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秘书工作

报告、文件、造具表册及开会速记。1917年毛泽东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在此之前,总务之职一直由学校学监或教员担任,所以有此开例之举,是与他任文牍期间的出色工作分不开的。

从一师毕业到中共成立之前,毛泽东还担任过许多进步组织的干事、文书。在这些组织中,毛泽东起草了许多文件,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有利条件。

据《新民学会资料》载:“毛泽东、陈亦农为学会干事”,并和邹彝鼎起草了新民学会会章。1920年9月在长沙文化书社召开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被推举为书记干事。同月,在湘潭教育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又被推选为文牍干事,“掌握记录及文书事务”,并起草该会的“宣言书”。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这是我们党有关秘书工作的第一个法规。该法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通信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与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可见,中央执委的秘书权力很大,地位很高,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将由谁来担任呢?从全国各地来参加“三大”的30多名代表心中都在猜测着。

当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选举结果出来以后,代表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会场上一位身穿打着补丁的蓝布长衫、足蹬黑色圆口布鞋的年轻人——湖南代表毛泽东身上。当时他正值而立之年,成功地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而在党内颇具声望,陈独秀在大会的报告中还特地表扬了他的工作,因此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且得票数仅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之后。从毛泽东的能力和表现看,代表们相信他是中央秘书一职的最佳人选。

“三大”闭幕后,紧接着召开了三届一次全会,会上毛泽东果然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就这样,毛泽东便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开始了他的秘书经历。

毛泽东不仅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也可以说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早在党的“一大”上他就担任了会议记录,是“一大”的兼职秘书。而且,他在“三大”后不久还担任了国民党方面的秘书职务。可见,毛泽东与秘书工作是颇有缘分的。

1924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亲自提名他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毛泽东被国民党中央派到上海执行部(负责苏、浙、皖、赣、沪四省一市的党委)工作。2月24日,上海执行部召开首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组织部秘书,代理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就这样,毛泽东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做秘书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秘书职务。当时中共中央机关也在上海,毛泽东将全部身心扑在繁忙的工作上,每天往来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机关,抓紧每一分钟来做两党的秘书工作。

毛泽东对秘书工作认真负责。在紧张工作之余,他非常注意从报纸上搜集信息。他每天利用吃早饭的时间看报,把重要消息记录或剪贴下来。到了机关,也尽量利用工作的余暇认真读报。据当时在执行部工作的一位职员回忆:“他读报的范围很广,无论是什么报纸都读,而且读得特别细心,从评论读到广告,一字不漏。”毛泽东这种勤于搜集信息的精神,值得今天的秘书人员学习。

作为党中央秘书,毛泽东除了做会议记录、管理文件、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等一般秘书工作外,还为党中央草拟了许多重要文件。由他起草或由陈独秀与他联合签署的文件,目前知道的有《中共中央通告》第13、14、15、17、21号,主要内容分别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革命进程,就组织“五一”节活动、反对军阀镇压工人运动、加强党的组织等一系列问题对全党所作的指示。另外,以党中央代号“钟英”签署的数份文件,也都是毛泽东起草的。毛泽东做国民党的秘书,工作就不这么顺利了。虽然有恽代英、向警予等共产党员同毛泽东一道在执行部工作,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权一直由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把持着,他们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持反对态度,仇视共产党,毛泽东在他们手下做秘书的处境可想而知。而共产党内有的同志对毛泽东辛辛苦苦地为国民党工作也不理解,讽刺他是“胡汉民的秘书”。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以革命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荣辱,尽力做好国民党的秘书工作。

毛泽东作为组织部的秘书,第一件事就是国民党老党员的重新登记。为了改组国民党,组织部规定凡是老党员必须经谈话、填表、审查合格后,方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由于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具体经办的,因而引起一些国民党右派的故意刁难。开始登记后不久的一天,国民党老右派谢持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执行部的楼上,猛地一拍桌子,冲着毛泽东大发脾气道:“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了几十年还要填表?”毛泽东知道对方自恃资历老,不屑向自己这样的“毛头小伙子”交代履历,但他却不为所动,毫不迁就地回答道:“人人都要填表,胡汉民、汪精卫都填了。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意见。”谢持无言以对,只得悻悻而去。当时毛泽东为顾全大局,便随后让人给谢持送去一张表,并嘱其向谢持好好解释,放宽了填表时间。谢持虽然不高兴,最后还是填了表。在处理这件小事上,毛泽东既坚持原则,又办事灵活,充分体现了他的能力和水平。

