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独生子女研究30年:两种视角及其局限

摘 要:我国独生子女研究已开展了30年。相关研究基于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把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社会化、社会适应等问题;另一种视角是把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变量,探讨独生子女现象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已有研究至少有三个问题没引起足够重视:独生子女人口对社会结构各层面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成年独生子女和“独二代”研究;农村独生子女问题。这也是继续开展独生子女研究需要着力的地方。

关键词:独生子女;研究视角;成绩;局限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4—0104—06

自1979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我国已出生了近一亿独生子女①。独生子女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结果,并非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体现,这一非自然的生育事实给我国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也得到学术界的持久关注。

在20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的个性心理和教育问题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到了90年代,独生子女的社会化问题成为研究主题。2000年以后,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长大成人,学术界开始关注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和社会适应问题。不同时期的独生子女研究大致可以归为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把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对象②,探讨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社会化、社会适应等问题;另一种视角是把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变量,探讨独生子女现象对家庭、社会的影响。

一、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

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小孩,这与“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传统生育文化极不协调,使得日常生活中的生育问题成为一个吸引世人注意力的社会事件。独生子女承载着一个家庭的所有希望,自然受到家庭和社会各界的格外关注。国外早期关于独生子女的一些负面研究结论成为我们认识国内独生子女的基本知识背景③。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基本上是以负面形象出现在社会生活当中的。

1.独生子女的人格与个性特征研究

与独生子女人格、个性特征相关的负面报道比比皆是,但是规范的学术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不支持人们对独生子女的这一刻板印象。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研究确实认为独生子女在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上不如非独生子女,比如娇气、任性、劳动观念差、自理能力弱等。稍后的一些研究却认为两类子女在个性品质上并不存在明显差异。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的多数研究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人格、个性心理和行为上有一定差异,但不存在人们普遍担心的那种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在自我中心和学习动力方面表现得比非独生子风笑天,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女强,独立性方面则不如非独生子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差异分别有所削弱甚至消失。9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关研究结论一般都认为独生子女在人格、个性特征方面是正常的,与非独生子女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优于非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的人格、个性特征研究一般在教育学界和心理学界开展。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研究对象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主要是研究学龄前期独生子女的性格特征。80年代后期主要是研究小学独生子女的性格特征。90年代中学独生子女的性格特征研究逐渐成为主流。而到了2000年前后,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人格、心理特征研究开始出现。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长大成人,这方面研究逐渐减少。可以发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性格特征差异大体呈现“年龄越小差异越大、年龄越大差异越小”的趋势。

2.独生子女的社会化与社会适应研究

独生子女的社会化、社会适应研究比独生子女的人格、个性特征研究开展得要晚一些。作为社会学界研究独生子女的重要议题,独生子女的社会化研究主要集中在90年代,探讨青少年独生子女的基本社会化。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研究在2000年以后开始出现,探讨青年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状况。

独生子女的社会化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社会化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家庭的变化、居住形式的变革、学校教育的转变、大众传播媒介的扩张,构成了一代独生子女特定的社会化环境。这种特定的环境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影响着独生子女的社会化。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父母认识上偏重依赖性而忽视独立性,教育上偏重情感而忽视理性,培养目标上偏重眼前而忽视长远,给独生子女的社会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学龄前及小学独生子女的社会化研究一般都是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进行的。相关研究发现,学龄前及小学独生子女与其同龄的非独生子女在合群性、社会交往能力、个性心理特征、生活习惯、学习成绩、身体状况等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城市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是正常的,他们与同龄非独生子女之间在社会化各个方面的相同点多于相异点。农村中小学独生子女在上述方面与非独生子女之间也无明显差异。90年代中后期,独生子女大学生越来越多。总体上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在理想、求职、学习、经济水平、交友、恋爱、个性等方面也没有显著差异。是否有兄弟姊妹这一因素并不能决定个体成员成长的社会性质。对于那些存在差异的方面,不能排除学生来源的差异、学生年龄的大小等因素的影响。

