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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乐文:儒家思想无法代替其他思想

发布时间:2022-04-01 11:11:37 | 浏览次数:

“我研究中国的儒家,主要对当代新儒家有兴趣。”施乐文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说,“不过,我现在主要是研究中国近代史。”

53年前,施乐文来到中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外国留学生。“那个时候很多人说我是傻瓜,因为刚刚爆发朝鲜战争,去中国似乎意味着送死。”他笑着回忆说。

1931年施乐文出生在波兰南部地区,“二战”期间他的家乡被德国人占领,凡是抵抗人士都被杀害了。战争期间,不屈的波兰人建立了地下秘密中学,冒着发现就枪毙的危险开展教育工作。施乐文在地下学校完成了中学学业,战争结束后进入波兰历史最悠久的大学——雅盖隆大学,而后留学中国。

当时中国和波兰关系非常好,施乐文在中国度过六年美好时光,而且结识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姑娘。经过周恩来总理批准,两人结婚,一起回到了波兰。回国后,施乐文在华沙大学任教。1980年他成为波兰科学院的院士,至今仍在那里工作。

qm~(jbߊz6vMaw_yiuiiMiu<iM}_iwF检查制度,私人可以办报纸,国民的民主权利大大增强。

《财经》:转型时期的私有化常常有暗箱操作。在波兰转型期间,是否有一些人利用权力和关系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的财富?

施乐文:现在做不到了,转型之初的时候是有的,一些高高在上的人利用权力,廉价购买一些破产的国营企业,自己当老板。这只是一部分,不能说所有的私营企业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有的企业是从零开始,慢慢做大,也有的企业破产了。总之,各种情况都有。

《财经》:在转型之前,工人罢工被镇压,甚至有主教被暗杀,但凶手和指使者并没有受到惩罚。例如, 雅鲁泽尔斯基虽然被送上过法庭,可是一直没有被判刑。为什么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呢?

施乐文:雅鲁泽尔斯基曾经被送上过法庭,可是拖了很多年也没有结果。他现在已经90多岁了,又老又病,上帝会解决问题的。

和平转型是通过妥协的办法解决历史问题。和平转型就要妥协,不能今天妥协了,明天又反悔。肯定是有一些正义得不到伸张,但历史是可以记录的。比起判决来,社会评价更重要。

《财经》:您的观点特别引人深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历史的审判比当下的审判更重要?

施乐文:可以这样说。所以波兰出版了很多历史书,都是记录过去的。例如,和苏联共产党比起来,波兰共产党没有大规模杀过人。执政初期有一部分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缺衣少食。很奇怪,年轻人死亡得比老人还要多。这些都被记录进了历史。

《财经》:您很早就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当时对这些东西是怎么认识的,您相信过它们吗?

施乐文:有很多东西我们慢慢地才知道的。像我们现在这样谈话,在上世纪50年代是不敢想象的,因为会有人告密,然后被抓进去坐牢。在我周围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也有神父被抓,其他党派的人基本上都被抓了。

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在18世纪、19世纪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暴动去改变制度。但是革命理论东西本身带有偏差,革命者把理论的假设直接用于生活、经济、社会中去,很多问题就出现了。比方说,没有商品怎么能搞好经济呢?

马克思搜集来了一些资料,说人类社会分为五个社会阶段,这是不符合大部分世界的,拉丁美洲、中国、印度、俄罗斯都不是按照五阶段发展。例如,中国秦汉以后的古代社会就不是封建社会。从理论来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应该适合于经济基础。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是不吻合的。

《财经》:在您看来,波兰转型对中国有什么启发呢?

施乐文:我不知道有没有启发,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每个国家都有太多的因素,每天都在变化。而且在别的国家发生的变化,还可能影响着另外一个国家。

但我觉得,应该交流这方面的思想,要知道别人怎么解决具体问题,可以少犯一些错误,但并不等于百分之百把一个国家的经验搬到另外一个国度。以前就是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东欧,反而不好。所以我们一定不要重复失败的历史。

“我主张有选择地利用儒家思想”

《财经》:我看您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发表过研究儒家的文章

施乐文:有一些。儒家思想是古典的思想,对社会治理很有用,不仅对老百姓有好处,对官方也有好处。儒家提倡孝道,尊敬老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孝道,一个人的晚年是很可怜的。国家再出钱,有些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对于官方来讲,提倡对国家“忠”,这样便于管理。

我主要是对当代新儒学感兴趣。当然,我知道在中国对新儒学有很多批评。

《财经》:和孔子的思想比起来,新儒家极力与现代社会融合,但是似乎效果不佳。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儒家里面没有民主、自由、科学等现代的思想因素,很难适应现代社会要求,也难以承担起中国现代化的责任。

施乐文:要求儒家思想里有民主、自由、科学等现代思想,这是做不到的,因为那是2500多年前产生的思想,不能苛求古人。

不过,也不能说儒家里面完全没有现代思想,“有教无类”就是平等,尽管这种平等是有限的。儒家思想并不妨碍民主化,也并不妨碍自由主义的思想。台湾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那里有37年的军事管制,但是1986年以后实现了民主化,同时依旧主张儒家思想。除了台湾地区,日本、新加坡、韩国也是成功的先例。

我主张有选择地利用儒家思想,而不是全盘照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也没有别的历史思想资源,同时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包含儒家思想,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如果一段时间弃之不用,那么现在恢复也是有道理的。

《财经》:您对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怎么评价?