为了防止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捣乱,毛泽东在工作中总是保持很高的警惕性。据当时执行部的职员王唯谦回忆:“毛泽东对任何小事都是留心地观察,看见房间或路上有什么字纸残条,总要捡起来细细地看一遍,以冀发现什么秘密。”因为毛泽东深知,执行部的国民党右派随时都在窥测机会打击共产党人,一旦发生什么泄密事件,便会酿成不测,所以他对保密工作慎之又慎。同时,毛泽东和恽代英等人还两次上书孙中山,控告国民党右派的种种破坏和捣乱行为,致使上海执行部“一切事务几乎停滞”。但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孙中山没有精力顾及执行部的具体事务,使得执行部最终完全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工具。

对此,毛泽东十分痛心,而这时他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策略上已出现意见分歧,两方面的工作都不顺心,加之事务繁重,使得毛泽东身体状况恶化,经常失眠。到了1924年12月底,毛泽东不得不请假回湖南家乡养病。身体好转后又到广州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至此,结束了他为期一年半的秘书经历。

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中曾长期从事秘书工作,创立了文书工作的一系列制度,对党的秘书工作有很大的贡献。

毛泽东有一手漂亮的书法。他10多岁就致力于书法,初习欧(阳询)字,继习钱(南圆)体,后来兼采各家笔法,尤得力于怀素狂草。

毛泽东能写一手精彩的文章。当他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学习时,他的国文教师就给他的作文打过100分,赞誉他“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毛泽东一开始就重视吸取中外思想家创造的理论成果,直至成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革命家。他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善于调查研究。早在学校时,他就是有名的“游学先生”,到担任党的高级职务后,仍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将革命理论与本国国情高度地结合起来,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策略。

毛泽东的秘书实践活动,对他后来成为伟大的领袖人物具有重要的影响。他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无论工作多忙,始终坚持自己动手起草重要文件和讲话稿,从不依赖秘书;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准确、鲜明、生动的马克思主义之风,严守党的机密的纪律观念,都与他早年从事秘书工作所形成的职业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毛泽东创立秘书工作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为红军的领导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主要成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在处理繁重的党务、政务、军务活动的同时,仍然关心着秘书工作的建设。

红军初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就物色古柏、贺子珍等人,以他们为骨干组成井冈山前委秘书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谈到设立这个组织。井冈山前委秘书处由古柏负责,是党政军合一的秘书处。在这个秘书处的基础上逐步扩建为红军总部一局二局和三局、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处、中华苏维埃中央执委会总务厅。苏区党政军各机关也都广泛建立了秘书机构,配备了文书、机务员、译电员、技术书记、秘书、机要科长、秘书主任、总务厅主任和秘书长等。

工作中,他主持建立了正规的行文制度。制度中对发文、文件书写、发文署名等提出了要求:(一)发文一律正楷抄清。据《贺子珍的路》一书记载:毛泽东起草的文件,全部由机要秘书贺子珍抄清后再送红军总部、湘赣边界特委等领导人传阅修改,修改稿抄清后才交毛泽东签发。(二)书写文件要实事求是。1931年毛泽东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通令》中指出:一切文章、文件要有鼓动性,但要“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一万”就是扯谎。(三)发文发电一定要署名。1929年12月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军事命令司令员签发,“政治委员副署”。不但署名,还应加印。比如1929年4月10日红4军任命王浚、王蓬瑛为赤卫大队长的命令,就盖有“毛泽东印”、“朱德之印”。不久,红军各部下发文件,苏维埃各级政府下达法令性文件都加盖公章、印信。(四)重视文件资料的收集保存。为了便于指挥作战和工作,毛泽东十分重视文件资料的收集和保存。例如1930年2月他与朱德签发红一方面军《第十一号命令》,要“各团连之重要文件一律集中到师部去”。1931年3月他与朱德在红军总部《第一号命令》中要各部队“派人搜寻机密图书、文件、电报密码”。1931年4月他与朱德签发《成立红军战史编委会的决定》,要求收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一切文件、电报、法典、书刊、史料、照片和日记等。为了保管好文件资料,毛泽东亲自建立了两个文件箱,行军时有战士护送,一到驻地,文件箱充当临时办公桌。

