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科学”女性身体观的形成

女性身体在历史的变迁中被逐渐伦理化，背负上了各种伦理的意义。物质的身体，被各种文化与伦理、权力所缠绕。当历史发展到五四时期，现代科学知识所编织的知识学背景，为五四时期人们重新认识和建构女性身体提供了新的可能。科学话语试图自然化女性身体。当然这种自然化并非要将女性仅仅还原为一个被动的生物体。女性身体的自然化，只不过是一种策略，一种从传统中逃匿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逃匿过程中，新的女性身体观念正在建立。在科学之光的照耀下，女性身体逐渐从传统文化与伦理的包裹中脱离，显露出自己的原初本质——一个生物个体、一个有欲望的生命体。

科学：现代女性身体观念的知识学基础

汉语中“科学”一词最早是从日文中借用过来1。近代以前，中国人以“格致”一词来指称科学。中国灿烂的文明史上，也曾经产生无数重要的科学技术发明，如四大发明等，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如同近代以前的西方一样，中国的科学技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往往被视为“奇巧淫技”而被社会轻视。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用军舰枪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才使中国人意识到科学的巨大作用。于是“师夷之长技”，兴起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潮。随着中西方进一步的交流，西方科学技术带来的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文明成果，让国人进一步看到了科学的神奇力量，于是“科学”一词便逐渐成为近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术语。由“格致”而转向“科学”，称呼的变化代表了人们思想意识和态度的巨变：由极力想将西方科学融入中国的知识系统——中体西用，到抛弃中国旧有的知识系统，而转向全面接受西方的知识系统。

早在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号《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就提出要成为新鲜活泼之现代青年就必须“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他看来，西方国家的发达正是源于科学的推动：“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同时在陈独秀看来，中国“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因此，陈独秀大声疾呼青年们当以科学来武装自己：“凡无此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2 陈独秀的呐喊，意味着科学即将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价值观念。正如汪晖所言：“到五四时代，科学文化逐渐上升到普遍公理的地位，就成为反传统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知识上的支撑，一个价值上的取向。”3五四先驱者纷纷以科学作为评判的标准来“重估一切价值”，“再造文明”4。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详细列出了需要以科学的评判态度重新评价中国各种问题。其中，妇女问题也被列入在册5。

五四时期，“妇女的发现”与科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首先，五四科学作为一种反传统的精神价值，为“妇女的发现”打开了一扇窗户。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陈独秀旗帜鲜明地写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6五四先哲们认为，科学是反对传统的思想和精神价值的起点。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无疑正走向没落，它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严重地束缚住了现代人的精神和创造力。他们也发现，数千年来在传统社会中生存的中国妇女，被压迫、禁锢的根源，正是来自于传统的思想与文化的荼毒；特别是封建礼教和迷信，更是造成千百年来中国妇女卑屈命运的根源。

为了彻底解决妇女问题，破除传统思想文化对人的统治和束缚，人们就依靠科学来给女性身体去魅。这种观念，成为了一个时代解放妇女的总精神纲要。周作人认为，只有科学之光才能彻底根除妇女问题上的迷信和礼教：“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科学思想都是不可少的，但在妇女问题研究上尤其要紧。……凡是关于两性间的旧道德禁戒几乎什九可以求出迷信的原义来。要破除这种迷信与礼教，非去求助科学知识不可，法律可以废除这些表面的行迹，但只有科学之光才能灭它内中的根株。”7同时，周作人还认为两性道德的进步，只能依靠“理性之清明”，“知识的解放与趣味的修养”。8冯飞也谈到只有借助科学知识才能探讨清楚女性及妇女问题：“要之吾曹既已发现生物界全体正确之事实，并已悉知两性进化之原因，兼了解今日社会两性间无数不平等不人道之情况时，则吾曹之责任，即在化此种种不平等使归于平，返无量不人道行为使入于人道。”9科学成为反对封建思想文化、解决妇女问题的思想利器。

其次，五四时期，科学为妇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想源泉。在以科学精神反对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同时，科学还成为解决妇女问题的一把钥匙。一方面，西方各种新的社会科学知识，如女权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新的思想观念，被介绍到中国，使中国的妇女解放思想和妇女解放运动，获得了新的动力和新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影响更为深刻的是，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和传播，尤其是生物学、解剖学知识以及性学知识，丰富了人们的知识视野，从而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女性认知的知识学基础。1921年，周作人就谈到：“他们承认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儿是小儿，这是现代科学思想之赐……”。10

