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一）

报告了党的上海发起组的工作和各地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活动情况，认为建党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经发起组研究同意，由李达代表发起组通知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东京的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李达和李汉俊是上海代表。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李达担负了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大会期间，他除参加起草文件外，还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于是，一件创世纪的大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了。

张国焘、刘仁静从北京来了。

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来了。

董必武、陈潭秋从武汉来了。

王尽美、邓恩铭从济南来了。

陈公博从广州来了。

周佛海从日本来了。

为共产党的创建呕心沥血的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均因公务繁忙，未能抽身与会。陈独秀因受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特指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会议。李大钊因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教务繁忙未能抽身南下，便选派了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小组出席大会。由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组成的巴黎共产党小组因远隔重洋、消息不通，故而未派代表。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者13人，再加上马林、尼科尔斯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俄国人）两个外国人，15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而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笔划也正好是28划，更巧的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好也用了28年，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正好是28年。冥冥中历史的发展与这些数字就是这么巧合！

7月23日午后3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开幕。这所石库门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寓所。张国焘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两个国际代表作报告，由李汉俊、刘仁静轮流翻译，毛泽东、周佛海记录。15人全部到会。

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晚8时。当晚是个闷热的夏夜，会议开始不久，突然从虚掩的后门闯进来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男人，走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问：“你找谁？”那人回答：“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李汉俊诧异地说：“这哪有什么王主席？”那人连连赔礼：“对不起，找错地方了。”旋即退出门外。

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机警地一跃而起，建议马上撤离。张国焘果断宣布：“大家收拾好文件，分道离开！”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意留在那里与他做伴。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开来了两辆汽车。一个法国巡长带着十几个巡捕闯进会场，大肆搜查，结果一无所得。追问李汉俊，也让李汉俊应付过去了。最后，巡捕们只得悻悻而回。

这里还应该说说那位荷兰人马林，尽管参加建党的中国人有点不太喜欢这个有些自傲、热衷指手画脚的充满优越感的白人，但他确有满腔的热情和蓬勃的战斗精神。二战中，马林编辑地下反抗报纸《斯巴达克》，于1942年4月13日被德国法西斯杀害。他要求不戴遮眼布慨然走向刑场的，枪响前他挺胸唱起了《国际歌》。迄今马林的遗物中，仍保存着他亲手记录的《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那是“一大”之后马林去长沙时记的。

李公馆的意外事件发生后，代表们在渔阳里2号协商会址往哪里迁移。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家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她出主意道：“南湖离上海近，坐火车只要一个多钟头，到那里边游湖边开会，又安全又方便。如果大家同意，我可以先去雇好一只大画艇。”大家一听，都表示赞成。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在嘉兴南湖举行，参加者11人。陈公博借故溜走，李汉俊因家中受监视不便参加，两个国际代表为避人耳目也没有来。

7月31日，代表们在船上继续讨论在上海未完的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大会选举了中央局作为党中央领导机关，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正式改为支部。至此，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大画艇回来后，毛泽东说了一句预言：“如果我们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可能领导中国。”

（二）“少年共产党”在国外秘密诞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两条线，一条是国内，另一条是国外。由于中国有一部分进步青年在国外寻找真理、寻找马列主义，因此在国外诞生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在国外共产主义组织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周恩来，即后来领导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隐蔽战线斗争的主角，另一个便是21岁的“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领袖赵世炎。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他和蒙达尼的中国学生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张昆弟、萧子璋、向警予、蔡畅等，和克鲁邹的中国学生赵世炎、李立三、邓希贤（小平）、陈公培、刘伯坚、鲁易等，都有密切的交往，并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过从甚密。

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赵世炎主持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确定组织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这一组织的成员，回国后大都转为中共党员。

周恩来于1924年秋回国。在他回国的时候，带回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三）朱德是共产党最早的“卧底英雄”

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秘密党员是从旧军阀阵营中走出来的朱德，后来成为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云南讲武堂，并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朱德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

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朱德意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1921年，朱德辞去军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寻找中国共产党。同时，他也打算外出学习，去“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1922年7月初，朱德买好去德国的船票后，就去北京找好友、时任北京《民报》主笔的孙炳文。孙炳文与陈独秀认识，他将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情况介绍给朱德。

8月中旬，朱德和孙炳文来到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朱德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孙中山对朱德的来访十分高兴，希望他回云南去重整滇军，再讨陈炯明，并愿先付十万元军费。朱德坦率地把出国考察革命真理的心愿告诉了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他的要求。几天之后，朱德跟随孙炳文悄悄走进上海闸北一所简陋的小屋，即党中央的处所，见到了陈独秀。朱德坦诚地叙述自己的经历，并满腔热情地提出了入党的申请。但陈独秀认为像朱德这样从旧军队过来的人申请入党，还需要考察，没有立即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

