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初探

[摘要]甘肃要抢抓历史机遇，根据本省的地理环境及文化资源分布状况，在充分考虑民族性、文化性、生态性、地域性的基础上，重点开展陇东农耕文化生态保护区、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甘南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敦煌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形成文化生态保护的良好态势。

[关键词]甘肃；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8-0056-03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某个特定的区域范围中，通过采取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互相依存，与区域内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区内文化及其生态进行整体性保护，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划定的特定区域。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一目标而建设的。其具体含义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由于目前仍处试验性阶段，因此各保护区暂定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待日后条件成熟时正式命名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探索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尝试，也是我国文化建设工作的一项创举，有利于推动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维护区域内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提高区域内人民群众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文化自觉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到2017年5月为止，文化部相继批准建立了闽南、热贡、迪庆等21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些保护实验区有选择性的分布在我国东西南北不同的区域及不同的民族之中，通过多地多点的实验及丰富的实践经验，探索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生态保护方式，从而达到文化的整体保护及发展，使文化整体保护及发展的成果造福于民，造福于子孙后代。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今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趋势所在。

甘肃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些资源是生活在甘肃各民族历史的见证、民族智慧的结晶，是甘肃各民族的血脉及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遇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许多传统技艺濒临失传；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被毁弃；传承后继乏人现象极为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残缺不全，保护资金严重缺乏，申请渠道不畅通，经费到位滞后现象严重；重申报，轻保护，急功近利，缺乏长远的保护意识……因此，要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就必须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至今为止，甘肃仍然没有一个省级及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根据甘肃省的地理环境及文化资源的分布状况，应在充分考虑民族性、文化性、生态性、地域性的基础上，重点开展陇东农耕文化生态保护区、“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甘南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敦煌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持续推动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形成文化生态保护的良好态势。

一、建设陇东农耕文化生态保护区

陇东有着灿烂的农耕文明，农业生产历史悠久。20万年前人类就在陇东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7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了早期的农耕生产，是周祖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陇东先民们事农桑，务耕作，重农务本，民风敦厚，逐渐形成了内涵极为丰富的农耕文化。

陇东以周祖农耕文化为依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储藏量十分丰富，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大门类。其中环县道情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庆阳香包绣制、庆阳唢呐艺术、泾川西王母祭祀、华亭曲子戏等8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周祖祭典、公刘祭典、灵台皇甫谧针灸术、崆峒派武术等共57项被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庆阳市108项、平凉市18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被列入庆阳市级和平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两个市的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更多。这些已列入四级名录的代表性项目只能说是陇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他大批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如与陇东农耕有关的民间传说、农事习俗、农事信仰与崇拜、岁时节令习俗、窑洞民居习俗等，都渗透着浓厚的农耕文化色彩。

除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外，陇东还保存着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的富矿，尤其是周祖在陇东的遗址遗迹颇丰。庆阳市内西周文化遗址66处，其中宁县最多，达39处。除先周的古迹遗存外，陇东还保存有大量的古城遗址。平凉市境内仰韶、齐家、商周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225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9个。

陇东的农耕文化已延续了3000多年，然而，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及农耕生产方式的改变，伴随农耕文化滋生的许多民俗事像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有些甚至已彻底消失。尤其是与农耕文化相伴而生的家庭伦理道德，如孝道、尊老爱幼、和谐相处的家庭伦理精神、勤俭持家等傳统美德也随着传统农耕文化的消亡而逐渐淡化。面对日益发达的现代文明，当邻里关系趋向淡化、松散时，这些即将消失的“俗文化”，在长期的传统农耕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怎样都在发挥着它们应有的作用，这些不成文的约束，也构筑着陇东人的伦理内涵，无形中支配着人与人及人自身的一切言行举止。许多优秀的农业生产习俗中所蕴含的农耕文化的特质不仅有益于农耕文明本身，更有益于广大的农民、农村及农业生产本身，它们所蕴含的积极意义顽强突破了时空限制而流传到了当代，并将会持续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值得我们尽心尽力地传承保护。而保护的最佳方式只有通过陇东农耕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全面保护陇东农耕文化生态的本质，才能保护祖先给我们留存下的优秀农耕文化的特质，从而造福于当代，进而福荫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二、建设“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

“花儿”流传历史悠久，流行地域广泛，参与民族众多，其流传区域内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十分丰富，集中体现了花儿流布区域内独特的地域文化及浓郁的民族特色，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2009年10月，“花儿”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甘肃首个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项目，这既是“花儿”文化圈各族人民的荣耀，也意味着“花儿”文化圈内的民间歌手、专家学者和各级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都要承担起传承和保护“花儿”的责任。

从“花儿”在甘肃的流布区域来看，主要流行于洮河流域和大夏河流域。另外，在张家川地区及六盘山地区也有所分布。洮河流域流行的为“洮岷花儿”，大夏河流域流行的为“河湟花儿”。“花儿”流传地域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点举办的“花儿会”成为“花儿”存在的载体，据不完全统计，仅定西市的岷县和临洮两地从每年农历正月初九开始到农历十月十九结束，各地大大小小的庙会及“花儿会”共有117处，其中岷县的“二郎山花儿会”、康乐县的“莲花山花儿会”、和政县的“松鸣岩花儿会”已被国务院公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并给予重点保护。各个“花儿”会场除演唱或对唱“花儿”外，还兼有庙会、“浪山”、游玩及商贸活动等，形成“甘肃民歌乃至全国民歌演唱中非常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尤为突出的是在花儿流行地域，每逢农历的相关庙会，基本上都有“花儿会”，各地的老百姓都来“花儿会”上表达他们的心声。

