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

报告，使数字经济的概念更加广为人知。但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使数字经济一度归于沉寂。随着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数字经济重新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新产品（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比较具有共识的数字经济定义是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来的，即“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3]。由于信息通信技术与产业的融合程度不同，对数字经济的理解亦有所不同。Bukht R. & Heeks R. 将数字经济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核心层，他们称之为数字（IT/ICT）领域，包括硬件制造、软件和IT咨询、信息服务、电信;第二层是窄口径，他们称之为数字经济，包括电子业务、数字服务、平台经济;第三层是宽口径，他们称之为数字化经济，包括电子商务、工业4.0、精准农业、算法经济。分享经济和零工经济介于窄口径和宽口径的数字经济之间[4]。

在我国，多把数字经济划分为数字产业化即狭义的数字经济与产业数字化即广义的数字经济两种类型。数字产业化等同于传统的信息产业，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由于信息技术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的融合不断加深，从而在传统产业产生数字经济活动，这部分就是产业数字化或数字经济融合部分[5]。与Bukht R. and Heeks R.[4]的划分相比，数字产业化大致相当于数字经济的核心层;产业数字化大致相当于窄口径的数字经济与宽口径的数字经济之和。不同国家、不同国际组织、不同机构在其研究或国民经济统计中会采取不同的口径，由于IT或ICT产业具有更清晰的边界，因而核心层的数字经济或数字产业化的范畴应用更为普遍。

（二）新旧动能转换的多维考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2010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从10%以上的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2015年以来经济增速回落至6%～7%。尽管经济增长速度随着经济体量扩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我国仍然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产能过剩、僵尸企业、脱实向虚等问题较为突出，需要在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将增长速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由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优势削弱，重化工业增长乏力，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出口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而需要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对于解决我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是我们是否能过坎的关键”。

对于“新动能”或“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考察。

從内在驱动力来看，新旧动能转换就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经济产出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函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资源丰富，通过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工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长和资本的积累，我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建设，投资又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01～2016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40%以上。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和2010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长贡献率分别高达86.5%和66.3%。随着我国低成本竞争力削弱、人口红利消退、政府负债率上升、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主要依靠投资、依靠自然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转换到依靠创新、依靠知识和技术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上来。

从外在表现来看，新旧动能的转换就是产业结构的转换。国民经济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构成，有些产业增长速度快，有些产业增长速度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会出现高增长行业、带动作用大行业的不断更替的现象，并由此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总体上看，产业结构的转换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旧动能是低技术、低效益、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产业，新动能是高技术、高效益、低能耗、低污染、高质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产业。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高速增长产业以纺织、服装、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1998年后，我国开始了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冶金、化工、建材、机械等重化工业部门保持较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总体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附加价值低，且随着工资持续上涨，竞争力正在削弱，已经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重工业的发展不但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随着交通基础设施主体框架的形成和“房住不炒”政策的确立，对以钢铁、建材为代表的重工业的国内需求增速下降，重工业增长乏力。各个地区、城市由于新旧动能转换速度不同，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分化，旧动能比重大的地区由于旧动能弱化而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新动能活跃的地区则因新动能的高成长性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需要转移到更符合市场需求和要素优势、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环境更友好的产业为主的结构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