然而，朱德并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追求。1922年9月，朱德到德国留学后，找到了周恩来并提出入党申请，周恩来也没有立即答应他的入党要求，但同他作了彻夜长谈，听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经历及对共产党的认识之后，周恩来对朱德有了深入了解。两个月之后，周恩来和张申府一起介绍朱德入党。由于朱德不是工人，依据党章的规定，他的入党必须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方可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陈独秀认为朱德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又有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所以他代表党中央批准了朱德的入党申请，但朱德的党籍对外是保密的，这是陈独秀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党接受一个像朱德这样曾在旧军队身居高位的人入党，在群众中将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同时朱德的党籍对外保密更有利于革命。对朱德采取的“秘密党员”的方式，这是陈独秀的一个创举，为日后吸收秘密党员开了先河，这些秘密党员们在以后的斗争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6年7月，朱德从苏联回国。他一到上海，陈独秀就在上海闸北区党中央处所会见了他，同他做了两次交谈后，派他到四川军阀杨森处做统战工作，争取杨森支持北伐。经过朱德的努力工作，原先勾结吴佩孚的杨森，终于宣布易帜，并于是年11月2日发表通电，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2军军长。朱德在旧军阀中秘密工作的这段经历，使他成为了我党最早的“卧底英雄”。

二、中国共产党组建“特务工作处”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并肩战斗，中国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中共在国民党控制的广东省内终于有了合法存在和发展组织的条件，建立了少量军队和工农武装，不过也引来了国民党右派的妒恨。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敲响了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警钟。因为刺杀之前，没有任何的预防和保卫措施。尽管刺杀的不是共产党人，却足以引起共产党人的警惕。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很快就决定要建立自己的内部保卫部门。尤其是亲自参加处理这一事件的周恩来更是意识到了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一事件中，周恩来发现陈赓不但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才，更是一个从事情报保卫工作人才。

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一命。就在廖仲恺遇刺后，周恩来带着陈赓立即赶到现场。陈赓指挥自己的连队，在现场和周围街道作了详细的搜查，加上访问、追踪种种努力，终于抓住了主凶之一的林直勉，摸到了头绪。他提供给周恩来的材料是非常丰富而翔实的。周恩来看着这些材料，扬起浓眉高兴地说：“嘿，我看你能成为中国的契卡”。“契卡”是俄国“肃反委员会”的俄文缩写音译，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主要任务是惩办奸细、恐怖分子、怠工者、投机商人及一切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契卡”是前苏联著名的情报机关“克格勃”的前身。

进入1926年以后，随着党的力量大发展和北伐战争开始，中共中央又派遣陈赓和在上海工运中打出些名气的顾顺章前往苏联，学习情报和保卫工作的经验，准备建立自己相应的组织。同年末中共上海区委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又从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中挑选有战斗精神并精明强干的人员，建立起俗称“打狗队”的“红队”，担负起保卫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的任务，确保了陈独秀、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并保证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

“4·12”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不久，以周恩来为首的沪区特务委员会受命于危难之际，首次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展起真正的秘密工作。他们认真检查党组织被破坏情况，并将党组织转移到地下。周恩来等人不顾个人安危，经过20多天的紧张工作，秘密地完成了上海党组织和工人纠察队的转移和隐蔽任务。5月中旬，周恩来秘密离开上海，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这时，中央机关已由上海迁往武汉。

5月25日，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事部，并成立了部务会议性质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当时，中央军委的班子是以湖北军委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手很少，机关精干，但它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出于安全保卫的需要，吸取前一段的教训，当时身为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在各地建立内线，及时了解武汉国民政府及其属下各派军阀的动向，并为中央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特工处与秘书处、组织处一起，成为军委以下的3个机构。“特工处”处长为顾顺章，下设情报股、保卫股、特务股、土匪股。“特工处”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敌人情报，为中共有效地打击敌人提供准确信息，同时也惩处内奸和叛徒。

“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政治情报，负责人叫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返苏时，李剑如亲自带领保卫股队员30人护送，完成任务后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保卫业务。“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其它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一说特务股刚成立时，负责人是张浩，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官兼特务队长），成员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后来他们都成为中央特科行动科的骨干。