2000年以来,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成年,这意味着他们基本社会化阶段的完成。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状况既可以检验基本社会化阶段的社会化效果,又是继续社会化的起点。社会各界尤其是大众媒介开始关注青年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评价他们作为正式社会成员的种种表现。现有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职业适应状况良好,两类青年在职业适应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是否是独生子女与青年的职业适应无关。而且除了未婚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独立生活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外,两类青年在工作、恋爱婚姻、人际关系、自我认知等方面都不存在明显差别。已婚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父母角色的进入、准备、扮演和对父母角色扮演的自我评价等方面都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且父母角色的承担是独生子女依赖性发生根本变化的关键。这些研究结论都表明,独生子女具有正常的社会适应能力,他们在职业、婚姻家庭方面都没有表现出适应不良。

上述对独生子女本身的两类研究议题可以合二为一,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是否存在差别。社会各界之所以关注独生子女,是因为人们担心独生子女的成长会不如非独生子女。学术界研究独生子女,绝大多数都会以非独生子女作为参照对象,以非独生子女的情况去衡量独生子女的相应情况,去确定独生子女是否异常。有时候研究者甚至都不关心独生子女本身,而更关注两者之间是否有差别。从众多具体研究的表面结果来看,我们很难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因为两类子女在个别指标上可能出现差异,但是我们可以从独生子女不同的年龄、不同研究的时间、不同研究的结论之间感受到某种规律。本文作者之一风笑天经过20多年的研究之后,敏锐地发现了一个规律:年龄是确定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是否具有差异的关键变量。在学龄前期和学龄初期,两类子女存在较大差异,而在学龄中期特别是青年前期,二者之间则不存在明显差异。也就是说,在年龄越小的儿童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越大,不同之处越多;随着年龄的增大,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不同之处也越来越少;尤其是到了青少年和青年阶段,两类子女之间的差异几乎完全消失。独生子女研究30年的轨迹告诉我们,独生子女不是“问题儿童”,不是“小皇帝”。随着年龄的增大,独生子女在人格、个性特征、社会化等方面的差异会逐渐消失,在基本社会化末期,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风笑天曾经提出“消磨——趋同”、“关键变异年龄”、“社会交往补偿”等理论去解释随着年龄的增大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化方面的差异逐渐消失的现象。这些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随着年龄的增大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各方面的差异逐渐缩小直至消失的现象。

二、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变量的相关研究

研究独生子女,不仅要把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对象去研究独生子女群体本身,还应将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变量,研究独生子女这种社会事实在社会结构中所涉及到的复杂关系的滋生和演化。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独生子女对家庭的影响;二是研究独生子女对社会的影响。

1.独生子女对家庭的影响研究

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独生子女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自觉体现,却是影响到我国城乡数以千万计家庭的生育事实。生育独生子女意味着子女数量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给家庭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独生子女家庭与过去的传统家庭不同,与同时期的非独生子女家庭也不同,其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生活方式、家庭养老、家庭对独生子女教育或社会化的影响等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独生子女家庭的主要议题。在这里,笔者以独生子女为自变量、家庭因素为因变量的思路来评述相关研究。

生育独生子女使家庭表现出众多特征。生育独生子女缩小了家庭规模,简化了家庭结构,改变了家长角色。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家庭功能或家庭状况的变化。独生子女家庭规模小,家庭范围内的互动对象变少,家庭成员间互动频率增加,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更大更集中;父母往往是孩子接受各种知识、规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的唯一来源;独生子女家长需要扮演父母、教师和伙伴等多种角色。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方式具有三个人的世界、与祖辈分而不离、子女成为家庭中心、亲子关系的平等化、闲暇娱乐的集体化、子女消费的潮流化和智力化等特点。独生子女的家庭中心地位增大了父母的心理及行为负担,加重了父母对子女的心理依恋,提高了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独生子女父母的角色多重化约束了父母的独立活动,而且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还可能给生育观、家庭观、子女教育、人口流动、老人照料等方面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子女数量会影响到妇女角色和家庭地位。与非独生子女母亲更看重“家用支出分配”权力相比,独生子女母亲更看重对子女事项的家庭决策。独生子女家庭夫妻共同决策的比例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母亲有时可以挟“小皇帝”的威风来挤压婆婆,支使丈夫,从原来和公婆有上下辈分之分、与丈夫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上升到仅次于“小皇帝”的地位。

