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之父”与“小脚女人”

王淦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物理泰斗。他是中国唯一享有“金博士”荣誉的科学家，也是中国“863计划”的4位倡导者之一。

为了中国两弹事业；被誉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之父”的他曾隐姓埋名17年，默默无闻地在长城脚下、戈壁荒原研制两弹。他那漫漫人生路，本身就是一部人生传奇，而这位大科学家与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的世纪牵手，更是一部绝版童话。

娃娃新郎不敢掀起新娘红盖头

20世纪20年代第一个夏天的江南小城——常熟县织塘镇，一队迎亲的队伍正朝小镇上的中医世家——王氏老屋走来。13岁的少年王淦昌胸前挂着一朵红绸结咸的大花，头戴瓜皮小帽，一蹦一跳地在大花轿前嬉戏玩耍。当头上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吴月琴，挪动着颤颤悠悠的三寸金莲蓦然出现在他面前时，王淦昌发现新娘子比自己高出一大截，他一下子羞得脸上一片殷红。

王氏家族是江苏常熟颇有名气的中医世家。然而，王淦昌4岁的时候，父亲英年早逝，几年之后，母亲也撒手人寰。大概是有感于最小的外孙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慈祥的外婆决定赐给他一个温馨的小家。

新婚夜一片红烛，新娘吴月琴羞涩地等着小丈夫掀开她的红盖头。懵懵懂懂成了新郎的王淦昌，窘得连抬头看，眼新娘的勇气都没有了，哪敢上前掀开新嫁娘的红盖头。对这位比他大三岁的新娘，与其说是将她作为大媳妇，毋宁说是当作大姐姐来接纳。

吴月琴从小接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嫁到王家后，一切从“礼”，精心细致地料理家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丈夫。王淦昌睡觉前，她端来烧热的洗脚水，起床后，她端来亲手做的饭，王淦昌的衣服她亲手缝制和浆洗，夏有单、冬有棉。尽管如此，王淦昌依旧浑身不自在，爱得躲躲闪闪。

诺贝尔奖匆匆擦肩而过

20世纪30年代初，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为中国物理学界的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的王淦昌，未与家人商量便轻轻松松地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研究生。

入夜，三个调皮的孩子已进入恬静的梦乡。昏黄的油灯下，吴月琴仍像往常一样操劳着……

1930年王淦昌一踏进柏林大学的校门，就幸运地师从被爱因斯坦赞誉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内教授。王淦昌每天闭门苦读，潜心于课堂和实验室。因实验室的大门晚上10点就关闭了，他常常要翻过围墙回到自己的宿舍。933年，他的博士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1984年4月18日就在王淦昌顺利取得博士学位之时，希特勒篡夺了德国政权，开始推行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专政，推行排犹政策。迈特内教授因为是犹太人，不能在柏林大学任教，虽然由于这位物理学大师过于偏爱和执拗，使得王淦昌痛失了一次发现中子而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但在迈特内教授的引领下，他登上了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学术高台。王淦昌看到导师的艰难处境，感到德国的窒息，他无法继续沉浸在实验室和书本之中了。

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

南京才女的情感电波

回国后的王淦昌先是到了山东大学任教，一年后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的邀请南下西子湖畔，到著名的浙大物理系任教授。时年28岁的留德博士，他那渊博的学识一下就将浙大的骄子们迷住了，选修他的课的学生中，有一位有着秋潭似的大眼睛、常向他投来倾慕微笑的女学子，那甜美的笑靥中飞扬着一束让年轻博士怦然心动的电波。王淦昌得知这位总是翘着白玉般鹅蛋脸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课的女大学生是南京人，是浙大的女才子。

南京才女对王淦昌的仰慕完全源于他身上的天才物理学家的秉赋和才气。她听过当年王淦昌在莱茵河畔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故事，也知道在美国科协出的那本《世界百年科学大事记》只收入两位中国人，其中一位就是王淦昌。

然而，有一天，当她悄悄地尾随“娃娃教授”步出浙大校门，发现下了黄包车的教授挽着他那挪着三寸金莲的大媳妇，后边还跟着几个小孩子时，这不啻一把尖刀在一点点地宰割着女才子春情萌动的心。

随着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败北，杭州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浙大的师生们和全中国人民一样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抗日救国运动。群众积极抗日的热情，深深打动了王淦昌，他和物理系仪器管理员任仲英一块儿沿街挨家挨户宣传抗日，进行动员，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募捐到了大量废铜铁，用来制造抗日枪炮。

浙大迁到遵义之后，吴月琴在荒山坡上开垦出了一片菜园，种上了蔬菜，养了一群鸡。校长竺可桢看到后对王淦昌啧啧称赞道：“王教授，没想到你这‘小脚太太’真能干呀，让她给浙大的教职工家属传传经，垦荒自足。”

悄悄地伫立在山城一隅远跳着这一切的浙大女才子终于发现，这种古老的婚姻最索然无味却最牢固，再也不忍走近这个温馨的城堡。

为祖国隐姓埋名17载

1956年秋，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来到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他组织并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开展了高能物理实验工作。他们利用联合所的先进设备寻找新奇粒子的研究。1960年王淦昌宣布，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粒子、反粒子对称性的认识，也是联合所少数几个重要发现之一。

就在王淦昌专心致志于寻找新奇粒子的研究工作时，妻子吴月琴来到了他的身边。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中国妇女，竟然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这一行动尤其在那尚属封闭的20世纪五十年代需要具备多大的勇气?吴月琴来到杜布纳，她一如既往地对丈夫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她勇敢而认真地向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学俄语，从1、2、3开始到必要的对话，居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上街购买物品，回来给丈夫做可口的饭菜……

王淦昌的儿女们热爱自己的父母，尤其尊重文化不高的母亲，他们无不带着骄傲的神情说：“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母亲的一份功劳。”

1961年4月1日，是王淦昌永远难忘的日子。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杰紧急约见王淦昌：“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参与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

“我们也要搞原子弹?！”王淦昌心头骤然升起一股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感。

“毛主席亲自批准将此项任务命名为‘596工程’。”刘杰严肃地说，“周总理将此任务列为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交代要绝对保密，主要研制人员要隐姓埋名，断绝一切海外关系。”

王淦昌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坚决按组织的决定办！”

研究原子弹是王淦昌多年的梦想。多年前，王淦昌在一份外文杂志上看到铀核裂变的介绍，立刻敏感地将这一新知识传授给学生。他还和助手做中子轰击雷酸镉的试验，企盼引来爆炸现象。

为了中国的“两弹”，王淦昌改名为“王京”，心甘情愿隐名17年之久。从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他失踪了。许多国外的科学家都在猜测，王淦昌究竟在研究什么?直到17年后，人们才知道他的足迹从北京走到青海高原，又伴着大漠的驼踪，走向罗布泊蘑菇烟云腾起的地方。

1997年7月的一天傍晚，在林荫道上散步的王淦昌老人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倒，摔碎了右腿股骨胫。90岁高龄的王淦昌教授经过5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他住院期间，吴月琴老人隔三岔五地到医院看望他。然而，当王淦昌教授完全可以行动时，94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于1998年7月仙逝。百日之后，他追随着自己赴天国的“小脚夫人”化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