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卫生建制时期的拉西曼及其影响（1928—1934）

内容提要 经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斡旋，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借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这一外力，实现了权力易手。拉西曼的在华考察活动及随后的卫生合作计划，推动了国民政府卫生建制的进程。拉西曼来华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是西医英美派势力迅速延伸至卫生行政各级机关，以美为范的公共卫生体系基本铺设完成；二是国联和美国借机在中国实施政治扩张，反映出了国民政府卫生建制时期美国势力的在华渗透及其对中国卫生和政治的影响。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 拉西曼 卫生制度 卫生行政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9-0102-09

拉西曼是作为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卫生部长，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展开了中国与国联卫生部的技术合作，这使中国在卫生建制的关键时期看到了世界各国的样本，框定了中国近代卫生体系。但它真正的建设过程则落入了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控制中国卫生行政的目标之内。另外，随着卫生合作走向全面技术合作，拉西曼最终将南京国民政府引到了亲英美阵营，为日本加快其侵华步骤提供了“借口”。学界目前尚缺乏对拉西曼的专门研究，对国联与中国的卫生技术合作，也主要集中在合作过程的梳理与评价，①而对其背后的曲折，以及卫生技术合作对中国卫生行政与政治的影响等，少有探研。有鉴于此，笔者希望围绕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这一特殊人物，捋清拉西曼在华活动的脉络及影响，以期从具体细节的重建中一窥历史真实。

一、拉西曼来华背后的卫生与政治

1929-1934年间，“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曾多次来华，②促进中国卫生领域与国联的技术合作。对于拉西曼的来华，许多学者认为缘于国民政府的主动邀请，关于国联拉西曼的来华，由于当时许多新闻、报纸在评论此事时，均称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而来，故中国的许多研究者也多沿用此说。沈立人称第一任卫生部长薛笃弼因非卫生专家，故一方面在国内招致专门人材来襄助，“但是还觉无济于事，他方面则又乞助于国联”。李琴芳选辑《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与基本原则》（《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也认为，“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三年冬间，中国政府请求国联襄助中国办理卫生事业。此为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创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薛笃弼氏曾以卫生部部长之名义，致函国际联合会卫生股股长拉西曼氏，请求来华襄助办理卫生合作事宜。”郭巍《中国与国联在卫生方面的合作与互动（1920-1939）》（2008年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也认为，卫生部刘瑞恒决定“向国联提出请求，要求国联就港口卫生和海事检疫事宜派出专家组与其进行合作”。但实际上，这是国联的有意安排；而国联的背后，则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为解决处于三岔路口的刘瑞恒之困而采取的行动。

1.处于三岔路口之国民政府卫生部

所谓“三岔路口”，是指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在构建全国卫生体系时面临着方向选择：卫生制度是移植日本，还是仿照欧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医学？这实际是围绕卫生部长人选的竞逐。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无论是应付国人加快卫生建设以图民族自救、自强的呼吁，还是基于重塑政府形象，维护政策“合理性”等政治考虑，创设卫生部以领导全国卫生行政的建议在国民政府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获一致通过。耿艳鹏：《宋庆龄首倡政府要设立卫生部》，《世纪》2000年第5期。但卫生部长人选颇费周折。基于平衡各军阀派系势力考虑，蒋介石于1928年10月19日任命冯玉祥的得力部将薛笃弼为卫生部长。《中政会临时会议》，《申报》（上海版）1928年10月20日，第4版。副部长之职遂成卫生界各派竞争的焦点：社会上一度传言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誼（先后留学日、德，获德国医学博士）任卫生部长最合适；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公共卫生学博士的胡定安也向民国政府提出《中国卫生行政设施计划》，认为美国因富强，故卫生管理“久为当代各国公众卫生家所赞许”，但不一定适合中国，“我国与日本民情较近，大可参考其改革之步骤而资效法也”，胡定安：《中国卫生行政设施计划》，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13～14页。并将其匆匆印刷发行，为自己的竞争增加筹码；两度留学美国，且获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的胡宣明也出版了由胡适题名的《中国公共卫生之建设》，胡宣明：《中国公共卫生之建设》，亚东图书馆，1928年。以展示自己的眼界和人脉关系；留日医学人士、时任北京卫生局长的黄子方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他的卫生主张。黄子方：《中国卫生刍议》，《社会学界》1927年第1期。但最后，经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卫生委员会委员兼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教授兰安生（J.B. Grant）的积极活动，兰安生与蒋介石第一个内阁中的所有人都有私交。兰安生和谢元甫医生（北京协和医院的毕业生，曾给冯玉祥治疗过疾病）专门拜访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直接提出由刘瑞恒任卫生部次长之职（见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The Development of Mor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1937，” The Association for Assian Studies， 1995，p.46）。1928年11月30日，留学美国、时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的刘瑞恒被任命为常任次长，而且，由于薛笃弼系军人出身，刘瑞恒实际处于卫生行政的领导地位。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初起的中国卫生行政主要移植于东邻日本，高晞从卫生政治化的角度，认为袁世凯政府和民国初年的卫生系统多由日式医生主持，其组织结构和卫生政策则并不完全是日式的，主要是因为卫生科还负责“卫生书报审查制度”和“禁言事项”，参见高晞：《卫生之道与卫生政治化——20世纪中国西医体系的确立与演变（1900-1949）》，《史林》2014年第5期。西医界内部的德日派国民政府时期，西医界内部分为德日派、英美派和法比派等不同派别，尤以德日派和英美派影响较大。前者指留学德国、日本的留学生以及他们开办的医学校培养出来的西医人才；后者指留学英美的医学生以及欧美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医院、医学校等培养出来的人员。关于双方的人员组成及实力变化，可参见郗万富：《国民政府时期西医界内部的派系纷争》，《兰台世界》2014年第1期。居于卫生行政的主导地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仍沿用旧制，在内政部设卫生司，由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的陈方之任司长。这次“刘-兰”联手成功，权力易移，不仅刘瑞恒开始执掌全国卫生行政大权，而且兰安生成为刘瑞恒周围“极重要影响人物之一”，刘永楙：《刘瑞恒先生与我国卫生工程——为纪念他百岁诞辰而作》，刘似锦编：《刘瑞恒博士与中国医药及卫生事业》，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01～100页。“在南京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此人就是事实上的卫生部长”，北京协和医学院也实际成为卫生部的“技术顾问团”。[美]布洛克：《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韩邦凯、魏柯玲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