生育独生子女改变家庭生命周期。边燕杰在1985年就预计,15年到20年后,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将可能面临家庭解组和重组的挑战,20年到25年后,有一半左右的独生子女父母面临家庭解组的挑战。多子女家庭子女离开家庭具有一定的缓冲性,而独生子女离开家庭就会给家庭生活形态带来突发性的变化,意味着家庭的基本三角结构解体。21世纪以后,当年边燕杰的推论逐渐成为现实。一代独生子女的家庭空巢期逐渐来临,生育独生子女可能改变家庭生命周期的预测也逐渐应验。目前处于空巢期的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比例大约在36%,独生子女父母在48岁左右进入空巢期,空巢期平均为23年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独生子女父母空巢期开始的平均时间比人们预计的要晚,空巢期持续的平均时间比人们预计的要短;他们的空巢期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之间的长短差别也没有现有研究所预言的10年那么多,二者相差只有3年左右,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明显差异。

生育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传统产生极大冲击。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传统,养儿防老是我国生育文化的重要内容。而独生子女家庭面临比非独生子女家庭更大的风险,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成为重要问题。乐章等人扩大了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理解范围,既包括存在独生子女成员的家庭中赡养者对待老人的观念和行为,又包括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其子女对待他们及其他老人的观念和行为。学界普遍的担忧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可能遇到麻烦。虽然一代独生子女刚刚成年,他们的父母现在尚未年迈,养老问题还不突出,开展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尚未具备充分的条件,但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自从独生子女诞生开始就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和学界的重视。

2.独生子女对社会的影响研究

一些学者从社会学、人口学的角度探讨了数以千万计独生子女的出现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家庭结构、养老方式、婚姻结构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从人口统计角度在社会层面进行的。

刘鸿雁等人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北京、上海两个区的独生子女率及其对未来婚姻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到2030年,在1981—1985年出生的人口中,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通婚的比例将达60%左右;到2035年,在1986—1990年出生的人口中,由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通婚建立家庭的比例将达70%以上。因此,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将会面临严峻的老人赡养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杨书章等人依据统计资料,采用婚配概率法和政策生育率仿真法,计算了“独生子女生育两个孩子”所可能引起的政策生育率波动范围。结果表明,随着独生子女逐步进入育龄期,我国未来政策生育率将有所升高,2010年前后城市政策生育率将可能超过农村,在未来15年,政策生育率最大可能增加近0.2,2015年政策生育率最高可达1.74左右。作者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10年内“独生子女生育二孩”将可能使政策生育率稍有回升,但幅度不大,我国既定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

宋健则针对人们关注的“四二一”结构问题,从定义、形成的条件、在全国发生的概率、对养老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分析和探讨。作者认为,“四二一”结构指的是在广义的家庭形式下三代共存的现象,强调的是代际关系,应该至少涉及两代独生子女。这一结构形式的形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三代共存、一对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以及连续两代独生子女。由于严格意义的“四二一”结构的出现取决于很多因素,因此其实现的可能性也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与人口学界利用统计数据在社会层面就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结构、生育率等问题进行推测不同,本文作者之一风笑天利用调查资料对社会层面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我国城市社会双独婚姻和家庭不到总体的10%,单独婚姻和家庭大约在30%左右,双非婚姻和家庭大约在60%左右。就这几十年来的生育情况来看,我国社会将来不可能出现一个时期全部由独生子女组成婚姻和家庭的情况,真正由双独所组成的婚姻和家庭只是同一时期婚姻和家庭的一部分。按人口学者的推算,其最多时期也可能只占同一时期婚姻和家庭的三分之一。

