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文学之“决定论”辨析

内容提要左拉自我标榜的“决定论”与后来人们批评他的“决定论”，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在左拉的观念体系中，所谓“生理学决定论”与“社会学决定论”、“机械论”倾向与“有机论”倾向，均处于充满张力的对衡状态，这表明对自然主义文学“决定论”的解读难以成立。

关键词　左拉　决定论　机械论　自然主义

在对自然主义文学的诸多否定性评价中，其哲学上的“决定论”是一个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老话题。但仔细考察，人们不难发现：关于自然主义文学的“决定论”，现有的说法非常混乱，存在着诸多模糊不清的悖谬之处：有人将其概括为“生物学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又有人将其界定为“社会学决定论” （Social Determinism）①；有人将其称之为“机械主义的决定论” （Mechanistic Determinism），又有人将其视为“乐观主义的进步观念”（OptimisticProgressivism）②。诸多相互矛盾的解读提示我们，所谓自然主义文学在哲学上的“决定论”思想，并非是一个可以轻易做出定论的简单问题。

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和主要理论家，左拉历来为研究自然主义文学问题的学者高度关注。在左拉的理论表述中，“决定”与“命定”的确都是出现频率颇高的语汇。

一、“生理学决定论”

还是“社会学决定论”？就所谓“决定沦”所必然涉及到的“决定”因素而言，在左拉的界定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方向的表述：其一是来自内部的生理-遗传因素，其二是来自外部的社会-环境因素。前者被人们称之为“生理学决定论”（Physiologic Determinism）或“生物学决定论”，而后者则被命名为“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或“社会学决定论”。

受达尔文进化论及当代生理学、生物学的影响，左拉非常重视从生理学、遗传学的角度对人进行审视和描写。在《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中，他称自己的小说创作乃是“对一个家族血液遗传与命定论的研究”③；而关于《黛莱丝·拉甘》中的人物描写，左拉甚至自称：“人物完全受其神经质和血缘的支配，没有自由意志，他们一生中的每一行为都命里注定要受其血肉之躯的制约。黛莱丝和洛朗都是人面兽心的畜牲，仅此而已……两位主人公的情爱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求；而他们杀人害命则是其通奸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在他们看来，就像豺狼屠戮绵羊一样天经地义；至于他们的内疚，我只好用这个词了，只不过是一种气质的混乱，或者说是对紧张得都要爆裂了的神经系统的反抗。”④这样的表述，是很多人声称左拉的观念与创作陷入“生理学决定论”之最基本的依据。

左拉对生理学的重视，只是表明自然主义作家会自觉地从生理学上的新发现中去获得新的视角对人进行审视和表现，而绝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照本宣科地依照生理学的结论来描写人，即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陷入了“生理学决定论”。虽然自然主义作家对生理学的反应极其热情，甚至声称“我们既是生理学家，又是诗人”⑤，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主义作家真会丧失自己作为艺术家的文学立场——左拉说得非常明白：“我们既不是化学家、物理学家，也不是生理学家，我们仅仅是依靠科学的小说家。当然，我们并不打算在生理学中做出发现，我们并不干那一行，只不过为了研究人，我们认为不能不考虑生理学上的新发现。”⑥事实上，即使在大肆强调借鉴生理学来促进文学创作之时，自然主义作家也从来没有过高地估计那些生理学发现的真理性：“无疑，人们现在离对化学甚或生理学的正确认识尚相距很远。人们还丝毫不知道能分解情欲从而得以分析它们的试剂。”⑦“关于人的科学现在仍然相当模糊不清，没弄清楚的地方实在太多。”⑧“关于人的科学所取得的真理，由于涉及到的是精神和情感，因而更加有限与不确定。”⑨

如果这样一些清醒的表述尚不能使自然主义作家摆脱所谓堕入“生理学决定论”的嫌疑，那么，左拉对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之生存环境的高度重视，则为自然主义作家彻底规避这种可能的误区找到了切实的途径。左拉反复强调：“我深信，人毕竟是人，是动物，或善或恶由环境而定。”⑩“我们认为人不能脱离它的环境，他必须有自己的衣服、住宅、城市、省分，方才臻于完成；因此，我们决不记载一个孤立的思维或心理现象而不在环境之中去寻找它的原因和动力。”⑾“我们不再在词藻优美的描写里求生活；而是在准确地研究环境、在认清与人物内心息息相关的外部世界种种情况上下功夫。”⑿

