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场景及其他

最初的印象

无论怎样努力，我最早的记忆始终滞留在1966年的夏天，当时我三岁，父亲抱着我，站在窗前。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窗外锣鼓沸腾，游行的队伍绵延数公里，高音喇叭发出尖锐的呼啸声，我笑了。是因为母亲。母亲举着小旗，从队伍中跑出来，喊我的名字。在她周围，是车间里的叔叔阿姨，他们也在喊，舞动着纸扎的小旗，脸蛋跟旗帜一样，艳丽无比。母亲真年轻，真漂亮。后来，一位女友看了我父母结婚时的合影，郑重其事地说，你，没有他们长得好看，真的。

长辈们喜欢我，是因为母亲婚后一直怀不上孩子，三十出头才有了我，这在当时，算是晚育了。而灾难，在我一岁半的时候，悄然降临，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吞噬了我，并将伴随我的一生。换个角度讲，在1966年的夏天，古城西郊一栋居民楼的三层，有个大脑袋的男孩扎煞着手，眉花眼笑。马路上，男孩的母亲冲出游行队伍，喊啊叫啊，那是自己的儿子度过了最危险的患病初期，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虽说一瘸一拐，总算能走路了，做母亲的，怎能不感到欢欣？！

像酒喝多了“断片子”，随后几年的记忆，却变得模糊。两派武斗，一个被粗布蒙住双眼的男子血迹斑斑，押解他的，是戴柳条帽，手持铁棍的青年。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唯一敢肯定的，是冬季。他们都裹着军用黄棉袄，穿翻毛劳保皮鞋，羁押地点往往在单身宿舍的地下室。地下室有“天窗”，用来透气换气，而在文革武斗期间，血雨腥风的日子，从“天窗”里传出的，却是撕心扯肺的哀嗥。那时只要是家单位，就分成两派，视对方为洪水猛兽，哓哓不休。我父亲在企业当个小干部，自然加入了“兵团”（保皇派），而母亲在车间调度室，工人，加入了“临委”（造反派），家里不得安生。父亲派性重，“兵团”人少，“临委”人多，家里又多出个造反派，这让他很不舒服。做工作，软硬兼施，非逼着我妈改弦易辙，投入“兵团”的怀抱。我妈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车间里多数人都是“临委”，随大流而已。面对父亲的聒噪，她烦得要死，要说你去说，我是不管。说，也要看怎么说，大庭广众，宣布变节，那不是找死吗？坐办公大楼的人，有办法。翌日清晨，天麻麻亮，父亲写了张告示，跑到车间，看看左右无人，贴到调度室的门前。×××，从即日起，退出“临委”，加入“兵团”。上班后，工友们见了，冲着告示，啊呸，吐一口，满脸鄙夷之色。我妈从此成了另类，形单影只，头都抬不起来。政治，不是你想躲，就躲得掉的。为这事，郁闷了很久，险些与我爸闹离婚。

“三支两军”后，形势有所缓解，舞枪弄棒打打杀杀的，少了。一天下午，我家来了位陌生的胖子，自称是我二舅，从沈阳东北第六制药厂到本市出差。我没见过二舅，父母正上班，家里就我一个，心怦怦跳着，慌得不行。为了套近乎，胖子抓了把水果糖给我，简直吓死了。电影里，小人书中的坏蛋，不都是拿糖果给孩子吃吗？拉拢腐蚀，毒害下一代。关键是他太胖了，那年月，很少见到胖子。况且，头上还戴了顶鸭舌帽，形迹十分可疑。我悄悄溜出来，守在单元门口，想报案，又怕胖子跑了。熬煎，怎么办呀，小脸憋得通红，甚至产生了某种幻觉。民兵小分队，公安战士，在我的引领下，正拿着绳索长枪，各就各位。母亲下班了，摸着我的头，咋了你？我哽咽着，妈，咱家来了个特务。当然，那不是特务，正是我二舅。推开房门，他盘腿大坐，摆了一床的扑克牌，嘿儿嘿儿，笑。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一把抱住母亲，放声大哭。

