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党建原因及启示 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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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对党建的启示

1991年12月25日，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为标志，立国69年的苏联解体了。关于其解体根本原因，有很多种解释。比如说“和平演变说”，“经济没搞好说”，“民族矛盾说”等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学说，似乎“经济没搞好说”更站得住脚。但是更多的研究表明，苏联的经济虽在美苏争霸中渐显颓势，却不是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综合各种学说可以发现，苏联共产党党建的失败在苏联解体这一事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钱穆所言“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在历史上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来说尚未得到合理的扬弃，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不充分，这是制度层面。在人事层面，苏联共产党在自身党建方面的严重失误，自毁“长城”的改革，也就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党的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研究党的建设的理论科学；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指导下所进行的党的建设的实践活动；三是作为理论原则与实际行动两者中介的约法规章。具体地说，党的建设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

（一）政治建设方面，戈尔巴乔夫改革完全偏离了社会主义路线，抛弃了苏联共产党纲领。

政治建设是一个政党制定出在一定时期的正确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并用这样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使之坚持前进的正确方向。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成为苏联民众思想混乱的舆论先导。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的煽动下，提出不留“历史空白点”，搞乱了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搞乱了民众的思想，致使苏联政府对舆论完全失去控制。意识形态宣传的放开导致精神信仰的崩溃，在“西化”、自由化的冲击下党和人民的思想陷于混乱。当局停止了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的干扰，允许过去禁止的报纸公开销售，允许西方的一些机构搞各种民意测验，公开发表不同政见等。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渗透活动，大肆污蔑和丑化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向苏联人民灌输西方的“民主自由”，鼓动他们反对苏共。苏联掀起了批判斯大林及其国家政治体制的巨大声浪，逐渐发展到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盘否定。民主化、公开性的失控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和民族分离势力所利用，构成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严重威胁，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对国家命运的操纵，对苏联解体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从苏联的解体不难看出，在导致亡党亡国的各种因素中，苏联共产党偏离社会主义是先导。

（二）思想建设方面, 指导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苏联解体，根本原因是苏联共产党从指导思想上逐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仅是苏共高层领导集团，而且是自上而下的党员干部。列宁、斯大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之后掌握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太差”，“善于搞权术，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缺少坚定的信仰，在世界观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一知半解，甚至任意篡改。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将党的性质改为“全民党”，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取代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勃列日涅夫调整和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错误，但他“平时不读书、不看报，马列主义修养太差”，基本沿袭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等错误观点。戈尔巴乔夫则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作为苏共唯一的指导思想，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变形的、曲解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任

务就是要摧毁这个制度，在苏联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全党和全社会指导思想的混乱，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广大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失职和背叛是苏共亡党的重要原因。苏共意识形态组织领导水平明显下降是从20 世纪60 年代前后开始的。苏共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放在首位，但实际情况却是: 抽象的理论回避活生生的现实问题，空洞无味的宣传使广大群众厌倦马克思主义，暗含恐吓或强迫的官方意识形态限制了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行政命令式的简单化处理，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高度统一，却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上层领导由于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经常满足于顾问班子、专家和助手们写的万金油式的套话和千篇一律的官话。马克思主义修养水平的下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广大意识形态工作者言行不一，则直接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苏共内部出现过一些冒牌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们“毫无原则、不学无术、不负责任、只想尽快升官发财”，“经常利用自己的地位，极力攫取物质福利待遇”。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精英们过度追求物质和名利，不但造成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还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共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公然宣称: “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正是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倒戈，由原先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斗士。

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掌控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直接后果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自上而下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人逐渐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导致在实践中背离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之下，苏共一批有影响的舆论工具先后被“新人”接管，《消息报》、《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等重要的报刊杂志均被大幅度调整。正是这些报刊杂志，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煽动舆论，成了解体苏联的急先锋。意识形态领域理论上的失误导致苏共的分裂: 党员队伍分裂为左中右三派，纵向出现中央委员、地方党委和党的基层组织三级断裂，苏共实际上成了失去灵魂的“泥足巨人”。在此情况下，苏共的瓦解和坍塌只是迟早的事。

（三）组织建设方面：组织领导偏离了民主集中制。

组织路线是贯彻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列宁不仅倡导创建了苏俄共产党，还为这一组织规定了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在听取广大党员意见的基础上少数服从多数，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保障。苏联解体与苏共的灭亡有着密切的关系，苏共的灭亡则与组织路线偏离民主集中制有着重要的关联。

