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大厂小说的叙事策略与意识形态

[摘 要]“主旋律”大厂小说是改革的伴生物，也是“改革”主题在叙事上的呈现。它一方面再现了1990年代中期社会转型与企业改革中出现的焦虑和问题，另一方面也通过叙事策略的运用完成了自身的意识形态表达。在美学与政治之间，“主旋律”大厂小说是具有历史能动性的文学。而“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如何重回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域，以及它在叙事上的表达也成为“主旋律”大厂小说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主旋律”大厂小说；叙事策略；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旋律’文学的创作现状与发展走向”（09CZW056）。

[作者简介]汪荣（1987-），男，文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讲师（海口570228）

在中国语境下，现实主义创作是一种“再现”的艺术，而文学与历史之间具有镜像关系。事实上，我们无需重复诗与史、美学与政治的辩证，就可以从199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看到“改革”留下的清晰面影。那是一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时代，突然开放的市场释放了个人的梦想与希望，适应游戏规则的人如鱼得水，赶不上步伐的人被历史淘汰。当历史进化的活剧在中国大地上轰然上演，改革的逻辑渐次展开，它的后果（如工人下岗问题）也就逐渐被利益受损、承受代价的普通民众所体认，于是他们在80年代对改革的玫瑰色想象消失，“改革”遭遇了危机时刻。

劉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页。而在90年代的新意识形态中，“经济增长与维护国家稳定”却是国家的合法性根基，因此，改革必须朝向现代性的愿景继续前行，至于对“改革”合法性的辩护，则由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主旋律”的想象和建构展开。

作为叙述改革的文学，“主旋律”大厂小说无疑要“担此重任”，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地回应，“重续‘改革’的合法性，并对迟到和乏力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辩解，对其历史正当性作出文学的论证”

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第81页。。于是，《人民文学》1996年第8期的编者按《关于〈大厂〉及其续篇的话题》写道：“小说《大厂》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作品真实地写出了转轨期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的困境，写出了在困境中人们的种种心态和不屈不挠的苦斗精神，写出了人们在患难中的真情。而在《大厂续编》里，作者则致力于价值的重建；在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痛苦新生中，人们应否保持和如何保持某些价值并重建某些价值。”

编者：《关于〈大厂〉及其续篇的话题》，《人民文学》1996年第8期。不难看出，官方色彩很浓的“国刊”对于谈歌这两部作品的评价很高，且着重指出了作品中蕴含的“苦斗精神”“真情”以及“价值”；而与这一关键词序列并置的，则是“困境”“种种心态”“痛苦新生”。两相比较，编者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十分明显。他将谈歌作品中“呈现问题-解决问题”两个面向进行切割，试图从作品中提炼出积极性精神元素（守住精神，转化新生），为改革的继续前行进行辩护。这份带有阅读指南意味的编者按在读者进入文本阅读之前，已然为读者定下了阅读的基调和方向，完成了对作品的阐释和解读。不过，这份颇具症候性的编者按，却为我们理解“主旋律”大厂小说的叙事策略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一、逃逸的美学：圆形结构的自我阐释

“主旋律”大厂小说中，故事的情节大多以工厂为背景、围绕中心人物展开，例如《车间主任》中北方重型机械厂的中层干部车间主任段启明、《大厂》及其《续编》中红旗厂的厂长吕建国、《年底》中的周书记、《学习微笑》中食品厂糕点车间的女工刘小水、《女工》中羊毛衫厂仓库女工金妹。这些人物在各自工厂中处于不同的阶层，中间既有管理阶层的厂长和书记，也有中层干部，还有普通的职工，他们拥有不同的身份和位置，也有各自的烦恼和困惑，从而在不同的视角下展现了“工厂”这一社会生产部门在改革时代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工厂的困境和问题正是“主旋律”大厂小说叙事的重点。综观大厂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情节主要是在“呈现问题”中展开的，而在文本的末尾，则照例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这就意味着“解决问题”。这种“呈现问题-解决问题”叙事策略的使用，说明了“主旋律”大厂小说依然使用的是“平衡-打破平衡-平衡”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结构。而这一类型的叙事最大的特色则在于起承转合的完整性，以及文本内部的圆融和封闭。这是一个圆形的结构，具体呈现在作品中，是开头与结尾的呼应。