我家楼前曾经绿树成荫，中央是一爿空地，听大人讲，应该还有一座池塘，养过鱼，种过莲藕，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空地上演过露天电影，这我记得，叫《卖花姑娘》。看露天电影要提前占位，从下午就开始了，摆凳子砖头，拿粉笔画个圈，写上自己的名字。小孩子奔走相告，就盼着天黑，怎么还不黑呀？黄昏时分，一高一矮两个放映员骑着三轮车过来，先歇一歇，抽支烟，扯扯闲话。再挂银幕，架机器，跟熟人打招呼，没紧没慢的，恨不能踹他们两脚。终于，喂、喂喂，试麦克风，夹杂着电流的嘶啦声。好了好了，一束强光投在银幕上，全场欢腾，挤挨挨，高矮胖瘦，排排坐，翘首以待。那天夜里有风，银幕东倒西歪，扑簌簌直响。随着剧情的深入，大人孩子难以自持，唏嘘不已。哭着哭着，我感觉后背有一股热流顺势而下。不对呀，眼泪没这样流的，涕泗滂沱无非形容词，怎么哭成这样了？回头一看，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正肆无忌惮，往我身上撒尿。婴儿的母亲急忙帮我擦拭，赔小心，又笑着说，小弟弟，没关系，童子尿不脏，是一味中药呢。

一个人的游走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组织春游，去兴庆公园，我妈专门煎了鸡蛋，夹在馒头里，让我当午饭。对了，书包里还有两个苹果，一壶水。临出发了，班主任说你就别去了，下车还得走一段……我独自回了家。失落是免不了的，想老师也是好意，怕累着我，回家的路上，将鸡蛋馒头就给“报销”了。其实，一个小时前，我刚刚吃过早餐，是煎鸡蛋的香气太重了，无法抵挡诱惑。时至今日，煎鸡蛋、炒鸡蛋，仍是我非常钟意的食品，怕是积习难改吧。

1988年我骑自行车去了法门寺，早上六点出发，黄昏时分到了扶风县城，将近一百公里。那是到目前为止，我骑自行车跑得最远的一次。走一路问一路，大伙都很客气，线路是对的，但建议我马上搭乘汽车，我笑着摇了摇头。起初唱着歌儿，高歌猛进，过了武功，就不唱了，人也变得麻木。气喘吁吁爬上一道梁，很陡，当地人都推着车子，唯独我冲了下去……那感觉真好，风呼呼叫着，加速度越来越快，根本就无法控制，我飞了出去，打了好几个滚儿，才停住。而对面，一辆“东风”重型卡车早就站下了，距离我也就两米远。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咧着嘴，眼睛瞪得多大。小伙子，不要命了？！万幸，没伤筋动骨，仅仅自行车的脚蹬有点歪，拿砖头砸了砸，哐当哐当，还能骑。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古训。依我之浅见，自然风光的旖旎、曼妙，都不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碰撞，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启迪。1991年，我去青海塔尔寺，下了车才发现，车站离寺院还有很长一段路。对正常人来说，没啥，碎碎的事情，我不行，非累趴下不可。万般无奈之下，叫住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小男孩，问能不能带我过去。男孩姓肖，小脑袋上扣一顶黄呢帽，愣愣的，我现在还留有一张他的照片，少年老成的模样。居然答应了。那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当然，我驮着他，一个景点，一个景点转过去，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如果没有小肖，我的塔尔寺之行将难以想象——塔尔寺太大了，它是一个建筑群落，藏传佛教的圣地，古称“佛山”，是“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

回到汽车站，想请他吃饭，小肖说他是穆斯林，正在斋期，白天不能饮食……问他长大了有什么理想？他腼腆地笑了，说是当兵。我将自己的地址留给了他，说有机会来西安，一定找我。火车驶出西宁，阴霾密布，远方的雪山，白得刺眼、眩目。而一个十岁孩子留给我的温暖，却是任何景致所无法替代的。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有几个朋友，也是同道，但渐渐放弃了。因为画画离不开写生，东奔西走，我的身体就成了绕不过去的坎儿。虽然不画了，但对丝绸之路，对敦煌，却神往久矣，甚至想写一部与莫高窟有关的长诗。因此，在去青海之前，应该是1985年，我去了一趟敦煌。