机要工作属于秘书工作范畴,自从1929年党中央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后,党的机要工作已经在红军中开展起来。1930年毛泽东在《攻击进占龙冈之敌张辉瓒的命令》中,要求红军作战部队注意搜集敌人之无线电台。战斗胜利结束,果然收缴了敌人一部电台并吸收了报务员和译电员多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红军第一支电台队。此后,毛泽东对建立机要工作给予了极大关注:(一)培养机要人才。1931年1月20日毛泽东与朱德签发了红一方面军《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第一批培养了近20名报务员和译电人员,进而又在瑞金办起红军通读学校,为红军各部队、苏维埃政府输送了大批机要干部。(二)招聘电讯技术人才。1931年11月毛泽东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不久,即颁发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征求专门技术人员启事》,号召在苏区的、在白区的、在敌军中的一切技术人员,包括军事人才,机要电讯人才等等,愿来苏区或红军中效力者,有红军武装“护送”,并“特以现金聘请”。不久,就迎来了刘寅、吴如生、沈侃夫等一大批机要电讯人才,成为红军和苏区建立机要电讯工作的骨干力量。(三)关心研究机要电讯主导业务。毛泽东不仅派人寻找敌人编制的“密码”等机要业务材料,还成立中央军委三局着力研究机要电讯业务,使机要电讯工作一直在“迅速、准确、机密”的原则下进行工作。有时,毛泽东还亲自动手发报。1936年1月10日党中央初到陕北吴起镇不久,总部就发给红1军团一部电台。毛泽东为此亲自发电报给1军团负责人陈光和彭雪枫,电报说:你们迅速派人到刘家洼镇取电台,来人到后“找东头第一家开店为吴老汉,门上靠左边画有两个白十字”。找到吴老汉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当吴老汉反问时就说“我叫销芳”,暗语对上“即可取得电台”。

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党的秘书工作也提出新的要求。194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加强中央秘书处”的建议,具体要求是:秘书工作在政治上应为党的“政策、时局问题”服务;在军事上应“设作战室”起参谋助手作用;在党务工作上应“研究各地报告提出意见”;在情报工作上“要研究国际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在上下级关系上应加强与“各机关工作联系”等。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指针,党的秘书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调整健全中央秘书工作机构。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经党中央批准对中央秘书班子进行了调整。1941年9月28日《中央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及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的通知》中规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兼任秘书长,并调李富春任中央副秘书长,以加强全党的秘书工作;在中央书记处下设中央办公厅,以加强秘书工作的职能。

——加强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过去也强调秘书工作“为政治服务”,但因秘书处机构建制和职能所限,始终未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秘书工作应从“研究政策、时局问题”上下功夫后,中央办公厅承担了党中央授权的部分方针政策性文电的起草或下达任务。从1942年起,中央办公厅奉命下发了“整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等大量文电。比如1942年1月2日、8日中央办公厅在一份通知中说:“兹将中央政治局1月24日决议照录如下请执行:同意毛泽东指出:今后解放日报应从社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章须坚决废除党八股。”

——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建立了办公处,除中央领导集体办公外,还抽调胡乔木、田家英、师哲等在办公处从事党务研究、政策研究及秘书工作等。为了把研究工作和为中央领导同志服务工作做得更好,还在办公处下设立了政治秘书室、机要科和秘书科,既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做秘书工作,又为党务研究搜集和提供必要材料。

——加强信息交流工作。毛泽东提出秘书部门应加强“情报”工作,其实质是从信息交流方面着眼的:首先是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各地方各部队必须定期向党中央作报告。据记载各地方各部队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送的综合报告、专题报告约计30余种;其次广泛搜集敌友我三方面材料,由中央办公厅编辑成《中央电讯》、《中央通讯》、《党的资料》、《每日情报》和《每周情况》等发给党内高级干部参阅。

——建立文电会办制度。根据毛泽东提出在延安应加强“各机关工作联系”的指示,中央办公厅于1942年首先建立了《文电传阅单》,加强集体办文制度。其次由中央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与各部委领导建立了共同会办文电制,不论是中央发文或各部委下达方针政策性文电,都必须共同研究取得多数同意后始能下达,这也是集体领导在秘书工作上的具体反映。