五四时期，人们纷纷借助科学来证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必然性。 1915年12月，《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了日本医学士小酒井光次作、孟明译的《女性与科学》，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女性与男性的区别以及女性的地位。罗家伦在《妇女解放》中也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男女平等的原由：“从生物方面说起来，男女实在没有不平等的理由。人类男女两性个体组织的起源，虽然不能详细明白，然而从他种生物的考证，则生物个体组织初起的时候，大约第一步是生物胚胎时期Germiparity第二步是两性并存时期Hermaphroditism第三步才是两性分明的时期Differentiated Unisexuality。以生物学的眼光去看，则最初的本质并没有不平等的地方。其后因发展的不同，而加上几层‘性的选择’Sex Selection，于是各种的分别乃更著。然而在‘性的选择’的时代，男性且往往为女性所左右呢！况以现在而论，男子的体力虽强于女子，无庸讳言，而女子身体的组织Constitution则实强于男子。女子虽然也常有疾病及身体上的缺点，但是多半不属于机体的构造的，一旦有自由发展的机会，都可以渐渐免除。而男子机体Organism上较女子不完备的地步也很多，而且不易消灭。……（色盲的研究证明） ……可见两性以间，本来互有长短，是不掩的事实。人类正好利用这种现象，作天然的互助；何至于将女子强压下去，造成一种不平等的阶级呢！”11人们极力从生物学知识中寻找女子不输于男子的各种知识证明。汤彬华也采用这种生物学知识，以同样的逻辑来证明女性应该是与男性同等的人类的一份子：“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证明凡是同类的生物都是互相帮助互相维持的。再从演进的自然来讲，人类也是全人类的演进，是男女共同负起责任努力着演进的。在不论何种生活方式中，男子们决不单独脱离妇女而获得更显著的进步，在种族的绵延上，妇女的贡献，更比男子多多。这样，照理论和事实，我们妇女在人类组合中，和男子负同样的重任，处同样的地位；关于人类全体的，也关于我们妇女的全体，属于人类全体的，也属于妇女的全体。——人类，不单是指男子，世界也不是单是男子的。”12当人们纷纷从科学的角度来为女性争得地位和权力时，和传统思想决裂，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身体观正在形成。而在现代女性身体观的形成过程中，正是科学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汪晖在《科学话语共同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一文中谈到C·P·斯诺把现代文化区分为两种文化，即人文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并且认为，这两种文化是现代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他认为：“我们讨论现代社会、现代性这些问题，其实两种文化对社会构造的重新划分本身，应该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讨论启蒙等问题，事实上与两种文化的形成，知识的重新分类，以至社会构造上人群的重新构造都有密切的关系。” 13正是如此，知识结构的更新，特别是西方科学知识的介入，无疑对五四时期的性别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上千年的中国传统性别观念的思想基础受到冲击，并且为建立一种现代的、新的性别观念提供了理论来源。“科学也许不能解释性别政治学，但是它可以提供理论化的基础。”14

“性”：作为一种科学的发现

“妇女的发现”促使了人们去建立一种新的性别体系。科学为人们重新认识和划分性别提供了知识来源。这种新的性别体系首先要对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作出认定。正视性别，发现“性”成为五四时期科学知识的主要责任。西方生物学、生理学等科学知识为新的性别体系，为“性”的发现，提供了有力的知识学支撑。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阴阳/乾坤与男女相对应，阴阳/乾坤是对男女性属的一种最为通俗的表述。这种定义一方面规定了男女各自性属的文化特征：男性阳刚，女性阴柔；另一方面也在文化中划分出了男女的等级次序：男尊女卑。这种男女性属观同时是整个传统文化宇宙观中的一个部分：男女的性属特征和等级次序对应于整个社会宇宙的运作规律。上千年来，这种性属观念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它固化了妇女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性别角色。即使在人们逐渐提升妇女地位的清末民初时期，阴阳性属观念也仍然一直有效的运行着，如在王春林的《男女平等论》、《男女平等之原理》以及康有为的《大同书》等等之中。

五四时期，男性/女性开始置换阳/阴。男性与女性这样的词汇是在近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周作人说女性一词是从日文引用过来的15。在五四以前，汉语指称女性的词汇往往是妇人、女子，即使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二十年代后，女性这个词汇才普遍使用。笔者目前见到比较早使用男性女性来指称男女性别的文献，是忏碧的《妇人问题之古来观念及最近学说》16。在这篇文章中，男性女性词的使用，主要指男女在生理与心理上的不同性质。