关于先天生理遗传与后天社会环境两者中，哪一个因素对人的行为及心理具有更大的决定作用，不管是在左拉的时代还是现在，都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这样，两种所谓“决定论”之间的冲突，就造成了左拉整体思想的摇摆。这种摇摆，直接表现在左拉对“变化”的强调之中——“‘变化说’是目前最合理的体系”。⒀在《〈黛莱丝·拉甘〉第二版序》中，左拉称其对人所进行的生理学剖析，仅仅立足于“对人在环境和形势的压迫下所具有的气质及其生理机能的深刻变化所进行的研究”之上，⒁而在《关于家族式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一文中，他就上文中提到的“环境”与“形势”进一步表述了“变化”的思想——“这就是说，这个家族，如果是生于另一时代，处于另一种环境，就不会像它现在这样。”⒂既然两种能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总是同时“在场”，而且都永远地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所谓左拉思想的“决定论”也就自然被这种“变”、“动”悬在了空中，摇摆不定。

在左拉的论述中，这种摇摆最终达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对衡；在这样一种摇摆-对衡的状态中，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便绝非简单地仅是后者“决定”前者的关系，而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生理学家有朝一日总会给我们解释思想和激情的机理；我们将会知道人这架独立的机器是怎样运转的，它怎样思考，怎样爱，怎样从理智转向热情乃至疯狂；但这些现象，这些器官如何在内部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作用的机理的事实，不是孤立地在外部的真空中产生的。人不是孤立的，他生活在社会中，即在社会环境中；这样，对我们小说家来说，这社会环境就不断地改变着现象。甚至我们最重大的课题就在于研究社会对个人、个人对社会的相互作用。”⒃“我们依靠生理学，但又从生理学家手中把孤立的人拿过来，继续向前推进，科学地解决人在社会中如何行动的问题。”⒄

事实上，左拉对“环境”的强调直接来自巴尔扎克和泰纳，其理论与创作上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对人之生理学-遗传学-生物学因素的重视，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对单纯强调外部环境的矫正。

二、“机械主义的决定论”

抑或“有机主义的生成论”？

认定左拉及自然主义文学在观念上陷入“决定论”的人，往往在其归纳出的“决定论”前冠以“机械主义”或“机械论”的哲学定性。针对左拉的理论表述，人们固然可以从中找出很多“机械主义”或“机械论”倾向的“证言”，但相反方向的“证言”也是很容易找到的。那么，左拉的观念体系在性质上究竟是“机械主义的决定论”还是“有机主义的生成论”呢？

在对生命的理解上，“机械论”与“有机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惯于将生命视为“机器”，后者则常将生命比作“植物”。机器，作为用来完成某种工作的特殊装置，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各种部件或元件的组合，这一“组和”机械地完成它们预定的操作，“也就是说，在此过程中没有偶然的干预或仅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来维持调控。”⒅就此而言，“机械论”生命观念及与之相契合的艺术观念，自然便含有只强调“必然性”与“确定性”“规则”而否认或轻视“偶然性”及心理（对人来说还有心灵）活动的意味。而在“起源”问题上，“机械论”天然地倾向于“预成论”（Preformation）或“目的论”，并强调“元素”（Element）以聚合的方式“构成”整体。而相比之下，将生命比作“植物”的“有机论”生命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艺术观念，则往往更强调“整体性”与“生长性”，在“起源”问题上本能地倾向于“渐成论”（Epigenesis）或“进化论”，并尤为强调天然“生命活力”（Force）的自我“生成”。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对此曾做过精彩的分析比较：“机器是由不同部件组成的。与此相比，植物的各部分不同之处则在于，它们以最简单的单位（种子——笔者注）开始，与它的相邻部分紧密结合，相互交换，相互依存，直到长成较大的、更为复杂的结构——在这整个过程中，这些部分都以一种复杂的、特别内在的方式相互联系，并同植物联成一个整体。”⒆“有机体的成长是一种没有终结的过程，这就滋养了不完整的允诺、崇高残缺的感觉……只有‘机械的’的统一体的各个部件才能明确地确立和固定。而在有机整体中，我们所发现的是由各种有生命的、不确定的和不断变化着的成分的内在联系的复杂体。”⒇