我住在友人介绍的“沙洲饭店”。当时房间里还有一位长者，躺在床上看书，见我进来，一言未发。他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骨瘦如柴，面黑，扫帚眉下，鹰隼似的眼睛咄咄逼人，凛得慌。放下简单的行李，去外面洗漱，将“傻瓜”相机带在了身上。那是我最值钱的一个物件，出门在外，不可掉以轻心。由于纬度的关系，敦煌天黑得比较晚，我在街上徘徊，仿古建筑很多，釉彩亮丽。回到“沙洲饭店”，将近九点了，我与老者谈了很久。那是一个命途多舛的人，曾经被打成右派，颠沛流离，说话口音很重。我们一直聊到凌晨的两点。人不可貌相，是我在敦煌的收获之一。第二天一大早，我尚在睡梦中，老人就离开了，桌上，给我留下几只橘子，蜜橘。

怎么说呢，我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到莫高窟的。公元366年，一位叫乐尊的僧人云游至此，见三危山金光万道，状若千佛，心中大喜，随即在崖壁上凿建了第一座佛窟……到了1900年，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再一次震惊了世界。斯坦因、伯希和们蜂拥而至，数以万计的艺术品、文献菁华从此流落海外……

我是想写一部以“敦煌”为大背景的长诗。从公元366年写起，一代又一代的画师、工匠薪火相传，殚精竭力，演绎出了怎样一幅卷帙浩繁的图景啊！为此，出发前，做了大量文案准备工作，甚至连提纲、分卷的名称都一一列出，就等着亲眼看一看，感受一番，再一蹴而就。

正值三月底，春寒料峭，道路两旁的积雪尚未融化。莫高窟的门前早已是绿荫匝地，攀爬到洞窟上，才看得见广袤的戈壁与沙丘。那时游客还不是很多，我买了专业票，尾随在讲解员的身后，从一座窟子钻进另一座窟子，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突然，讲解员停下了，他的一番话，将我从遥远的经变故事和瑰丽的飞天中，拽回到现实的生活场景。

“你脚下的每一块方砖，都能换回一台彩电。”

当时的彩电属于紧俏商品，远未普及，多数人家，看的还是黑白电视机。我低下头，仔细打量了一番，果然，方砖古朴而浑厚，四周镶嵌着朵朵莲花。我小心翼翼退出来，仿佛踩在脆弱的荧光屏上，稍不留意，那些方砖将四分五裂，变成齑粉，惨不忍睹。

坐在宕泉河边，所有的诗情化为泡影，我感到绝望，深入骨髓的绝望，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不知是想象力的枯竭，还是钢筋水泥、电视机，种种现代元素的侵扰，我变得呆若木鸡。一路走马观花，又去了月牙泉，泉水混浊而肮脏。当地人牵着骆驼招徕生意，大声吆喝着，沙丘上，垃圾随处可见。远处的庙宇搭起了脚手架，工人们正进行新一轮的修葺。惯性使然，我坐上火车，前往嘉峪关……

没有必要一一罗列了，那将显得拖沓而冗长。但有两处场景总是挥之不去，时不时，像池塘中的小荷，浮出水面。有一年夏天，坐火车经过中原大地，正爬一个坡道，车速缓慢。突然，一个赤裸着上身的青年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双腿被截去，背景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浩浩荡荡的麦田。那张脸黑红黑红的，笑得如此灿烂，见不到一丝一毫的愁绪。我透不过气来，几乎被击懵了。后来，每当我沮丧、悲观，一筹莫展时，总会想起那个年轻人，那张笑脸，他有怎样的生活？为何笑得如此灿烂？！

2001年，深圳，我去了海滨公园，主要是想看一看闻名遐迩的红树林。一看吓一跳，它是绿色的，受周期性海水浸淹的木本植物，郁郁葱葱。退潮时，根系缠绕在一起，密不透风，像一道绿色的屏障，防风护堤。正值黄昏，落霞与千鸟齐飞，我沿着一条甬道往前骑，心旷神怡，忘了这里是海防禁区。大约过了五分钟，岗楼上下来两位武警战士，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就说了五个字，站住，不许动。