五四时期，诸多科学方面的文章和书籍逐渐普及了生物学和生理学知识，人们对人类两性的身体构造和机能有了全新的认知。这种认知使人们对男女两性的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男女之别，性Sex之别也”17，“性”成为区分和了解男女两性的关键词。五四时期，“性”一直是人们或隐或显热烈谈论的对象。1916年，《青年杂志》的第一卷第四、五、六号连续刊登了孟明译介的日本医学士小酒井光次的《女性与科学》、《青年与性欲》和《人口问题与医学》，这些文章从科学的角度谈到了人的性欲。其后，在发起的贞操问题讨论中，性也往往成为一个虽不显在却无时不在的背景。在“新性道德”的论战中，性更是人们的中心话题。五四时期，诸多热议的问题，如恋爱与结婚问题、人口与产儿限制问题，还有性教育问题等等都不同程度涉及到“性”。1921年的《新青年》的第八卷和第九卷上，性成为堂而皇之的谈论对象，一些文章的标题堂而皇之的以性来命名，如《性之生物学》、《性美》18、《性之生理学》等。这些文章纷纷对男女的生理差异以及性机制作了进一步的科学介绍。同时，也出现了专门介绍“性”的著作：妇女问题研究丛书中的《性的知识》19以及《性与人生》20。就连西方刚兴起不久的性心理学也得到了周作人、张竞生等人的推崇和介绍。1926年，引起轩然大波的张竞生的《性史》出版。对于五四时期人们热衷于谈论性的的情况，在1925年发表的《男女性之分析》中，林昭音写到：“近数年来，国人对于两性问题，可算很注意了，报章与杂志上，几无日不看见关于这问题的文字。在虽是我国学术界的好现象，能以公开的态度去讨论两性问题；……”21

“性”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常常是一个被压抑而暧昧的话题，它可以在房中术和色情小说中出现，却很难出现在公开的主流话语中。但是，五四时期，借助科学之光，“性”获得了尊崇的地位：“照科学上观察起来，性的本能一方面的事情，和自我本能的一方面有同样的重要与尊严，不容我们分别那一种本能是光明，那一种本能是猥亵。近代科学的光明已经冲破这种卑视性的本能的矛盾思想，所以性教育也就渐渐起来了。”22性成为一种正规的知识，在其翻译的美国学者鲁滨逊著的《性的知识》的译序中，方可谈到作者是纯科学著述的介绍：“他在这书中，指导一般青年男女以正当确切的性知识，丝毫不杂有何等不纯洁的目的。”23以科学来剥去“性”之上的道德附加，还“性”一个科学、“正常”的面目。性道德的去魅，成为一个时代的中心话题。

这时，当人们谈到“性”，所赖以支撑的话语，再也不是中国古代的那一套所谓的“阴阳和谐”等等话语模式。中国传统文化被颠覆，生物学也被用来填补裁决性别的空白。这一切正如R.W.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中所说的：“自从宗教作为裁决性别的权威力量崩溃以来，生物学就被用来填补这一空缺。从保守的大众传媒对那些所谓能证明性差异的科学发现的极度热衷，就可以看出对生物学的需要。”24人们不再是从阴阳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性”，“性”概念开始建立在生物学、解剖学和性心理学的知识基础之上。