生物学、生理学等学科在19世纪的重大进展，并没有使“机械论”与“有机论”两种生命观念的相互冲突完全平息。传统的“机械论”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接受牛顿的宇宙演变法则，相信整个宇宙，包括生物体在内，最终都是上帝智慧的产物。(21)19世纪初，随着胚胎学说的发展，德国自然哲学家们以泛神论为基础的“有机论”逐渐占据上风；但在19世纪中叶，随着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以及呼吸生理学的最新进展，对生命的“机械主义”解释突然又卷土重来，而左拉推崇的克洛德·贝尔纳正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实验小说论》中，左拉宣称：“我现在要设法证明，实验方法既然能导致对物质生活的认识，它也能导致对情感和精神生活的认识。从化学而至生理学，再从生理学而至人类学和社会学，这只不过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不同阶段的问题。实验小说则位于这条道路上的终端。”(22)左拉这种令人惊诧不已的主张，完全基于贝尔纳的著名论断（左拉在文中忙不迭地部分引用了这一论断）：“并不存在两种化学或物理学，一种适应于生物，而另一种则适应于无生命个体。对所有物质来说，不管它们以怎样的形式存在，都有普遍的规律适应于它们，并且这些规律不允许有例外。”(23)看上去，左拉似乎全盘接受了贝尔纳的“机械论”观念，而文中他对贝尔纳反“活力论”的亦步亦趋，更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一判断。众所周知，左拉的《实验小说论》是在贝尔纳《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的直接影响写下的。他本人在该文开篇也十分坦率地承认：“这不过是对他的论述进行一番汇编，因为我的一切论述都原封不动地取之于克洛德·贝尔纳，只不过始终把‘医生’一词换成‘小说家’，以便阐明我的思想，使之具有科学真理的精确性。”(24)在科学占据社会与文化生活主导地位、科学主义也由此风靡整个文化领域的时代，为了替自己的文学主张找到理论依据，左拉的这一做法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然而，这种借科学之“矛”攻文学之“盾”的简单套用，却将单纯的文学问题复杂化了——迄今依然非常盛行的“自然主义文学坚持‘机械主义决定论’”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就直接源出于该文。就此而论，美国批评家H.M.Block在其《自然主义三巨头》（1970）一书中将《实验小说论》解读为左拉影响最大但同时表述也最为糟糕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文献，显然是有道理的。

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念是否真的堕入了“机械主义的决定论”？

观念的正确与否与这一观念表述得是否得当，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尽管《实验小说论》因话语移植太过僵硬而影响了其作为理论文献应有的严谨，但如果细读本文，然后再参照左拉在其他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文献中的相关表述，我们依然有可能获得对“实验小说论”以及整个自然主义文学理念的准确把握。

声称“自然主义文学坚持‘机械主义的决定论’”的人，如果不是有意，那也肯定是在无意中忽略了左拉诸多更为倾向于“有机主义”的明确表述。在《实验小说论》中，左拉就曾写道：“社会的运转同生命的运转是一样的：社会中同人体中一样存在着一种有机联系，将各个不同的部分或不同的器官彼此连为一体。一个器官坏死丁，其他器官也会受到损害，于是便引起一场十分复杂的疾病。”(25)在《论小说》一文中，他又明确宣称：“近代文学中的人物不再是一种抽象心理的体现，而像一株植物一样，是空气和土壤的产物。”(26)由此出发，左拉在《戏剧中的自然主义》一文中批评传统的文学“纯然是一种精神的娱乐消遣，一种机智的空谈诡辩，一种遵守某种法则的平衡与对称的艺术”；(27)而自然主义文学则是反人为平衡、反机械对称的艺术。对评论家夸赞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1824—1895）的剧本《私生子》结构如何均衡、匀称、完美，左拉殊为不满和不屑，他轻蔑地将这样的作品称之为“玩具”与“七巧板游戏”，并讥讽说：“天啊!看这件家什的做工有多精美啊——刨得平、嵌得巧、胶得牢、钉得紧!这真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了的机械装置啊，部件与部件间严丝合缝，一个部件带动另一个部件，流畅平滑，恰到好处……不过，我对钟表没有兴趣，我倒是更喜欢真实。是啊，这确是一部出色的机器。但我宁可它具有丰饶的生命，带有它的颤动、它的宽阔和它的力量。”(28)针对此种情形，他大声疾呼：小说家应该“满足于展现他从日常生活撷取的图景，在对细节的描绘中确立文本的整体感，从而让读者获得真切的感受，并由此开启他们的反思。自然主义的方法全在这里。”(29)