例如大厂小说的代表作品《大厂》，故事就是以红旗厂厂长吕建国郁结的情绪开端的，作者捕捉到吕建国新年后上班的场景细节，并在前几段就把春节前就闹出来的两件烦心事呈现出来：其一是厂办公室主任老郭陪着河南大客户郑主任嫖妓被公安局抓了；其二是厂里唯一的一辆高级轿车被弄丢了。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吕建国上班之后可谓是举步维艰，各种琐碎的事件压在他的身上，等待他处理，于是故事就在他到处“救火”中展开，工厂的种种矛盾也在这些“事件”中凸显。而在作品的结尾，这些问题都妥善地解决了。《大厂》中很少有风景描写，但在开头第二段作者写道“吕建国发现窗子没关，早春的寒风呼呼往屋里灌着，窗台上的那盆月季花都打蔫了”，而在最后作品末尾“吕建国站在厂门口，突然发现厂门口的树一夜之间，已经绿绿的了，恼人的春寒大概就要过去了”。两相对照可见，“春寒”这一物候不仅为故事提供了季节背景，更暗示了矛盾的存在，而结尾处“过去了”则代表问题的解决和生活的希望。

无独有偶，“呈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叙事策略同样出现在《大厂续编》中。如果说《大厂》涉及的矛盾过于日常琐碎，只能暴露和批判工厂出现的问题，那么《大厂续编》则触及了改革时代的宏大叙事：市场机制和企业兼并。这两件大事构成了《续编》的主要叙事内容，又分别通过包工头冯大脑袋和环宇厂厂长章东民展开，其中尤以企业兼并作为重点。章东民原本是红旗厂的老员工，因与原来的老厂长闹不来，于是一气之下去了国营小厂环宇厂，但环宇厂在市场中发展壮大，而红旗厂却积重难返越来越不景气。于是市委想让环宇厂兼并红旗厂，但在是否接受红旗厂工人的核心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如何安置工人”（或者说“如何让工人不下岗”）成了故事的焦点。拉锯战的最后，章红民同意“不剥离任何一个员工”，故事在拆毁旧厂房的爆炸声中结束。

较之《大厂》，《续编》更能真切地触摸到改革带来的社会困境——工人下岗问题。从经济理性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言，市场与发展主义的目标无疑是开源节流，用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回报，面向市场的企业无疑会要求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效率的增长。就此而言，当企业实行兼并，工人下岗则不可避免，就红旗厂的情况而言更是如此。但是，作者在呈现了工人下岗问题之后，“解决问题”的对策却是在国营厂之间实现兼并。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续编》中“解决问题”的方式。首先，从工厂的层面上说，值得注意的是环宇厂的“国营”性质，而非外国资本或者民营资本，这就避免了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劳资冲突；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章红民这个红旗厂旧员工的身份，他必然是一个“有情的人”，与市场中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无情的人”不同，这一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市场与旧体制之间的中介。其次，从工人的角度而言，红旗厂的改革并没有“伤筋动骨”，而是顺利地将体制内的工人转化为面向市场的工人，并减少了突然到来的市场机制对工人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最后，就意识形态层面来说，国营企业兼并这一解决方式的使用，将红旗厂兼并到环宇厂的举措保持了原有的路径依赖和体制惯性，避免了市场带来的冲击——这一对策的采用，无疑将矛盾进行了淡化、转移并加以解决，从而将改革成本和合法性危机降到最低。在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下，红旗厂的工人们无疑是幸运的。

但《学习微笑》中的女工刘小水则没有这么幸运，她无可奈何地下崗了。《学习微笑》主要讲述刘小水等八名女工被厂里抽出来，为准备接待来厂投资的港商参加礼仪培训班“学习微笑”。厂领导为了和港商融资，用尽各种手段，但港商来时却被副市长接走，融资失败，厂子破产。除此之外，刘小水的家庭和亲属的处境都很不堪，公公和父亲都因贫穷而苦恼。尽管小说呈现了种种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出奇地简单和偶然。小说结尾，刘小水的丈夫要给车间主任送礼，刘小水辛苦了一晚上，炸出了“最后一次”的完美的梅豆角。结果礼没送成，刘小水本想扔了，出门之后却又舍不得，拿回来倒在大盘子里上街卖，居然生意极好。于是刘小水寻着了生计，在街头摆了个卖点心的小摊，专卖梅豆角。《学习微笑》以微笑为题，但在文本多次写到刘小水的哭泣，以乐写哀、以笑写泪，作者以参差和对照的写法呈现了下岗女工的困境与窘境。但这光明的结局却是柳暗花明，以情节的突转驱散了前面的阴霾，在故事结束之前从苦难中侧身而出。