毛泽东论配备秘书

毛泽东一生中先后任用过许多秘书,可以说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是在秘书的伴随下度过的。因而在他的文章、讲话和谈话中,对秘书工作论述最多的是领导人秘书问题。这些内容虽然是针对领导人讲的,是对各级领导人的要求,但在客观上反映了毛泽东的秘书观。

毛泽东主张严格秘书配备制度,不该配秘书的不许配秘书。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明确规定:“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的制度,不该配秘书的不许配秘书。”毛泽东还主张,即使领导人确需配备秘书,也应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他认为秘书太多反而会误事。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的典范。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尽管工作繁忙,但他任用秘书始终坚持精干原则。据有关资料介绍,一般情况下毛泽东身边只有两名机要秘书,最多时也只有3—4名常设秘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是如此。周总理办公室秘书较多,最多时曾达到17—20人。1957年底至1958年初,周总理曾主动减至8人。毛泽东仍然认为秘书太多。为此周总理于1965年决定撤销总理办公室,只留2—3名秘书协助工作。据周总理的经济秘书李岩回忆:“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了点差错,由于他们的失误,耽误了一件大事。这事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主席不高兴了,就说了一句:‘秘书太多会误事。’总理一想: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他果断地决定撤销办公室。这说明毛泽东是主张领导人配备秘书应坚持精干原则的,他认为秘书太多反而会影响领导人的工作效率。由于他的带头,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减少了秘书人员。

毛泽东坚决反对秘书配备上的不正之风。一是反对乱配秘书。1971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听说现在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了秘书专政。”很显然,毛泽东对这种乱配秘书的现象极为不满。二是反对多配秘书。三是反对滥配秘书。特别是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所迫,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曾任用一批女性做机要秘书,有的后来成为伴侣。这是历史形成的,如贺自珍就曾当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进入和平时期后,这种做法仍被延续下来,并逐渐暴露出它的弊端。1971年毛泽东在外出巡视谈话中说道:“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办公室的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很显然,毛泽东是反对夫人当自己秘书的。四是反对私调秘书。在70年代初,毛泽东针对有的领导人调动工作时也将秘书随调的情况,明确指出“领导人调动不要带秘书”。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和主张,除体现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外,主要反映在党中央发布的几个秘书工作文件中。如:1951年发布的《政务院关于各级人民政府机关秘书长和不设秘书长的办公厅主任的工作和秘书工作机构的决定》;196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198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等。1986年发布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在第五条中明确指出:“严格秘书工作人员的调配制度。……调配秘书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经组织部门审查后任用。领导同志的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同志也可推荐,但要经过上述部门审查同意,个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亲属和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人担任秘书。”后两个文件虽然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制定的,但它贯彻了毛泽东的秘书思想。

毛泽东使用秘书

领导人配备秘书是为了使用秘书。但是,如何正确使用秘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讲得最多,最尖锐,也最深刻。并且身体力行,做出榜样。

领导亲自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毛泽东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提出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不要秘书代劳,并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1948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中,就明确规定中央局和分局定期向中央写综合报告,其中特别强调“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1958年,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第38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曾经说过:“有的人,自己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要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的。写了我又改,改后发给大家传阅,提意见,又做了修改。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往往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取消,让秘书干。这也是劳动,要亲自动手。” 1971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对熊向晖(注:熊向晖解放前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的秘书,解放后从事外交工作)说:“我这里的文件是一个秘书管,他的任务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动手动口,就是动脑子。现在有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 同年7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又讲道:“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让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以上论述,是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反复强调,从30年代一直讲到70年代,整整讲了半个世纪,这绝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也不仅仅是他晚年的思想,而是他的一贯思想。

“秘书帮助为辅”,并不等于说秘书工作不重要,他同领导动手相比是辅助性的,但这种辅助又是领导工作不可缺少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从来都是讲的两面理。1964年,他在强调了领导亲自动手写文件之后,紧接着又说:“当然,不是一切都要自己写。周总理出国,一出就是3个月,到哪个国家也要发表公报,都叫他写不行,要自己出主意,让别人去写。”这说明,毛泽东不是一概反对让秘书写文件的,他所反对的只是“一切依赖秘书”的懒隋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实际上,毛泽东偶尔也有让秘书“代劳”的情况。例如: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请他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又如“八大”开幕词,毛泽东曾起草过两个稿子,不知为什么都没有写完。最后又让田家英“代劳”,并交代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田家英写出的稿子毛泽东比较满意,讲过之后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赞扬。

