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国事,遗爱人间

看到我的大女儿晓文，我就会想起早已作古的钱讷仁。是她把我的第一个孩子晓文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是1946年春，钱讷仁迈着“解放脚”，专程从淮阴赶到高邮来给我做产前检查，她问我：“马上要生了，你都准备好了吗？”看我一脸茫然，她赶紧上街买了布和棉花，还有草纸，连夜给即将出生的婴儿做了棉、单各两身小衣裤和小包被。刚做好，晓文就出生了。一个月后，她又来看望我们，见母女平安，非常高兴。

认识季方、钱讷仁两口子是在苏中根据地，当时季方任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苏中行政公署主任。那时他共产党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他随和得很，没一点架子，不像是行伍的，倒像是个文人，所以我和他挺谈得来。后得知他1890年生于江苏海门三阳镇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后又参加讨袁护国运动。1924年应邓演达之邀去广州，是黄埔军校创办人之一。1926年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政治部组织科长等。“四·一二”事变后，季方协同邓演达创建农工民主党;邓演达被害后，季方又参加了“福建事变”，任高级参谋;全民族抗战爆发，他又来到抗日根据地。我笑称他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朝元老”。

他的夫人钱讷仁1901年诞生于江苏省海门县三阳镇，和季方是同乡。她早年不满包办婚姻，力图求学自立。在兄嫂的支持下，勤工俭学，就读于上海同德医学院妇孺产科系。1928年毕业后，在沪、浙、苏行医，与季方经十年恋爱，终于结为伉俪。“讷仁”是季方为她题的“号”，取意“仁而不言”，参加革命后即以“讷仁”为名。1938年，季方以钱讷仁在上海静安寺愚园路开设的妇儿产科诊所作掩护，做情报和对国民党杂牌部队的工作。黄桥决战后，季方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名义，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召集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1940年10月成立了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那时钱讷仁还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知道共产党，只因伉俪情深，怀抱坚定的人道主义，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正义感，应季方的召唤，带着才两岁多的女儿季明到如东掘港苏四区游击指挥部，投入抗战，任军医处主任。

1940年12月底，顽军徐承德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三纵西调海安华指总部警备之际，袭击、围攻掘港指挥部。当时明明（季明）正患肺炎，钱讷仁和负责财务工作的哥哥钱聿修将钱藏在孩子的襁褓中，躲在老百姓家中。敌人搜查时多次揭开被子，钱讷仁都沉着地说小孩得了伤寒，敌兵看到果然病重就没敢动她，经费因而得以保全。

1942年1月钱讷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火线抢救伤员勇敢，热心为老乡治病，群众关系非常好，工作极端负责且能劳动”，本应半年的候补期缩短，提前3个月转正。钱讷仁是专业的产科大夫，战争年代，新四军的许多婴儿还有周边老百姓的孩子，大都是钱讷仁接生的：现在张逸城、沙希平、吴瀚的孩子，还有黄希珍的双胞胎，都年逾古稀，他们建了个“钱讷仁的孩子”微信群，感恩接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钱妈妈。

1985年春我最后一次去北京看望季老钱老夫妇，钱讷仁高兴地抱着我说：“可惜，季方刚到延安去了，你这次看不到他了”。她又问起晓文，还没忘记接她出生的事。最近，晓文与那些新四军的孩子在微信群中时常怀念他们的钱妈妈。明明也常从北京打电话过来，每次都会勾起我的回忆。

战争中女同志易患妇女病，都害怕结婚生孩子。钱讷仁感同身受，她就写文章、开讲座、办班，普及妇幼卫生保健及节育常识。她教孕妇危急时如何自救，鬼子“扫荡”时，原上海市委书记钟明的夫人王本英就是躲在磨房中自己接生的。钱讷仁对干部、战士、老百姓一視同仁，救治了许多难产妇女与重症患儿。战争使钱讷仁成为全科医生。根据地科班出身的医生奇缺，夏季患疟疾的很多，不到夏天就开始流行。钱讷仁经常忙得夜以继日，有时门诊量高达200人次。在军队发现天花时，钱讷仁率队跑到各单位种牛痘，汗流浃背，一天完成200多人的接种。