临时工

1980年我参加高考，分数过了录取线，但因身体的缘故，与大学失之交臂。半年后，我就去俱乐部，干起了美工。俱乐部是我们公司内部的，有一位在编的美工，姓雷，大伙都喊他雷师。我去，并非画得多么出色，主要的原因，是关系，我父亲的关系。

因是企业的俱乐部，会议、文艺调演、歌咏比赛什么的，少不了，而经常性的功能，还是放电影。当时每个星期都要放两到三部新电影，到了星期日，更是连轴转——全天放映。看电影，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男女老幼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记得法国影片《虎口脱险》的海报刚一贴出来，购票的人群就排起了长龙。买不到票的，或者看了一遍想看第二遍的，各显神通。我因是“自己人”，提前将同学放进来，躲在美工室，待铃声响过，再混入礼堂。更有两次，将人直接领到楼上的放映间，在机器的哒哒声中“鸟瞰”，别有一番情趣。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观众熙熙攘攘，外面有人喊，冲着我笑，招手，心里很是受用。小人得志，大抵如此。

电影广告牌两个月一换，有七八块，我来后，这活儿基本上都是我干的。招贴画由电影公司统一发送，我们打好格子，再按比例，放大到画布上，用广告色涂抹而成。干了几个月，我就嫌打格子麻烦，有一回画《城南旧事》，看着画面简单，径直上了手。画画都在俱乐部的前厅，空间大，视野开阔，旁边，还有一架老式钢琴。轮廓有了，雷师从外面进来，一下子就给火了。

“小崔，你退后看看，洗掉重来！”

的确，貌似简单，不按规矩办，就很不像样，完全走了形。我噙着泪水，洗干净画布，开始打格子，放大。投机取巧，到头来害的，往往就是自己。

雷师对我不错，抬广告牌一类的重活根本就不让我动手，福利待遇，也积极为我争取。不少人说你要是留在俱乐部就好了，那仅仅是一厢情愿，不可能的事。还是因为身体，仿佛宿命，决定了我只能是一名临时工。

俱乐部相对来讲是个清闲的地方，早上八点开碰头会，之后就散了，各忙各的。我去俱乐部，还不到二十岁，爱读书，满脑子幻想。总觉得耗在这儿，光阴都虚掷了。因此，干完活，就想着回家，不愿与他们扯淡。雷师一般不吭气，有时也说我几句。想走你就悄悄的，别言传，就说买材料或者进厂了。你一打招呼，反而难办了。想想也是，尽冒傻气，对世故人情，可以说一窍不通。电工老许就住在俱乐部，谢顶、麻脸，喜欢拿扫帚撵售票员，非要打烂人家的屁股。售票员四十开外，矮胖，跑两步，就站下骂，引来一阵哄笑。有天夜里女厕所的墙头探出一张麻脸来，好一通嚷嚷，没抓到现行，结果不了了之。第二天老许走路一瘸一拐的，问他怎么了？老许黑着脸，说脚崴了，真他娘的。大伙儿在肚子里笑。我们主任患有严重的痔疮，走路撇着腿，一脸苦相。不知是天性，还是年轻，我不会说“好话”，客套话。有一回主任病了，休假，上班的第一天，我正画画，司机、电工、售票员，都围着主任，嘘寒问暖，我却没吱声。他后来跟雷师说我不懂事，连句话都没有，我就不干了。家人很生气，说我一点委屈都受不了，将来怎么办？我不知道。其实也是干得久了，想换换环境。临时工有临时工的好处，自由。我后来发现，自由，是我最向往的东西，比金钱、爱情，要强烈得多。写完这一段，仔细想了想，我最渴望的，还是自由。