毛泽东提出的“领导动手为主,秘书帮助为辅”的原则,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规定了领导与秘书的角色地位,即主辅关系。它为我们研究秘书工作的性质,秘书的职责范围、秘书的角色定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讲清领导意图,是毛泽东使用秘书的一个重要特点。翻阅《毛泽东书信选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给秘书的20多封信,既有让秘书查找资料的,又有让秘书调查研究的,还有让秘书起草文件、修改文章、处理事务的,这些书信,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使用秘书的基本情况。它告诉我们,领导人秘书的基本职责是:协助领导处理文件,查找资料,调查研究,提供信息,起草公文,处理暗访,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事务等。毛泽东使用秘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向秘书交代领导意图非常清楚、具体,使秘书明白做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怎样做好这项工作?以便迅速、准确地领会领导意图,顺利、圆满地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避免许多因对领导意图不清、工作方法不明而造成的误时误事和返工现象。

反对一切依赖秘书,给秘书很大的权力。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不要“让秘书牵着鼻子走”;不要“给秘书很大的权”,不要“搞成秘书专政”。这些讲话虽然是对领导人的批评和要求,意在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切实负起领导的责任,不能当“甩手掌柜”。但我们也可从中得到另一点启示:毛泽东认为秘书是不应当有权的,权力应由领导人来行使,秘书必须防止“越位”、“擅权”。这使人不禁想起日本学者夏目通利在《秘书常识趣谈》一书中的一段话:“任何一位优秀的秘书都不是为自己的领导工作,而是与自己的领导共同工作。但是,在任何时候,他都牢记着一切权力属于自己的领导这一铁的原则。”

毛泽东关怀秘书

毛泽东十分关心身边的秘书 。1951年,田家英患了重感冒,毛泽东去看望他。田家英感到很温暖,对妻子说:“主席感情很重,对身边的人都很有感情。”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积劳成疾。1961年因病休养,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说:“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问谷羽好(作者注:谷羽是胡的爱人)。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

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领袖关心秘书的一片真情。毛泽东不仅关心秘书,还关心秘书的家庭和家人。每到星期六,他主动要求秘书回家过礼拜六。有一次田家英出差,毛泽东特地嘱咐他要带上爱人。他对秘书人员的关心,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领导人关心秘书,还包括在关键时刻保护秘书。1947年,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攻延安,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在陕北与敌人周旋。敌人的飞机在天上狂轰滥炸,保卫人员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不离左右,毛泽东对他们说:“遇到紧急情况你们不要管我,保护秘书和文件要紧。”建国后,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有人想借机整掉他的秘书田家英,当时,毛泽东在一份汇报材料上批示说:“这是挑拨!秀才还是我们的。”这一批示在政治上保护了田家英,尽管这种保护只是暂时的,但也足以说明毛泽东是注意爱护秘书的。

毛泽东非常关心秘书的学习,注意引导秘书成才。他对英文秘书林克的理论学习抓得很紧,在《致林克》的信中说:“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在另一封信中又要求林克“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夫学习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 殷殷之情,感人肺腑。毛泽东晚年的最后一任机要秘书张玉凤,出身寒微,14岁起就当了铁路客运列车员,1960年被选为毛泽东的专列服务员,后来调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她文化水平较低,但毛泽东并不嫌弃,而是孜孜不倦地辅导她学习。据张玉凤回忆说,她在毛泽东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毛泽东晚年患病后,她先是给主席读“大参考”,后来读文件。有不懂的东西,主席都要给她讲解,过几天还要提问。连写字主席也亲手教过。她很感激地说:“我有现在的水平,和老人家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此外,毛泽东还经常与田家英、胡乔木等秘书们交流读书经验,推荐阅读书目,切磋诗词书法等。特别是毛泽东与他的秘书田家英,在文学、历史、书法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的情趣,田家英在思想和政治上的成长和发展,也受到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就连诗人柳亚子先生也在日记中写道:“田家英来谈政治与旧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见受毛主席的影响?”