钱讷仁裹过小脚，虽是一双“解放脚”，但变形很厉害，大姆趾粗壮，其余的脚趾都被压在脚掌下，小腿也因为裹脚的原因发育不良，像俩木棒似的，小腿肚子没有肌肉。无论多忙多累，凡有急症，无论白天夜里，钱讷仁随叫随到，迈动着“解放脚”抢救伤员。钱讷仁积劳成疾，屡犯美尼尔氏症。1947年10月，钱讷仁调到华东解放军教导总团，任卫生处医务主任。她自觉执行党的政策，对俘虏一视同仁，精心救治护理，使他们深受感动，加快了立场的转变。1948年华东军区授予钱讷仁“南丁格尔”的称号。

1948年在山东鲁县出生的鲁鲁，也常来看我。每次来她都会谈到钱妈妈。她是陈同生和张逸城的孩子，妈妈缺奶，一出生就多病，经常因低钙抽搐，整晚都不睡觉，非常难带。明明看她老哭，就给她喂糖水，用药棉搓成条，冲点糖水蘸着喂她，老哭就老喂，喂得有时抱起来糖水都从嘴里冒出来了！但明明自己是一点也舍不得吃的。为了筹办新政协，钱讷仁要随季方去北京。鲁鲁刚一岁，张逸城怕多病的鲁鲁无法活下来，便让钱讷仁带她进了北京。刚到北京他们住在北京饭店，钱讷仁怕鲁鲁晚上哭影响别人睡觉，就整夜地拍她——手一停她就会大声哭。钱讷仁白天还要工作，那份辛苦、劳累，不比战争年代带明明省心。钱讷仁不但照顾鲁鲁的身体，后来还要督促鲁鲁的学习。惠裕宇曾笑着对季明说：“他俩（指鲁鲁的爸爸妈妈）呀，可给你妈妈找了个好事情干！”

新中国成立后，钱讷仁多次被评为特等模范、优秀工作者;由于耳疾不能听诊，1955年后转到幼教岗位工作，又被评为优秀教养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1965年1月，组织上决定她离职休养。离休后，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好季方的生活，使中年时病弱的季方终得健康高寿。她哺育孙辈，支持儿女工作，关怀帮助身边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她在街道与群众亲如一家，办红医站为大家看病，关心教育青少年，维护社会治安，培养发展积极分子入党，享有很高的威信，1995年1月去世，终年94岁。

新中国成立初期，季方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为此，很多人劝过他，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周总理得知后，曾当面劝他：“您这么大年纪了，北京的交通这么拥挤，出了事情不好办，还是坐小汽车吧。”他这才听从。后来季方担任了农工民主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季方刚直不阿，十年浩劫中，为了表示无言的反抗，他把被迫害致死的老战友的照片一张一张地翻出来，挂在屋内，寄托自己的哀思和对林彪、“四人帮”的控诉。家人担心地劝说：“这岂不是要引火烧身吗？”季方泰然自若地回答：“大不了就是一死，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怕什么？”

季方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告诫子女。他虽身居高位，但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季方对家人的要求，有时竟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1974年，季方的亲家从武汉来北京治病，需要用车，季方对女婿说：“你父母看病是不是坐出租汽车去，车费由我来付。”为这件事，女婿埋怨他太古板。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季方的四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1973年，季明回北京探亲，正赶上季方和钱讷仁轮流住院。季明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家里的困难和表达自己想留下照顾两位老人的愿望。周总理很快将此信批给了中央统战部，统战部便打电话向季方征求意见。季方当即表示：坚决不同意女儿调回北京。并说，自己有国家照顾，不必再给组织上添麻烦。事后，季方还写信批评女儿有封建思想，不安心边疆工作。就这样，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考虑到季方年事已高，才把这个女儿调回北京。

季方一生追求进步、寻求真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高尚风格，永远铭记在了人们心里。正如一副悼念季方的挽联所写的那样：明大节于当时献身国事，立清风在身后遗爱人间。

（责任编辑 王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