背离民主集中制导致决策的失误。背离民主集中制主要表现在专制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纵观苏共的历史，在列宁逝世以后，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渐被破坏，先是权力过分集中，将历史的命运维系在少数几个人身上，导致许多严重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极端民主化，导致指导思想多元化，逐步背离马克思主义，党内派别林立，逐步演化为实行多党制，最终导致政党垮台。斯大林执政初期能够较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但在联共( 布)十七大之后，斯大林性格中粗暴、任性、独断专行的特点开始显露，一是造成党的代表大会不能按时召开，从1934 年十七大召开到1953 年斯大林去世，近20 年只召开两次代表大会; 二是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在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之后，在党的会议上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斯大林的指示就是党的决议，他的周围聚集了一群追逐名利的阿谀奉承之徒; 三是决策的错误，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导致了大肃反和卫国战争初期对敌情估计不足等错误的发生。赫鲁晓夫人为划分工业党、农业党，致使党的统一领导被破坏，对外轻率提议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导致古巴导弹危机，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威望。勃列日涅夫则大力倡导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执意出兵阿富汗。与专制主义相对的是极端民主化。戈尔巴乔夫为了抑制过分集中的倾向，提出“无条件的民主”，在苏共二十八大报告中

公开批判民主集中制，在新党章中取消了“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提法。结果党内派别林立，最后提出多党制的要求，直接促成苏共的灭亡。

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还导致了干部选拔和监督机制的缺失。按照苏共党章规定: 党的各级组织一律由选举产生，党的领导人必须向选举他们的党员大会、党员代表会议定期报告工作，接受他们的监督。这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机构设置中的体现。实际工作中，党的上级领导人决定下级党委会候选人，不是根据群众和广大党员的意见，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印象和好恶。各级党委会候选人由上级事先决定，选举只是履行法定程序。党内唯主要领导和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人意见是从，忽略了集体和广大群众的意见。民主集中制的破坏还导致党内监督机制缺失，造成实际工作中无法监督、不敢监督。由于党的领导人由上级指定，下级机关在工作中唯上级意志是从，下级机关不敢监督上级机关，群众不敢监督党的领导机关。即使想监督，由于受上级意志的左右，下级机关也可以对来自其下级和群众的监督视而不见。所以，一些有限的监督只能是上级监督下级，监督时对于上级和上级看好的下级的缺点和错误则被回避了。

如果说思想路线的迷失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组织路线的失误则直接导致了各种错误和失误。组织路线背离民主集中制，导致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错误频出，很多投机分子混进党的领导机关，这些领导者由于缺乏监督，逐步脱离人民群众，贪图安逸享乐，成为特权阶层，最终瓦解了苏联共产党。

（四）作风建设方面,实际工作脱离了人民群众.

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逐步偏离马克思主义，甚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造成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使党失去了凝聚人心的思想武器。组织路线偏离民主集中制原则，则导致党风的败坏和特权阶层的产生。

党风的败坏表现在党的工作脱离人民群众。由于指导思想的迷失和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盛行。赫鲁晓夫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些不切实际的理论的提出即是主观主义的产物。从1954 年赫鲁晓夫大力削减机构开始，到1963 年“官僚机构不仅没有像所希望的那样减少，反而扩大了3倍”。指导思想的迷失导致许多党员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思进取，沉浸于安逸享乐。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则导致很多并不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为了攫取个人权益的投机分子混进党内，占据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这些人在掌握了某级最高权力之后，不做调查研究，不去联系群众，而是密切联系领导和上级，导致党内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党的先锋作用衰退。1968 年11 月5 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呈送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党脱离群众的程度: 党对大学生来说“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东西的化身”，“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党的优良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党逐步脱离了人民群众。

党风败坏的另一必然后果是产生特权阶层。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片面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导致特权阶层的产生。这些人掌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只考虑个人和小集团私利，官官相护，贪图安逸享乐，作风专断，将党作为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利益的工具。当党内高层反对特权、尝试新的改革时，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计反对改革。一旦改革出现失误，他们便开始与境外势力勾结，谋求彻底改变现状，走资本主义道路，试图一劳永逸地享有特权，并将这个特权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事实说明，特权阶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竭力掩盖自己的真面目，一旦时机成熟，即公开背叛党和国家，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特权阶层的产生是亡党亡国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