在生命及与之相应的文学观念上，自然主义文学之前的浪漫主义文学所坚持的乃是“有机主义”的思想立场。显然，出于反浪漫主义的激进冲动，加上受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理念的影响，于是——尤其在《实验小说论》中——便有了左拉很多极端的理论表述。但整体看来，左拉之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文献在明显地含有不少“机械论”观念的同时，更有体现“有机论”取向的大量表述。前者的表述很铺陈、扎眼，但也因此更加流于表面，成为体现某种策略诉求的虚张声势；后者的表述更为细致内在，因而也许才更能体现左拉观念体系的基本哲学立场。与如上谈沦的“生理学决定论”与“社会学决定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样，在左拉的表述中，“机械论”倾向与“有机论”倾向同样是在一种摇摆不定中处于一种充满张力的对衡状态。

如上所述，“有机论”与“机械论”的基本区别便是前者更强调个体生命内在生命活力及其自我生成。这种“自我生成”不仅意味着个体生命不像机器一样完全是由外部力量所创制决定，而且也强调它本身永处于不断变化的进程之中。这样的生命观念与否定个人生命意志的“决定论”或“宿命论”思想，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三、“决定论”抑或“宿命论”？

克洛德·贝尔纳曾把自己的世界观概括为“决定论”，但他对这种“决定论”的阐释是非常独特的，“决定论不是别的，就是承认随时随地都有规律”，但却没有“终极规律”；而其所谓的“规律”，仅是指某种现象存在的近因或条件，即一现象与其他现象的直接联系。在《实验小说论》中反复标榜自己是“决定论者”的左拉，对“决定论”的界定与贝尔纳如出一辙：“所谓‘决定论’即决定现象出现与否的近因。”(31)

左拉认为：“当今，小说家的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32)“什么也不能代替真实感，不论是精工修饰的文体、遒劲的笔触，还是最值得称道的尝试。你要去描绘生活，首先就请如实地认识它，然后再传达出它的准确印象。如果这印象离奇古怪，如果这幅图画没有立体感，如果这作品流于漫画式的夸张，那么，不论它是雄伟的还是凡俗的，都不免是一部流产的作品，注定会很快被人遗忘。它不是广泛建立在真实之上，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33)可面对着纷繁乃至混乱的生活之流，该如何去达成如此重要的“真实感”呢？他的回答是：要达成“真实感”，就必须贯彻“决定论”，即务必在创作中揭示现象与现象之间作为“近因”“联系”的“规律”。自然主义文学对“环境”因素的高度强调，在这里得到了理论上的说明。

在“现象”与“近因”的意义上，左拉坦承自然主义作家是“决定论者”，但他同时又坚决反对称他们为“宿命论者”。“必须说清楚，我们并不是宿命论者，我们是决定论者，二者决不是一回事。”“宿命论认为我们不能对必然注定的命运施加任何影响，一种现象是必然注定的，与其他条件毫不相干；而决定论认为决定因素仅仅是一种现象的必要条件，这种现象的表现形式也不是注定如此。一旦将探求现象的决定因素作为实验方法的根本原则，那时便不再有什么唯物论和唯灵论，不再分什么无生命物质和有生命物质，所存在的只是一些现象，我们需要确定其条件，即构成这些现象直接原因的环境。”(34)左拉反复强调：自然主义作家把现象之直接的或决定性的原因称之为“决定”因素，而绝不承认任何神秘的东西。世界上只有现象和作为现象存在条件的现象，而既然人可以认识这些直接导出“现象”的、作为“决定因素”的“近因”，并通过改变这些“近因”而控制现象，哪里还有什么“宿命论”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