施乐文:确实过火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吸收一些西方的文化、科学、制度等,如果不批判传统思想,就不可能改变。所以,我理解那一代人为什么严厉批评“孔家店”。

1949年以后的30多年里,共产党比五四的时候更彻底,对于儒家思想不是批判,而是根本否定掉了。这对中国搞现代化不利。

《财经》:在您看来,儒家可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

施乐文:当然可以发挥,而且是唯一可以用的资源。在波兰和欧洲其他国家有宗教资源,但是中国没有。

现在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现象非常严重,这有各种因素,多年的战争影响社会道德,“文化大革命”也导致道德水平下降。但是依靠新儒家思想还是可以改善。有一部分社会问题不能靠法律制度来解决,必须是通过人的思想来改变。

《财经》:这样的过程是很长的,大陆和台湾不一样,五四运动的时候批判儒家,1949年以后又完全抛弃,儒家文化的基础已经非常薄弱了。

施乐文:上世纪50年代有很多新儒家思想的学者,像唐君毅、徐复观这些人很严厉地批评台湾的独裁制度。1958年他们在香港发表《中国文化宣言》,虽然说的有道理,但是没有人听,没有回应。

新儒家思想完全不妨碍民主化,而且民主化也跟儒家没有对立。新儒家的思想现在采纳就行了,可能不一定马上就有结果,但会逐渐发生作用,所以不能轻视它。

儒家思想无法代替其他思想

《财经》:但是也有人认为,儒家思想“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大可能发挥作用,可以引进宗教。

施乐文:宗教如果没有断绝的话,现在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但是1949年以后断绝了,现在恐怕难以发挥太大作用。

匈牙利也有很多年的专制,对宗教进行破坏,但是这种做法是没有远见的,反而引起了人们对宗教的同情和对执政者的反感。

《财经》:和悲观的观点相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一些学者鼓吹说,中国的儒家思想将来会在世界传播。

施乐文: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世界思想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儒家思想不可能来代替其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民主思想,也不能代替天主教、伊斯兰教、新教,等等。

孔子学院对国外教中文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方式,效果还是不太好,它只是教一点很浅显,也非常有限的东西。可能是因为没有理念和人才。总的思想是好的,但还是必须要下功夫,要有最好的人才介绍中国文化,但也不要幻想儒家思想代替其他思想,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很反对西化,说西化是不对的。但是实际上中国从来也没有全面西化啊。

《财经》: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思想解放,开始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和思想。

施乐文:我赞成这种做法,因为从长期来看,传统文化并不妨碍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东亚一些国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过去搞闭关锁国,是不对的。不应该闭关,而应该开放。中国改革开放,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这是邓小平的功劳。当然,每个人都有问题,邓小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财经》:和否定传统思想一样,中国的历史也被随意书写。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现在有些人仍然讳莫如深。

施乐文:以前关于历史的书写基本上是假的,没有真的东西。现在很多人开始说一些真话了。历史必须重新写。

为了更客观,我主编波兰文的中国近代史时,就请来各方面的人来撰写。虽然观点不一样,但堆在一起人们就可以看懂。现在中国学者和台湾地区的学者又准备了一部近代史著作,我也准备采纳他们的一部分资料,把它翻译成波兰文在波兰出版。

《财经》:中国历史包袱沉重,面临的现实问题也非常多,社会思想也很复杂,对于未来的走向分歧极大。

施乐文:总的来讲,中国比过去开放得多,人们可以说真话了。我知道中国社会分歧很大,有些人认为,所谓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于中国。

《财经》:您确实了解中国。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影响很大,一些人认为西方的民主跟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国情不适应。

施乐文:台湾完全可以证明,中国文化和国情可以民主化,民主并不存在与中国文化、国情的不适应。

当然,民主化也不能百分之百解决问题,还是要有一定的社会秩序,但是不能按照以往的方式进行严密控制,限制公民的民主权利。有些东西是想控制也控制不了,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即使禁止,人们可以读书,也可以通过电脑学习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

还有一些人认为,民主就是选举,底层可以选举自己所认识的人,上层只能选党派,而且有贿选等问题,所以没有真正的民主。这些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谁也没有说民主选举是最好的方法。

《财经》:丘吉尔说,民主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最不坏的选择。

施乐文:总而言之,最重要的不是执政的方式,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这种执政方式的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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