但是,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与非独生子女有差别。青年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婚后有三分之二是小家庭单独居住,但在与父母同住的青年中,独生子女与双方父母同住的比例相当,而非独生子女则基本上都是与男方父母同住。此外,双独家庭与老年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小,单独家庭与老年父母、特别是与女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双非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单独家庭中青年夫妇婚后居住方式明显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这种居住方式的变化对家庭养老以及家庭观念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三、已有研究的局限与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独生子女不仅成为一个人口群体、一种生育事实,而且更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社会事件。学术界持续关注独生子女现象,相关研究伴随着独生子女出生、成长的全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对独生子女的人格、个性特征、社会化和社会适应以及独生子女对家庭、社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是已有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独生子女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1.已有研究的局限

(1)研究视角上有偏颇。已有的独生子女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以独生子女为研究对象,以独生子女为研究变量这一视角的研究很少,只有社会学界、人口学界的少数学者做过相关研究。社会学界主要关注独生子女对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生活方式、家庭养老、子女教育或社会化所带来的影响。人口学界主要关注独生子女的大量出现所带来的家庭结构、婚姻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关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与独生子女现象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称。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的独生子女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社会结构视野下的独生子女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我国的独生子女现象关涉生育和人口要素的重大变化,尤其是非自然地重大变化,这必然会引起社会结构中其他结构要素及其功能的连锁反应。因此,独生子女人口在社会结构系统的各领域、各层面所引起的结构性、功能性变化比起独生子女本身的研究更值得关注。当然,独生子女的社会影响研究比独生子女本身的研究在设计上更难把握,在操作上更难找到切实的着手点,这可能是已有研究在研究视角的选择上厚彼薄此的重要原因,但这不是我们开展独生子女研究可以避重就轻的理由。

(2)研究内容上有缺陷。尽管对独生子女本身的研究开展得比较充分,但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一些重要问题少有涉及。对独生子女本身的研究基本上围绕“独生子女能否成长为正常的、合格的社会成员”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相关研究伴随着独生子女的成长历程,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独生子女的社会性发展是正常的,并没有因为缺少兄弟姊妹而在上述方面表现出异样的特征。但这一结论基本上是以处于基本社会化阶段的独生子女为研究对象得出来的,对于成年独生子女在继续社会化阶段有怎样的表现,目前的研究结论还很单薄。虽然一些学者研究过青年独生子女的家庭生活和社会适应等问题,但相关研究的内容还可以继续拓展,研究结论还缺乏其他研究佐证。

另外,独生子女的教育获得、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问题也被忽视。教育问题本来是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重要内容,但90年代中后期以后就逐渐淡出研究者的视线,以至于我们现在连独生子女学校教育的一些基本情况都不清楚。独生子女家庭一直是相关研究的重要主题,但研究内容基本上局限于独生子女父母家庭,成年独生子女自身组建的小家庭则少有研究。除职业适应外,笔者几乎没有见到独生子女的职业发展研究。

(3)研究对象上有盲点。我国独生子女遍布城乡家庭。自1979年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城镇居民90%以上生育的都是独生子女,但独生子女绝非只存在于城镇家庭,农村地区也有3000万以上④独生子女。奇怪的是,已有的独生子女研究几乎都以城镇独生子女为研究对象,农村庞大的独生子女人口很少有人研究。不管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生子女研究,还是作为研究变量的独生子女研究,都少人涉及。可以说,农村独生子女是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一个盲点。农村独生子女成长、发展状况,农村独生子女给农村的家庭和社会各层面带来哪些影响,目前还几乎一无所知。