由此可见，“主旋律”大厂小说“呈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叙事策略无疑是成功的。不管是表现工厂的困局、企业改革的剧变，还是工人下岗的问题，它都在文本内部构成了一个圆形的封闭的结构，达到了自身完满的阐释。这就意味着，当小说缝合起“呈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两个面向，将“呈现问题”包裹在“解决问题”之中，那么主流意识形态就暂时缓解了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回应了民众对改革及其后果的质疑。在这叙述与意识形态的阐释循环中，读者无需直面惨淡的真实，无需回望自己的创伤记忆，从苦难中逃逸出去，只需沉浸在封闭的文本中，问题就能得到想象性的解决。由此，文学的治愈与宣泄作用体现出来了。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媒介，文学通过情感的抚慰，缓解了受众对改革以及后果的追问与质疑。

二、弥合的叙事：“以厂为家”与愤懑的转移

意识形态批评理论认为，“由于意识形态幻象的赌注是要构建没有对抗的社会，因此它就要隐藏、弥补被实际存在的对抗性斗争所分裂的社会状况，掩饰社会的不一致性。”李明：《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6页。有论者就曾指出谈歌小说的不足之处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还不够深刻”

喻滨：《谈歌：寻找失落的家园——兼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道德意识表现》，《当代文坛》1999年第3期。。其实，不止谈歌，“主旋律”大厂小说普遍存在着一种暧昧的叙事态度：一方面，大厂凋敝的原因确实与内部管理阶层的腐败与堕落有关；另一方面，又是工厂面临市场冲击时“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例如在“主旋律”大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情节：为拿到市场合同进行的公关活动。在“正人君子”的眼中，这些活动无疑是耻于为之并需要加以批判的，但是在市场环境下却必须如此。那么，我们如何评价这种为了工厂利益着想而发生的个人腐败行为呢？换一个角度，我们如何去辨别这种个人腐败行为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为了个人私利？

面对上述的追问，“主旋律”大厂小说所遵循的是客观性的叙事原则。因此，我们很难在此类作品中发现作家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事实上，“主旋律”大厂小说并没有单纯地批判一个人是好还是坏，没有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工厂的领导阶层和体制的问题，反而是在客观性的书写中呈现了改革时代的复杂而暧昧的社会众生相。

《大厂》及其《续编》中的吕建国就是这样的形象。他无时无刻不处在悖论之中：一方面，这个厂长整天为厂里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到处“救火”，到处求人帮忙，兢兢业业地为厂子的运转而尽力。我们不难看出他是真正为工厂好、有责任感有职业精神的好领导；另一方面，他为了得到河南大客户郑主任的订单，叮嘱厂办公室主任老郭“姓郑的要干什么，你就陪他干什么”，于是老郭带郑主任嫖娼被公安局逮着了，直到小说结尾，吕建国交了五千块钱的罚金，好歹把老郭弄了出来解决了这件揪心事。而在《续编》中，吕建国的形象则更为正面。例如，在与环宇厂厂长章东民的私人谈话中，他表示“最后一个留在厂里的，只能是我，不会是别人。”做最后一个，这就意味着吕建国将个人的利益放置在工厂工人整体利益之后，这无疑是“以厂为家”的精神，我们不能不为他这份担负使命的责任感所感动。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在阅读《大厂》的时候，是尾随着吕建国这一中心人物的运动轨迹的，当他四处救火，急着为工厂忙这忙那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抱着“理解的同情”来体谅吕建国的心情——确实，吕建国虽然干了很荒诞的事，但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工人的福利，为了厂子好，这是“好人的政治”。