毛泽东批评秘书

毛泽东对秘书人员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有时批评起来也很严厉,不留情面。60年代初是三年困难时期,连洗衣服用的肥皂,中央领导同志也是限量供应。一次,毛泽东的一位机要秘书随他到武汉视察工作,这位机要秘书背着毛泽东多买了几条肥皂,发给工作组的同志们用,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生气,对这位机要秘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责令工作组“整风”半个月,以彻底纠正搞特殊的现象。不久,这位机要秘书被调离毛泽东身边。

秘书是领导的助手,要时刻牢记角色位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喧宾夺主”。在这方面,毛泽东对他的秘书要求也很严格。例如,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出访苏联,让秘书陈伯达随行。一次陈伯达随毛泽东去拜会斯大林,斯大林在谈话间偶尔称赞了陈伯达一句,陈受宠若惊,滔滔不绝地和斯大林谈起马列主义理论来,毛泽东很不高兴,事后批评了陈伯达。此后几次与斯大林会谈,都不带陈伯达去了。

毛泽东的晚年,身体多病又心情不好,政治上也有许多麻烦,因而常发脾气,这给他身边的秘书人员增加了困难。有一次,因为弄录音机的事,毛泽东生气了,对机要秘书及生活秘书张玉凤大发脾气:“不高兴就给我滚!”张玉凤的性格也很直、很急,毛泽东叫她滚,她二话没说,收拾了一下东西就走了,谁也拦不住。回到家里后,她开始后悔起来,心里很难过,也不愿意见人,更不愿意同人讲话,整天以泪洗面。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被伟大领袖赶出中南海的名声一旦传扬出去,那还了得!后来,毛泽东原谅了张玉凤,又派人接她回中南海工作,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给张玉凤的评语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毛泽东选调秘书

毛泽东非常重视秘书人员的选调工作。1962年3月25日,毛泽东致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等同志,就为其选调秘书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现照录如下:

小平、尚昆、冷西同志:

林克下放,我这里缺少一个替我看国际资料的人,也没有人帮助我读英文了。因此,请你们替我从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及翻译同志们中,找一位适当的人。年龄不要太大,以25—28岁之间、又有过翻译英语新闻一段经验的为宜,又是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又性格较温和,说话不甚刺耳。英文程度,有中等水平即可。说明初来只是试用,如不行,仍回原职。他作林克的助手,林克回来,他就下放,他回来,林克再下放,如此循环下去。还有,要能保守机密。

此外,我这里的两位秘书,文化、政治水平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众中有过实际经验的。如能找到,也要讲明试用,不行另换他人。至于“收发”性质的秘书,有一个够了,可以减去一人。

以上两事,请你们费心一办为盼。

毛泽东

三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作为理论家,早年也从事过秘书工作,他选调秘书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他在信中所提的一些标准,对我们今天各级领导和领导机关选调秘书,对秘书进行自我修养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重用秘书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要求:“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胡乔木、田家英、李井泉、叶子龙、周小舟等人,都曾给毛泽东当过秘书。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优秀秘书人才,协助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参谋、助手作用,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信任,先后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如胡乔木,从1941年2月就担任了毛泽的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一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在长达24年的秘书生涯中,他为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起草了大量文件,成为我党卓有建树的理论家。1961年前后,他被提升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田家英也因学识渊博,才能杰出,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特别是周小舟,1936年8月任毛泽东的联络秘书后,以毛泽东私人代表的身份,先后同新疆军阀盛世才、山西军阀阎锡山谈判,出色地完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毛泽东认为他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干部。1938年秋,当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的时候,毛泽东派他到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敌后根据地冀中去锻炼,担任冀中地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毛泽东还经常写信鼓励他努力工作。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周小舟的回信中说:“小舟同志,1月29日的信收到,所见很对,循此切实努力,必有进步。……一个人只要无限忠心,什么缺点也易于纠正。你对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帮助下,周小舟成长进步很快,新中国成立后,他已锻炼成为一名越发成熟的优秀领导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候补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常言道:“强将手下无弱兵。”毛泽东任用过的秘书中,除陈伯达、江青变坏外,其余都成长为我们党的优秀干部。毛泽东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秘书岗位是为党培养造就领导人才和理论家的摇篮。

责任编辑 李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