从俱乐部出来，闲了一阵，我又去校办工厂，接着干临时工。校办工厂占地面积很大，过去是我们学校的农场，上初中的时候，我还在这里拣过麦穗。厂房十分陈旧，门前长满了杂草，我被安排在标牌车间，给“玉兔”自行车加工标牌。一进车间，就有重大发现，原来这是一家福利厂，雇用的大都是残疾人。有跟我一样肢体伤残的，也有两位聋哑姑娘。起初不知道，一天偶然在街上相遇，打招呼，女孩脸红了，用手比划，我恍然大悟。或许是身体有缺陷，性格就内向，话少，打闹喧哗一类的事情，从未发生过。压铸好的标牌被成筐成筐抬进来，先打毛刺，再涂油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橡胶水的味道。一位退休女工张姨负责质量，也是我们的头儿。我打了半个月的毛刺。先拿锉刀，再用砂纸，枯燥极了。活儿堆积如山，给人的感觉，是无论你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把它干完。环境比俱乐部差远了，绝望的情绪如荒草一般疯长，从上班的第一天起，我就准备逃离。

我是春天来到校办工厂的，细雨绵绵，地面湿漉漉的。一天下午，有两位青年打着伞，从我们门前经过。一男一女，挨得很近，时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他们仿佛不知道这是一家工厂，漫步在草丛中，步履轻盈，最终躲到梧桐树下，絮语喁喁。这一幕，我们都看见了，却更加沉默，没有人议论，哪怕是说一句话。而那种青春期的躁动，对爱情的渴求、无奈，毫无疑问写在了脸上。我们不想承认，也不敢承认，而已。

车间里有位姑娘架双拐，行动不便，走路要一步一步往前挪。别人中午回家吃饭，她不走，等家人送。上班时间，连水都很少喝，害怕去厕所。而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中午下班的铃声响过，那位姑娘不能呆在车间里，要锁门，仅仅在屋檐下，给她留条长板凳。我问张姨，这合理吗？这明显是对我们不信任，防贼呀？破铜烂铁，值得偷吗？！张姨也很无奈，说是制度，就这么定的，她也没办法。风和日丽倒也罢了，一旦遭遇恶劣天气，该如何是好？那位姑娘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她在屋檐下已默默坐了好几年，或许，为了生存，还将继续坐下去。

我却坐不住了，我在校办工厂就干了二十八天。

摆书摊

1985年，我自谋生路，卖书。其实就在路边摆了个摊，从新华书店进货，规模很小。第一天出摊有意思，我爸坚决反对，像什么样子？搞的啥名堂嘛？脸吊得多长。我妈跟弟弟冲在头里，一个搬书，一个拎钢丝床。从思想解放这个角度讲，母亲跟弟弟，是家里的先行者。摆摊是为了我，当初商议的时候信心满满，结果到了那天，踌躇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才晃过去，笑，窘得什么似的。

我自己爱看书，文学、人物传记、哲学，捡自己喜欢的进货，往往销路不畅。唯独《金蔷薇》，卖了二十几本。你很难想象，在西郊这样一个工业区，会有那么些人喜欢《金蔷薇》。货卖一堆山，渐渐的，摊位由钢丝床变成了一辆改造过的推车，面积扩大了，杂志报纸悉数登场。报刊属于邮政发行，跑钟楼邮局，而大量的私营批发点，集中在火车站附近的东六路。因此，每天清早出发，跑一趟回来，都到中午了。卖得最多的，当然是杂志。《读者》《故事会》《知音》《家庭医生》，每期能卖上百本，还脱销。那真是一个全民阅读的年代，团结中路上，不算书店，光是书摊就有四家，家家生意红火。春节那一期的广播电视报，更是卖到一千五百份，现在想一想，简直是天文数字。有一年的春节，索性订了两千份，怕卖不完，我拿了五百份，去钢厂小区叫卖。守了大半天时间，连稀饭凉皮都舍不得买，回家吃。那根本就不是我的风格，总感觉那天挣的钱，来之不易，委屈点吧。