这或许正中“主旋律”大厂小说的下怀。领导阶层与工人阶层之间的矛盾贯穿在改革的过程之中，而工人的愤懑也多出于对领导阶层贪污腐败以及以权谋私的不满，而这种愤懑又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改革的怀疑，这无疑是对改革进路的不利因素。毫无疑问，改革对大厂领导阶层造成的冲击较少，《续编》中也多次提到领导层和技术层的人员很受新厂欢迎；但对于普通工人而言，投入市场找工作则是千难万难，这是一定会存在的阶层落差。而主流意识形态试图规训和整合的，正是这种阶层差距及其产生的愤懑和落差。对领导层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淡化和转移矛盾的政治指向，这无疑是“主旋律”大厂小说的重要工作。当我们回到“主旋律”大厂小说文本，就会发现所有指向领导阶层的批评被“以厂为家”的热度消解了，同时所有被批评的条目都能在“市场与合同”的理由前不堪一击。

市场俨然成为一种新的霸权和意识形态。《年底》正体现了作家对“市场霸权”某种无可奈何的态度。在这篇小说中，周书记是中心人物，情节主要是围绕他的行动来展开的。周书记个性耿直正义，是谈歌着意塑造的正面形象，通过他的眼睛，很多时代的怪现象得以现形。与之相反，刘厂长的形象则未必全然正面。“刘厂长去到宾馆开订货会，本来让周书记也去，可是周书记不去，周书记说见着那帮家伙就心烦”；从表面上看，这是刘厂长主外，周书记主内，但从人物关系看，这两个人物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一方面是周书记的道德化，一方面是刘厂长的道德暧昧性，这就使得腐败和丑行集中在与市场打交道的刘厂长身上。但是，这两者虽然所处的位置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互换的。这无疑是作者在叙事策略上做出的结构性处理，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人毋宁说是一个人的两面——这就和《大厂》对吕建国的处理一样（尽管《大厂》中也出现缺席的、幽灵般的、被污名化的前任许厂长），只是谈歌在《年底》中塑造了绝对正面的形象，于是在人物道德上处理得更为“清洁”。事实上，就批评界的反应而言，确实认为周书记是“充满正气的形象”，是“当代英雄”

喻滨：《谈歌：寻找失落的家园——兼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道德意识表现》，《当代文坛》1999年第3期。，而吕建国是“二重人格”，是“复合型的人物”。

李长银、何颖利、贾玉民：《现实主义冲击波：工业文学起飞的信号》，《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尽管如此，当周书记面对在市委门口静坐的工人，劝工人们回厂的时候自己的嗓子也暗哑了，因为他心里也清楚刘厂长的请客和送礼是为了客人和项目。面对工人们的指责，周书记只能坦诚“谁也没有办法”。水至清则无鱼，市场非这样不可——我们俨然在这句话的背后听到作者的一声叹息。对“市场和合同”的追求乃是为了给工厂带来效益，给工人开出拖欠已久的工资，面对“爱厂如家”和为职工卖命的领导，“人们一下子闷起来。就有人埋下头去了”。

除此之外，《年底》中还有两个在道德上不“高尚”的人物：销售科长魏东久和机关干事小李。这两个可谓是被工人们指着鼻子骂的人物。但即使是这样的丑角也有其重要性。尽管魏东久是靠溜须拍马当上的销售科长，用了很多不正当的手段去争取客户，但他在市场上如鱼得水，能拉来客户，对工厂也可谓是劳苦功高。在订货会后的晚宴上，他的那些埋怨不是没道理的，他确实“把东西卖出去了”。同样在这次晚宴上，魏东久告诉刘厂长，小李给厂里拉了一千万的合同。小李也是被厂里工人瞧不起的人物，因为她不仅在感情上朝秦暮楚，而且在工作上不认真。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在关键时候为了合同嫁给了客户廖主任的傻儿子。这样的“献身”和牺牲不可谓不伟大了。

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主旋律”大厂小说中间没有批判性、没有反抗话语。事实上，作者在客观呈现大厂出现的种种弊端时，已然在“零度写作”中蕴含了对社会中种种腐败和黑暗现象的批判，只是这类的反抗话语已经被包裹在“爱厂如家”和“市场如此”的话语之中而已。经过对几个文本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回答本节开头的提问：“主旋律”大厂小说中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坏人”，而只有随波逐流，被市场所裹挟的“好人”。“主旋律”大厂小说恰恰是通过塑造复合型人物、充满悖论的人物来达到自己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读者对圆形人物的同情，和“只能如此”的同理心，使得批判性指向不可逆转的市场和关系社会，从而使得愤懑的对象得以转移。