“特务工作处”成立之初，活动相当活跃，取得了很大的成果。5月17日夏斗寅于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长沙叛变，蒋介石、冯玉祥的徐州会商反共，宁汉合流以及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等，“特务工作处”都事先拿到情报，为中共揭露敌人阴谋、掌握敌人动向给予了有力帮助。周恩来曾评价说：有了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

汪精卫发动“7·15”事变后，“特务工作处”又在疏散和转移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不久，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特务工作处”虽然存在仅仅三个月的时间，但却为后来的“中央特科”的建立提供了干部力量和工作经验，标志着中共秘密战线的萌芽，为秘密战线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中央特科”领导上海地下斗争

1927年11月的上海，仍然是血雨腥风。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鸣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的巡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一）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

11月9日，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28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会上新增选周恩来和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

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沮丧的神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激愤而染上红晕，他挥动着有力的手势：“敌人越是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潮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周恩来的发言，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愤激的情绪恰成对比。周恩来最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在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恐怕连一天也无法生存。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结构，在中央常委下设组织局，领导特务、组织、军事、调查、交通等科，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

这次会议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以武汉时期创立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为基础成立的，是中共第一个综合性的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第一次将情报工作与保卫工作结合起来，主要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中央特科是中共秘密战线的雏形，为该战线的正式形成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二）“中央特科”的组织机构

“中央特科”成立时，只是一个综合性机构，还没有具体的分支单位。后来，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名义直接领导，不断加以充实，使其日臻完善，先后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科。

第一科为总务科。总务科成立最早，在中共中央迁往上海伊始，建有一个“总部”，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等。周恩来建立特科时，首先在这个“总部”的基础上，选调人员予以充实并加以整顿，形成总务科。总务科第一任科长洪扬生。总务科主要负责以各种合法身份处理中央的日常杂务，包括文件资料的保存，以合法身份担保中共人员，以合法身份租房作为中共机构的活动地点，以合法途径保释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等等。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经费。

第二科为情报科。1928年4月，中央特科“设立了情报科（二科）”。在上海治疗腿伤的陈赓化名“王庸”，担任情报科长。情报科的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建立秘密情报网。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社会职业掩护，广泛建立情报网络。二是“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中外反动侦探机关，直至向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打入我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情报科是特科工作的重点，台湾有关人士也认为：“中共特二科是特科中最重要的部门，是中共心脏中的心脏。”三是“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包探，甚至流氓帮派人员，设法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从中洞悉敌人的阴谋。中央特科各项工作在周恩来指导下有条不紊地采取“拉出来”的办法对敌实施策反，如经他研究批准的中共在国民党专业反共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鲍君甫（即杨登瀛），在1928年3月已开始与中共特工陈养山接洽并为我党提供情报。

第三科为行动科。情报科成立后，“中央特科”决定以红队为基础，成立第三个分支机构，即行动科。红队是中共于1927年秋将曾在汉口军委特务工作处工作过的一些同志集中起来，以他们为基础，又从上海工人纠察队里选拔一些优秀分子，成立了一个专门保卫党中央、镇压叛徒的组织。行动科成立后，与情报科配合，为惩处叛徒，清除隐蔽敌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三科的历任科长为顾顺章、谭余保、赵容（康生）、邝惠安、王世英。主要负责武装保卫、镇压叛徒工作，曾经多次实施劫囚等行动，也多次惩处叛徒。

第四科为交通科（后更名为无线电通讯科）。1928年11月，随着中共六大的召开，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党的秘密工作得到了很大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得到了逐步恢复。在这种形势下，上海党中央迫切需要冲破敌人的封锁和阻挠，加强与各地党组织联系，并加以指导。为此，周恩来筹建了特科之下的最后一个分支机构第四科。第四科最开始称为交通科，后更名无线电通讯科。交通科主要工作是与共产国际以及各苏区保持联系，经常派员护送中央要员进入各地苏区。第四科还陆续建立了同各个红色区域、各地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水陆交通网，使上海和各红色区域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保证了党中央对全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交通科第一任科长为李强。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决定建立自己的电台，以便加强党中央对各地的领导和联系。为此，中央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第四科，改称无线电通讯科，仍由李强任科长。在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建立了中共第一个秘密的无线电台，“它的第一本密码，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

随着各分支机构的先后建立，特科日益扩大，秘密工作人员日益增多，使原来直属军委的领导体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建立新的领导机构，领导中央特科的斗争。“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由于向忠发和顾顺章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有限，实际上周恩来是中央特委的核心领导者。从此，中央特科从原中央军委之下分离出来，中央特委成为它的专门的直属领导机构。中央特委的成立，标志着中共秘密战线的正式形成。（待续）

（责任编辑 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