卖书十几年，形形色色的人遇见不少，先说一个骗子。广播电视报平时卖得也快，总是围着几个人，忙乱过后，有个女人静静地候在那儿，似笑非笑，你还没找我钱呢？我问给了多少钱？有时说五块，有时说十块，找给她，想自己可能是疏忽了。次数一多，难免心生疑窦，不对呀，怎么每次都是同一个人，偏偏没给她找钱？！越想越窝火，下一次我专门盯着，女人故伎重演，我怒不可遏，将她臭骂了一顿。卖一份报，才挣几分钱，你一家伙弄走五块十块。这跟钱关系不大，拿我当猴耍，我是白痴吗？太气人了。

我的摊位紧挨着土门地区最大的农贸市场，一天，有个姑娘去市场，在书摊前站了会儿，说她是老师，想给班上的孩子买新华字典，要四十多本。大买卖，我很高兴，说可以给些回扣。姑娘略显腼腆，笑了。我不要回扣，能送几本字典吗？班上有四个孩子家境不好，想送他们一本。没问题。第二天我去批发了两件新华字典，送到学校，北窑头小学。那是所乡村小学，村民及打工子女居多，校舍简陋。来到校园，有不少孩子的衣衫破破烂烂的，听说我送字典来了，班上的学生欢天喜地。姑娘一再表示感谢，我收到一大把零钞，以及孩子们稚嫩的笑声。回家的路上，感觉轻松多了。

还有一宗大买卖，是老子《道德经》注释，书名和作者都忘了，洽谈生意的姓王。那时气功很热，三天两头冒出一大师，昆仑山峨眉山横空出世，装神弄鬼。老王也办了个班，看起来与《道德经》有些瓜葛，指定学员买这本书。老王先问折扣，价码一压再压，我心里别扭，说干脆你自己去吧，到火车站找批发点，哪一家我告诉你。老王讪讪地，说他没时间。你没时间？我跑一趟十几公里，总得挣点吧？我交着各种税费，风吹日晒……做生意，真是磨练人，很多时候由不得你。最终谈妥，我找了个同学帮忙，驮回来一百多本书。地点就在公司俱乐部，那时已经不放电影了，改成滚轴溜冰城，门前盖了排平房出租，卖服装鞋袜。看起来，我离开俱乐部是对的，形势比人强。书刚一送到，一伙子男女喊王老师，老王急火火过来结账，打发我们走，似乎怕人知道他吃了回扣。从此我对气功大师更没好感，越是神乎其神法力无边的，越可疑，绳营狗苟。要练功就在家自个儿玩呗，云遮雾罩，拉场子，世外高人不会这副嘴脸吧？

做生意，对我来讲，一是解决吃饭，二来，图个自由。而卖书这行当，很讨厌，跟卖菜卖肉开餐馆没法比，怎么了？开会。有那么几年，每个月都上文化局开会，正襟危坐，有板有眼。学习文件了，哪些书刊出了问题自查自纠了，瞀乱死。最可气的，所谓的问题全是马后炮。已经卖过十天半个月了，才发文件，早干嘛去了？要堵应该从源头，书摊是链条的最末端，纯属浪费时间。一通知开会我就烦，早知如此，还不如开爿小店，卖烟酒呢。都是虚荣心作怪，以为卖书是个高雅的行业，说出去，也体面些。

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发生在书摊。一天中午，几个久未联系的同学，包括老街坊，跑了来。热闹，问我有残疾证没？恍然大悟。原来市上有个政策，凭残疾证可以优惠买BB机，优惠的力度还很大。而在昨天夜里，我前妻的闺蜜已将残疾证拿走了，他们晚到一步。我哭笑不得，坐在那儿发瓷发呆。真是的，我摆摊卖书无非混个脸熟，啥时辰成香饽饽了？不由得暗暗骂了句娘。

到了1998年，修二环，市场搬迁，我也不干了。卖书的生意每况愈下，娱乐、休闲的方式多了，麻将馆遍地开花，酒肆茶寮咖啡屋歌舞厅鳞次栉比，刚好我弟弟在深圳喊我过去，书摊就此歇业。我上钟楼邮局退压金，办事的小丫头笑，不干了？把钱挣美了吧？少说百八十万。我咬了咬牙，不响。文化局的压金没去退，不是我大方，懒得爬那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