三、归还的遗产：历史记忆的魂兮归来

“90年代后期，有关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的爭议经常围绕着‘新自由主义’问题展开，原因是这一思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中，“以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形式民主等理念批判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传统，反对大众民主和一切社会主义遗产”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12—313页。。1990年代的改革是一个国家放权而市场主导下的产物，很大程度是上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由此，改革朝向现代性的愿景前行，整个社会围绕着发展主义运行，而经济领域的巨变更是拓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层面上的变更或许只是社会变化的表征，而上层建筑、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动才真正影响到整个社会内在结构的稳定。与政治、经济变化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为改革的合理性辩护。而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问题则是如何处理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

从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一个“放逐与归还”的过程。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改革势在必行，这就必然导致进化论意义上的优胜劣汰。“新自由主义”是以市场扩张和国家收缩为特征的思潮，在这一思潮的驱动下，改革的推进，市场的扩张，就必将放逐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而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层面来说，延续旧有的主流思想和价值系统，则是保持自身合法性来源与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是一个市场与国家之间既互相耦合又彼此牵制的运转模式，由此，在与此模式对应的“新意识形态”的统摄下，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必须以某种方式被收编整合到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必须“归还”，必须“打马归来”。

落实到小说创作领域，“主旋律”大厂小说处理的题材，涉及到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工人是社会主义的主人翁，工厂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因此，要书写大厂题材，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是难以规避的内容。有论者已经谈及，造成大厂困境和工人生活艰难的原因是市场机制和领导阶层的腐败，于是作家“满怀忧虑开始了他们的抗争”，而“以历史对抗现实”是他们在作品中经常叙述到的内容，今昔对比之下，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成为批判现实的工具。但在此基础上，我们犹有进一步论述的可能：在“主旋律”大厂小说中，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同时具有批判和建构的功能。一方面，作家直面了社会主义体制与市场体制之间的断裂地带，搭建起历史的浮桥，将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作为批判性的资源使用。另一方面，他们将这些历史记忆转化成新语境下“分享艰难”的精神资源，建构出继承了前辈的社会主义伦理、乐观向上的新工人主体。

《车间主任》中有一个重要情节是厂长张一平的受贿事件，虽然最后证明是一场“被受贿”和被诬告的闹剧，但其中张一平的一段对白十分具有深意：“他们没把我堵在厂门口，而是把我围在广场前的毛主席像前。一个个有备而来，振振有词。我平生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场面，清一色的老工人，说话的时候，手也颤抖，表情也跟着颤抖。他们唯恐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北重毁在我张一平的手里，唯恐几十年洒下的血汗付之东流。这一切我听得出来也看得出来，可我实在没办法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当他们把北江公司的一台电脑看成奢侈品，把我们的市场构架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时候，我讲什么？我从哪里跟他们讲起？……”。从张一平的言语间，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这次的围堵事件依然心有余悸。值得留意的是，在这次群体性事件中蕴含的几个对立项：其一，社会主义与市场构架；其二，保守与改革；其三，正直与腐败。作者虽然在情节的处理上证明张一平没有受贿，他使用的两台电脑是合作方代表于倩个人赠送的，他是被几伙人诬告的，是“各自怀着小算盘”的人作祟，但改革过程中，却未必所有的领导都如张一平清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老工人”“广场前的毛主席像”等几个细节，这些带有社会主义时代的几个符号出现在此处绝非偶然。老工人们亲历了这个转折的时代，从社会主义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是难以接受的，这就导致对市场构架的不理解。但老工人们的固执其来有自——他们秉承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平等与公平的诉求远未过时，他们的保守正好反证了市场的残酷与无情。当他们援引社会主义的“奋斗”历程时，这份历史记忆就直接指向了领导阶层的贪污腐败以及市场机制导致的弊端——这就与小说已然触及到的金钱与反腐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老工人的存在和他们所代表的精神，构成了改革时代的差异性存在，构成了另一种伦理和声音，他们承载的历史记忆也成为批判性的资源，为改革起到了监督和纠正的作用。