每一种民间艺术都有适应其生存发展的土壤，“花儿”的产生、发展及繁荣始终与当地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与适合其生长的特定文化氛围紧密相连。城镇化、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对“花儿”生存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为了使“花儿”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健康生存并發展下去，在“花儿”流传区域建立“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加强对“花儿”流传地域文化空间的保护，培育适合“花儿”生存发展的肥沃土壤，防止“花儿”流域内文化植被的被破坏，减缓珍贵文化资源的消失，有利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三、建设敦煌文化生态保护区

敦煌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作为古丝绸之路的支撑点、东西方文明的结合点、世界四大文化体系的交汇点和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坐标的地位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被誉为“人类的敦煌”“世界的敦煌”，入选“2012年度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古代河西地区繁荣的经济文化，以及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使得敦煌莫高窟以它那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度，吸取和融合了当时欧亚大陆所有人类文明的精华。敦煌石窟的缔造者们将伊斯兰教、佛教文化高度融合，培育出了震撼世界的敦煌文化。敦煌又是文献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文献资源，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文种繁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领域。“两关遗迹”“千佛灵岩”“危峰东峙”“党水北流”“月泉晓彻”“古城晚眺”“绣壤春耕”“沙岭晴鸣”被称为“敦煌八景”。

敦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储藏量十分丰富，目前已列入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的代表性项目共计105项，其中敦煌曲子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敦煌曲子戏、剪纸、敦煌彩塑制作技艺、敦煌民歌4项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40人被列入国家、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国家级1人、省级10人、市级29人。敦煌的四月八庙会、滑沙节、“晒腰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着很强的地域性，特色小吃诸如驴肉黄面、泡儿油糕、羊肉粉汤等制作技艺为敦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手工地毯、彩塑、工艺骆驼、夜光杯、水晶石眼镜、敦煌腊染等制作技艺成为敦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的特色品牌。

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快速增长，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使得敦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现象十分严重，加之现有体制机制的限制，给解决敦煌生态问题造成了许多障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以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为基础的自然生态环境逐渐缩小，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敦煌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敦煌市积极行动、多方争取，把建立敦煌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项目作为遏制敦煌盆地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举措，以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为载体，通过跨流域、跨区域大范围的生态保护，变农、林、水等要素管理为综合管理，维护敦煌脆弱的自然生态。转变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变“工程水利”为“生态水利”。同时，敦煌市在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础上，根据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部署，在编制《敦煌国际文化名城建设发展纲要》中提出建设敦煌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积极的探索。

通过敦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使一些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古民居等得到修复。结合整体性保护理念及示范区、展示点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的建设，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富集、展示点较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示范区，开发社区旅游产品。充分发挥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优势，把敦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旅游资源结合起来，开发组合型旅游产品，增加旅游产品的整体吸引力与竞争力；把动态的民俗风情表演、传统艺术表演与静态的文化遗址、古民居、自然风景相结合，使游客既能体验敦煌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风貌，又能欣赏文物古迹与优美的自然风光，增加旅游审美情趣。

四、建设甘南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甘南藏族自治州历史文化遗产众多，文物古迹遍布，文化名人辈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彩纷呈，为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全州共有甘南藏族民歌、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卓尼洮砚制作技艺等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玛曲弹唱、博峪采花节等38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藏族服饰、插箭节等192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518项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同时，甘南有闻名中外、被外界誉为“世界藏学府”的夏河拉卜楞寺，以及卓尼禅定寺和碌曲郎木寺等122座藏传佛教寺院；有腊子口战役旧址、俄界会议旧址和甘加八角城城址等20多处历史遗存，有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牛头城遗址、李家坟墓群。近年来，甘南州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初步探索建立了符合甘南州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2015年8月，公布实施了《甘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组建符合甘南州情的甘南州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联合积极探索建立甘南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中心，储备了必要的文化研究专业人才。为“南木特”藏戏等非物质文化综合展演中心建设项目提供硬件支持，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搜集、整理和申报工作，为建设甘南州“国家级游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使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以稳步、健康、有序地开展。

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项兆伦2017年5月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2017年要根据‘少而精’的原则，合理布局，继续稳步推进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工作，并争取全部完成2015年前设立的生态区的规划编制及批复。在生态区建设过程中，要牢固树立‘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确立整体性保护的政策框架，防止人为割裂非遗传承与相应环境的联系。要特别重视社区文化的作用和地位，把保护社区文化纳入整体性保护的工作范畴，推动非遗在社区文化生活中延续和发展。今后传习中心和传习点的建设布点将进一步向生态区倾斜。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帮助各生态区找准自身特点、形成特色，努力使每个生态区真正成为‘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生态区。”甘肃要充分利用丰厚的文化资源，抢抓历史机遇，根据各地的文化特色，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使境内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保护，从而使文化遗产资源成为甘肃各族人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