更重要的是，人们从去魅的“性”中认识和区分男性和女性身体结构，从性的知识角度重构性别体系。人们从生理构造的角度来认识男女：“男女之别，性Sex之别也。自生物学观之，男女生理之形态，组织，变化，有种种之差异。根本于生理上之差异，其精神作用之状态，复有异同，此不可掩之事实，依常识依科学，皆可得明证者也。” 25不仅如此，人们甚至还可以精确地发现男女两性的差异所在：“欲研究两性教育，须先知两性之功用，又须先知两性之区别。其区别之点，可分生理与心理二方面。兹略述之如下：（1）生理方面——男女普通之区别，在乎身体之构造。如生殖机关，为‘原性男女特状’（First Sex Characters；）声音，须，貌；为‘次性男女特状’（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此皆外形上之区别，显而易见者也。至于内部细胞之组织，亦各有不同。据生理学者之言，雄体之精虫，与雌体之卵子，相合时，若成为二十一‘染色体’者则为雄；若为二十二者则为雌。是以欲定夺两性理上之区别，当视‘染色体’之多寡以为衡。以上所举，仅就其大者言之耳。若欲详细分拆，乃生理学解剖学之能事，非本篇之范围，固无庸泛论及之也。（2）心理方面——男女心理上之区别，论者虽不乏其人，然大致多谓相近。”对女性身体构造的“科学”认识愈加细密，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女性特点的科学：“夫女性之特质，每于社会之发达而知妇人之关系。要之爱理斯关于近来女性之书，继续出版。男女恒随其性情而异其体质。社会上之位置境域，盖属同样。女子之性情，自与男子之性情有别。遂就各种女性之研究，进而构成特别之《女性心理学》。于心理学之研究上更加一分科。”26这些认识，无非说明了，女性作为性的类别，的确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来了解和阐释。

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一文中，周作人指出中国的妇女运动要成功，就必须了解一些常识，而在这些常识里，科学知识的掌握被排在第一位。在他看来，在这里科学知识包括两组内容：

第一组的知识以个人本身为主，分身心两部；生理又应注意性的知识，这个道理在明白的人早已了解，（在胡涂人也终于说不清楚，）所以可以无需再加说明。

第二组是关于生物及人类全体的知识，一项生物学叙述生物共通的生活规则，以及进化遗传诸说，并包含普通的动植物及人类学（形质方面的）。二项社会学即总括广义的人类学与民俗学，实即为人类文化的 研究，凡宗教道德制度技术一切的发达变迁都归纳在内，范围很是广大，其专事纪录者为历史。

周作人还强调了这两组知识的必要性：“以上两组的知识最为切要，因为与我们关系至为密切，要想解决切身的重要问题，都非有这些知识做根抵不可。譬如有了性的知识可以免去许多关于性的黑暗和过失；有了文化史的知识，知道道德变迁的陈迹，便不会迷信天经地义，把一时代的习惯当作万古不变的真理了。所以在人生的常识中，这两组可以算是基本的知识。”27周作人关于妇女运动的知识学的认识，显示了五四时期人们对妇女解放的新的思考：不再仅从社会功能出发来认识女性身体，而是着眼于女性自身的物理的、生理的特点来认识女性身体。这种女性解放的思维理路，首先把妇女还原到一个生命个体——生物学意义上人。客观地看，这是现代女性解放的前提。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认识女性，促进妇女的解放也因此成为五四时期普遍文化思潮。1921年8月，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发表的《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明确地提出，要以生物学来作为现代女子解放的知识基础：“近世生物学及胎生学已经证明了一切生物及人类底起原[源]，都没有性的区别。近世公平的历史家也曾记录了女子在社会上做的许多功绩，但是世界各民族何以对于女子都怀抱种种恶的观念？这是因为受了古来各派宗教家臆说底遗毒。我们中国人受了孔教阴阳尊卑的毒更广且深，所以社会进化较欧美更迟。所幸我们人类是有自觉性可以自救，因此世界上近五百年的历史，可以说完全是解放要求的历史；我们女子解放，正是这解放历史中底重要部分。”28它表明，生物学为女性身体观念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一种贴近女性自身的女性身体观念正在萌芽。

托马斯·拉克尔在《身体与性属——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性制作》中曾经谈到西方18、19世纪性属理念的变化状态：“由于诸多原因，当一个预先存在的、先验的秩序或者非常古老的传统越来越不能看似合理地证实社会秩序时，性属角色斗争的战场转移到了自然领域，即生物学的性别之中。明晰的性别政治解剖学被引用来支持或驳斥在各种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或者性爱背景之中的各种各样的主张。”29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五四时期。在这一时期，传统文化遭受到前所为有的挑战和质疑，而依托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传统性别秩序，也不可避免的动摇，新的性别关系与秩序即将建立。而这种新的关系和秩序，再也不可能依托于传统精神文化元素。那么，人们便转向寻求新崛起的现代科学知识的支撑。