如果说老工人指向的是一种时间上的“批评的在场”，那么广场前的毛主席像则指向一种空间上的“批评的在场”。值得注意的是，在《车间主任》中，“广场前的毛主席”这个场景不断重复出现，穿插在各种紧要的或不紧要的情节之中。广场和毛主席像，一个是横向铺展，一个是竖向屹立，在视觉经验上构成了三维空间似的立体感，建构了仪式般的庄重和权力的稳定，也给人带来崇高与敬畏之感。如同电影中的远景镜头，是一个重要的背景装置，定位了人物的生活空间。我们犹记得因盗窃钢材而被开除出厂的工人李万全在广场上“孤独地、神情落寞地”的身影，他坐在雕像背后基座上目光呆滞地抽烟，心中充满的无限的忏悔，而这忏悔和告解是朝向毛主席的：“可到头来，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毛主席塑像是一个意象，俨然代表了道德和价值的客体，李万全事实上是以对毛时代的历史记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标准的。在此，空间存在中的历史记忆构成了对市场机制下个体行为的衡量指标，这一空间成为仪式性的空间，雕像的眼睛俯视着进出工厂的人，邪恶和贪欲在这个空间里现形。

但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绝非只是批判性的资源，它同时也是一种建构性的资源。它暗示着一种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对平等与公正的政治追求以及一份中国经验的历史遗产。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的“归还”，意味着发生在中国土地上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伴随着“历史的终结”而消散，而是重新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建构之中。

由此，我们就更能理解《大厂续编》结尾处，红旗厂建厂的老书记韩书记的遗嘱里所蕴含的深意了。在遗嘱中，他说道：“我相信，在你们前进的旗帜上，也飘扬着我，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信念。”这份遗嘱是韩书记的女儿韩燕在屋子里的遗像前对来拜祭的众人念的。遗嘱中的“我”和“你们”是一体的，因为在前进的旗帜上也飘扬着韩書记的信念，这就代表着一种“精神的永恒在场”。韩书记的死在文本里是象征性的，但这份遗嘱却告诉众人，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随后，兼并了红旗厂的环宇厂厂长章东民进了屋子，“喊一声：‘韩书记啊！’”我们不难想象，章东民会继承韩书记的精神，厚待兼并之后的工人们。这份庄严的遗嘱、郑重的交付是社会主义价值的重申，而在屋子里听着遗嘱哭泣的人们似乎从前辈的嘱托中领悟和继承到了一些什么。至少在《大厂续编》的故事里，章东民全员接受了红旗厂的工人，免除了他们下岗的困扰。

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使“市场无情人有情”，在文本内部的圆融中，读者在想象秩序和谎言效果里得到了安慰。“主旋律”大厂小说重新书写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在改革时代的作用，这份“归还”在市场与旧的体制中间搭建了一座浮桥、一个中间地带、一个暧昧的区间。在社会主义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起到了缓冲的作用，不管是批判还是建构，主体都能在怀旧的情绪中得到治愈和安慰，时间的断裂感消失了。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却并非是时间的残骸，而是一种伦理与政治的连带感。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还代表着一种特殊的中国经验和在地实践，这正是在“新自由主义”话语下难以消磨的差异性的空间。由此，在资本与权力的全球化扩张的同时，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的“归还”还是代表着一种抗争的话语，一种救赎的弥赛亚微光。

结论

在“主旋律”大厂小说文本平滑的叙事表层之下，就算叙事者的叙事技术再高超，也必然存在着他着意掩盖的叙事缝隙和矛盾；与此同时，作为在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生产和消费的文学文本，“主旋律”大厂小说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建构的文化乌托邦。在“主旋律”大厂小说中，文本与语境、诗学与政治、美学脱身术和意识形态腹语术是辩证的、同构的。而我们的解读方式则是反向的、症候的、解构的——我们试图挖掘的，正是叙事策略中的政治无意识，抑或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叙事策略。

“主旋律”大厂小说是主流意识形态编码的产品，也是需要叙事者高超技术的文本。在“主旋律”大厂小说之中，作者们触摸到工厂这一社会生产部门的生活世界，记录了1990年代中期特殊的生活氛围，为改革的进程留下了一份出色的“途中的报告”。他们不仅描写了大厂的困境、底层生活的艰难，更重要的是凸显了工人们对生活的乐观和对未来的期许。从社会主义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的转型虽然缓慢，但改革对社会带来的阵痛却必须由每位居于其间的个体来承担。文学是表述个体经验、彰显人性光辉的载体，而阅读“主旋律”大厂文学，则正好为我们了解1990年代的社会与文化状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