2.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1)独生子女的社会影响研究。庞大的独生子女人口必然会对社会带来复杂的影响,只有把这一人口现象视为研究变量,将其置于社会结构的空间中,才可能发现这一现象所引起的结构要素的变动及其功能变迁。独生子女所带来的这种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化有些是我们认识能力所能触及的。比如社会心理与教育方式、婚姻与家庭、风险与社会保障,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亲属制度、性别关系、文化现象与中国文化传统,教育事业发展、人力资源供给、国防建设和国家人口政策等。这些现象和问题都很可能处于独生子女人口影响的链条之上。当然,部分独生子女人口的社会影响可能超出了我们想象力的边界。只有科学研究的触角不断延伸,想象力的边界才会不断扩大。

另外,独生子女的社会形象也值得研究。我国的独生子女虽然是在社会各界的普遍担忧中进入千家万户,以一种负面的形象进入公众视野的,但学术界的研究结论已经澄清了事实,恢复了独生子女的本来面目:没有兄弟姐妹并没有给独生子女在人格、个性特征、社会化和社会适应方面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为什么独生子女的负面刻板印象在社会中一直存在,甚至被“妖魔化”呢?为什么公众习惯给不同年龄段的独生子女贴上相应的标签呢?这绝不只是科学研究结论欠缺面向公众普及的问题。其中的逻辑起点、发生机理、强化机制等都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2)成年独生子女和“独二代”研究。第一代独生子女部分已经年届三十,随后的独生子女也逐渐长大成人。他们都陆续结束学校教育,走向工作岗位,开始组建自己的家庭。目前,我们对独生子女进入成年阶段的各类表现知之甚少。公众普遍担忧的独生子女社会性发展不足的问题已经被证明是不存在的,而社会各界普遍认为的独生子女教育投入有余的问题将随着独生子女陆续结束学校教育,独生子女在文化水平、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能力素养等方面的表现而揭晓答案。随着独生子女逐渐走向工作岗位、真正进入社会,已有的独生子女社会性发展的研究结论可以获得进一步的检验,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状况、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等问题值得研究。随着独生子女逐渐结婚成家,他们与父母家庭的关系、婚恋方式、家庭生活方式、生育意愿、父母角色等问题也值得关注。

在“独二代”研究方面,当第一代独生子女成婚成家、需要养育自己的下一代时,社会各界普遍存在着既担忧独生子女能否成功扮演父母角色,能否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也担忧“独二代”在父辈与子辈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中能否健康成长。实际情况怎样,需要通过规范的科学研究才能回答。

(3)农村独生子女研究。城镇和农村独生子女在产生机制上是存在差异的。城镇独生子女更多的是国家通过“单位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果,农村独生子女则更多地表现出育龄父母自主选择的结果。农村独生子女在类型上比城镇独生子女更复杂,既有和城镇一样的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独生子女,还有“一胎半”、“二胎”政策下的独生子女。而且,我国的城镇和农村在国家政策与治理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上存在明显的“二元”特征。相比较城镇独生子女而言,农村独生子女在出生、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给家庭、社区和社会结构各层面所带来的影响都可能是不一样的。开展农村独生子女研究,既可以检验已有的城镇独生子女研究的结论,又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研究结论,为我国的独生子女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注释

①风笑天:《我国独生子女:规模、差异与评价》,《理论月刊》2006年第4期。

②本文笔者之一风笑天在1990年、2002年撰写过关于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综述性文章。2000年以前独生子女研究的重要文献多数都在这两篇文章中涉及到。为节省论文篇幅,笔者在评述2000年以前的独生子女研究时,与上述两篇文章共同涉及到的文献没有做引用说明。参见风笑天:《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现状分析》,《江海学刊》1990年第1期;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回顾与前瞻》,《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

③早期以霍尔(S.Hall)、尼特尔(E.Neter)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十分强调独生子女人格的特异性,他们视独生子女为“问题儿童”,甚至认为“独生子女本身就有弊病”。

④宋健:《中国农村独生子女的数量与分布》,《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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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海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