性别体系的重建

五四时期，在科学知识的刺激下，“性”被凸现出来，女性开始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性别。无论是在肉体还是在精神上，人们都极力将她与男性区别开来。在人们看来，女性这个性别具有着自身的性别特质。妙然谈道：“男女机体的组织，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把他不同点分析起来，大概可以分做二部：一属于生理的，Physiological 一属于心理的。Psychologial 属于生理的组织，就是体内各部的构造和发达的状态，多有歧异的地方；——有形迹可寻实地可验的——在研究过生理学的人，都能知道他明显的异点，所以吾也不去详细解说他。至于心理的组织，就是心象的特性；他在人体内部，虽没有占若干的场所，然而在内界常常活动，因此发现到外部呈种种的现象；把他的现象研究起来，就可以知道男女心理的区别；这虽没有绝对的界限，也很有研究的价值。”30这种认识标志着，人们认识到，男女身体的差异由生理和心理的这两部分构成，并不是体现在社会角色等其他方面。《女子心理学》也写到：“人间起始男女，全然有别。夫所以有区别男性与女性二种之性质者，不过以种种之分配而造个人而已。故区别男女，不可单据生殖器之差别。又应以基于性的特质之多少为正当耳。”31男女有别，所别的不仅仅是生殖器官的不同，男女性的特质成为区分男女性别的重要依据。

人们从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承认男女性的分别，男性/女性这对刻意强调二者性属的词汇的广泛采用便是证明之一。但是人们并不认为这性的分别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或是如中国古代阴阳论所规定的那样有着等级的秩序。王平陵认为：“照男女旧时的两性，性质上显然有刚柔的区别，在人格上原是不好的现象。……据最近心理学者考察的结果：女子的天赋，有好几处实在超出于男子之上，是男子所望尘莫及的。就是记忆的力量，比较要强些，理解的忍性，比较要久些；求知的兴趣，比较要浓些；艺术的冲动，比较要厚些；以如此的天赋，引伸出来，发展出来变成一种高尚的能力，并非难事。”32

显然，人们对于这性的分别持有着足够乐观的态度：性的分别似乎只是身体生理上的分别，而非其他社会功能方面的差异。人们这样认识这一问题：“男子和妇女只是性的方面的对待名词，在此外的种种问题种种活动中，男女应当没有什么区别。”33人们甚至认为，女性如果能广泛地参加社会活动，还能消除女性和男性的生理差异：“性（Sex）的区别是由外面情形发生的，很可以人力来改变他。因此，便认定男女的区别不是根本的必不可避的区别，乃是由很久的习惯造成的。如果女子得到社会的政治的自由，这个区别便可以消灭。女子得参与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便可使才力发展，和男子平等。”34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在生物学和生理学等知识的帮助下，人们改变了人们对男女身体的认识。男女之间性的差异已经被逐步认识。但是，这性的差异不再是构成男女等级次序的知识学基础，恰恰相反，却昭示着，男女在生理结构上是有区别的，但是在社会权力上和男性是平等的。

这种由传统性别观念的崩溃而发生的崭新的两性认识，类似于托马斯·拉克尔曾经谈到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性属观念的改变：“18世纪早期依然具有说服力的古代生殖生物学论述将性愉悦的隐私和经验特征与社会和宇宙的秩序联系了起来。更普遍地说，生物学和人类性经验反映了社会秩序（据说）赖以存在的基础。新生物学（探究的是两性的基本差异，也研究女性的性愉悦是否存在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恰好出现在旧社会秩序被彻底动摇的时期。”35

与之相类似，对于中国而言，在五四以前，在传统文化中，性别依托着阴阳观念，它所构筑的是一个具有等级差异次序的性别观，这种性别观对应于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从本质上说，它是这个具有等级次序的宇宙中的一个基点。而到了五四时期，西方科学的启蒙和传播，改变了人们对男女性别的构成认知。性别仅仅成为身体的差异，而不是文化或社会等级的区别，一种差异性的性别平等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性别观念的主流。而这种新的性别观念的出现，无疑反映了旧的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强调等级秩序的性别观念在五四时期遭到了彻底的质疑和否定，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催生人们借用西方的科学知识来建构新的性别观念。

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本质论的性别秩序观，五四时期建立的性别差异观是科学主义的生物论。前者以阴阳为核心的等级性别观，致力构筑的是一种性别秩序，这种秩序从男女性别的身体差异出发，统摄整个宇宙秩序。它实质上是一种单性别体系，即以男性性别为基点为旨归的性别体系，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统一在浑然一体的阴阳和谐之中。但是，五四时期逐渐确立的现代科学知识对这一单性别体系提出了挑战，女性这一性别从以男性为主导的单性别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与男性性别相等又相差异的性别。

