一士君子的资格；不但不耐劳动，并且成了一个普遍心理，就是鄙弃职业”，杜威列举欧美类似的情况，并且拿英文字School（学校）的来源作证。School的希腊文原意指“闲雅无事”，当时的学校都只考究“闲雅”的学识。{16}

陶行知则认为“职业作用之所在，即职业教育主义之所在”，他进一步从职业教育的功能作用着眼来赋予职业教育以理论根据。在1918年发表的《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他认为“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生利有两种，一曰有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是；二曰生有利之事，如商通有无，医生治病是。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故生利之人都是职业界中人，不能生利之人，皆不得谓之职业界中人；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17}这一剖析无疑更加明白清晰。

陶行知号召职业教育工作者解放读书人的双手，他说：“中国读书人不去生利，是一个不好的现象。现在的教育者要把他们的头脑灌输成科学化，使他们为自己创造，为社会创造，为国家创造，为民族创造。更要把他们一双手解放出来，使他们为自己生利，为社会生利，为国家生利，为民族生利，这才是对的”。{18}这意味着不仅仅把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理解为个人，而是要视为一种能为社会国家民族服务的功能。与杜威所说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要“从社会国家着想”，“增进社会一般人的生活程度，使全社会的人大家享受着幸福”完全一致。其不同之处在于他以能否生利作为区别职业与非职业，职业教育与非职业教育的标准。这个观点经过陶行知提出，和他在与主张职业教育是“生活主义”、“衣食主义”进行对比中的充分论证，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界对职业教育功能的一致认识，为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职业教育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

三、“教育与农业携手”，“学校应当做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在平民教育运动多年以后，陶行知逐渐认识到美国的教育模式并不适于解决中国乡村的贫穷和落后，因此，他决然放弃了都市化和西方化的价值取向，将视线由城市转向农村，开始更具现实意义的乡村建设工作。他是第一个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由中国城市扩展到农村的人。按其设想，他选择了南京城郊设立了一所试验学校——晓庄师范。

1928年3月11日，晓庄师范正式成立。与民国时期其他学校相比，晓庄有许多独特之处：其经费来源全部为民间捐赠；校舍由师生自己参与建筑，且名称新颖，如犁宫（大礼堂）、书呆子莫来馆（图书馆）等；教学内容则包括师生共同开荒种地、烧饭、盖草房、说书、演戏、办民校等……，别开生面的教学方式开创了乡村教育的新模式，使时人为之耳目一新，前往参观者不绝于途，冯玉祥、吴稚晖，甚至蒋介石、宋美龄等军政要员也前往考察。1929年下半年，实验主义教育理论的发源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克伯屈教授在参观晓庄之后，将陶行知在晓庄的实验作为超出杜威的事物而大加褒扬，{19}使陶行知及晓庄实验斐声海内外。

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实验的目的不仅限于训练职业化的乡村教师，而是改造社会，重建乡村社区。他设计了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结合，以学校为中心，以教师为指导，积极参与乡村社区生活的乡村教育发展道路。他还认为乡村问题是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城市不仅将乡村远远地抛在身后，而且带走了乡村中的人力和物力。解决方法在于农村教育运动把解决人民实际生活问题作为首要任务，使人才回流。他说：“我深信乡村学校是中国改造乡村生活唯一可能的中心”。{20}“学校既是乡村的中心，教师便是学校和乡村发展的灵魂。教师的人格影响于学生和乡村人民很大”。{21}实际上，陶行知关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思想，与“二战”后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一致的，从发生的时期看，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者还要早几十年。

对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来说，强调职业教育的生利功能，即经济功能，具有深远的意义。陶行知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的出路之一是必须创造一个富裕的社会，相应地，教育的出路是教人创造富裕的社会，而不是创造富裕的个人。他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仅仅成为少数人发财致富的工具，以致贫富阶级因教育而愈隔愈远。陶行知要求教育教人创造工业文明，创造合理的机器文明，引导中国这个农业国在合理的工业上出头，最终由农业国成为工业国，农民成为工人。工业化社会是富裕的社会，社会既富，则在社会里的个人自然而然地富了，这样不会出现贫富差距和社会对立。

陶行知认为，在实现工业文明过程中，“必须注重有驾驭自然的力量的科学”，“科学是工业文明的母亲”。“现在中国和外国物质文明的高下，都从这利用天然界能力的强弱上分别出来”。他强调，自然科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自然科学在农业工业上的应用，必须经由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乡村学校必得注意生物学，生物学是乡村学校培养科学头脑最简便、最省钱、最有趣味的科学，不注重生物学，便不成为乡村学校”。{22}

陶行知关心如何把自然科学原理应用到农村改造农业，认定这离不开教育作用的发挥。他呼吁“教育与农业携手”，认为过去农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了促进的媒介”。依靠农业教育，传播选种、调肥、预防虫害等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增进农民的生产力”，这样教育就成了生利的教育，农业教育的经济功能在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也得到实现。{23}

陶行知的农村职业教育实践活动和理论，不仅在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重大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周恩来选集》，首次披露了毛泽东提出关于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中心思想的源由时说：“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24}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上世纪多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从模仿日本学制、学习美国经验和移植苏联模式，这种“拿来主义”，具有强烈的外来文化导向和外源性特征。但不应忽视的是，在深厚的中国文化的根基上，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嫁接，所产生的内在动力和内在变化——内源性生长，即本土化发展与改造所具有的自身动力。特别是五四之后，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新文化的任务，中国教育家在不同方向上融会中西文化，将外来教育资源本土化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成为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陶行知创建的“生活教育”和职业教育理论，就是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综观陶行知的一生，职业教育并不是他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主要内容，但他在中华教育社成立初期，有关职业教育的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思想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意义。

陶行知以十余年从事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与乡村建设工作的经验为依据，以前人的哲学成果为借鉴，在大胆推翻传统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新式教育思想。但陶行知并不否认其与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存在着的密切联系，他说：“没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在前，决产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25}因此，他被誉为“杜威在中国最具有创造性的学生”，“在教育理论的建设上，将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与中国实际相融合、最有影响和最成功的代表。”{26}

注释：

{1}陶行知年表.陶行知全集［M］.卷9.成都：四川教育出版.1991：735.

{2}中国现代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384.

{3}{4}{5}{12}{13}{17}{18}{20}{21}{22}{23}陶行知全集［M］.卷2：491.卷5：55-56.卷2：404.卷1：65.卷1：663.卷3：509.卷1：13-14.卷2：361.卷8：280.卷8：280.卷1：101.

{6}陶行知.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战时教育［J］.卷4. 1939：3.

{7}陶行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81.

{8}{9}{10}{11}{14}{15}{16}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法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演讲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84.593.527.584.584.596.597.

{19}陶行知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449、451.

{24}周恩来.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选集［M］.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33.

{25}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426.

{26}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