正是在与男性生理差别的“科学”发现基础上，人们确立起女性的独特性和在文化中的独立位置。五四时期，人们对女性的重新命名正体现了这种新的性别观念：从日本而来的“女性”一词成为新历史时期新妇女们的称号。人们创造了一个与男性第三人称“他”相对应的女性第三人称的词语：“她”，“她”取代了“伊”逐渐成为现代汉语中通行的女性第三人称词语。

新性别观念的确立，促使人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两性，特别是为女性，这个在历史上倍受压抑和摧残的性别寻找到了新的解放的可能性。它为促进女性在这个世界上获得自己的位置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不过，以科学女性主义看来，科学不过是一种“叙述”：“科学是负载故事的（stoty-laden），就是说科学是通过复杂的、历史上特定的故事叙述实践构成的。‘事实负载着理论，理论负载着价值，价值负载着故事。因此事实在故事中才有意义。’”科学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这个客观世界的真实图景，每一个为人们传输科学知识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决定了他科学描述的偏向：“科学是现有社会和文化图式所决定的故事叙述，不同图式所建构的故事并非同样好，科学的主要任务正是建构好的故事的斗争。因此，哈拉威认为并不存在所谓与实在相对应或相符合的“一个真实的故事”（one ture story），科学是无数种故事讲述方式相互竞争的结果。权威性的说明或更好的故事能够提供一个更加完整充实、更加连贯一致、更加准确精致的世界图景。” 36同样，对女性及其身体的科学的叙述，也并不见得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无疑的图景。在对五四时期的“科学”叙述女性身体的考察中，我们能够看到“科学”的图景中暗藏着暧昧、模糊以及悖论的存在，即以科学的名义来区分男女的身体和性别时，往往又会在另一个层次上制造男女的等级秩序——以科学的名义安排了男女的优劣：在以科学的名义的研究中，也往往暗藏着对男女身体等级差异的重新调配。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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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朱发建：《最早引进“科学”一词的中国人辨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3汪晖：《科学话语共同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学术月刊》2005年第7期。

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

5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

6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7周作人：《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永日集》（周作人自编文集），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8周作人：《狗抓地毯》，《雨天的书》（周作人自编文集），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9冯飞编著：《女性论》，第123页。

10周作人：《欧洲文学中的妇女观》，《艺术与生活》，（周作人自编文集），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11罗家伦：《妇女解放》，《新潮》，《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一册），第1页。

12汤彬华：《妇女运动ABC》，第1-2页。

13汪晖：《科学话语共同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学术月刊》2005年第7期。

14[美]托马斯·拉克尔：《身体与性属——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性制作》，第12页。

15周作人：《读性的崇拜》，《谈龙集》（周作人自编文集），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我们姑且不论两性字样是从日本来的新名词，严几道的《英文汉诂》上还称曰男体女体，即使是宋代已有这用法，我们也决不能相信那《三宇经》的著者有卢梭的思想。”

16忏碧：《妇人问题之古来观念及最近学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5期，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17陶履恭：《女子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

18陈望道：《性美》，《新青年》第8卷第6号，1921年4月。

19[美]鲁滨逊著：《性的知识》（妇女问题研究丛书），方可翻译，上海开明书店。

20周建人：《性与人生》，上海开明书店。

21林昭音：《男女性之分析》，教育杂志十六周年丛刊1925年版，第1页。

22周建人：《性教育的理论与环境》，《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五册），第161页。

23[美国]鲁滨逊著：《性的知识》，上海开明书店1926年版，方可译，第IV页。

24[美]R.W.康奈尔：《男性气质》，第61页。

25陶履恭：《女子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

26杨鄂联、朱锡钧编辑：《女子心理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出版，第2页。

27 周作人：《妇女运动与常识》，《谈虎集》，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28《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1921年8月）》，《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

29[美]托马斯·拉克尔：《身体与性属——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性制作》，第213页。

30妙然：《妇女心理的改革》，，《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五册），第123页。

31杨鄂联、朱锡钧编辑：《女子心理学》，第23页。

32王平陵：《新妇女的人格问题》，《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五册），第159页。

33汤彬华：《妇女运动ABC》，第2页。

34高一涵：《女子参政问题》，《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五册），第127页。

35[美]托马斯·拉克尔：《身体与性属——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性制作》，第15页。

36吴晓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