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贤：探寻超导世界

报告人之一，参加了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引爆全场，成为中国物理学家走上世界高温超导研究舞台的标志事件。

1986年，欧洲科学家柏德诺兹和缪勒发表了镧—钡—铜—氧体系可能存在35K超导的工作。当时国际超导主流尚未认可这篇论文，而赵忠贤和其他少数几个学者对柏德诺兹和缪勒的论文产生了兴趣。该文中提到的“杨·泰勒”效应与赵忠贤1977年文章中提到的“结构不稳定性又不产生结构相变会导致高的超导温度”产生共鸣，促使他立刻组织团队。在科研条件相对简陋的情况下，开始研究铜氧化合物超导体。

从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卡麦林·昂尼斯在汞研究中偶然发现超导电性开始，超导研究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物理学界的目光。为了突破40K麦克米兰极限温度，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多年以来不断尝试，赵忠贤做到了。

1986年底，赵忠贤团队和国际上少数几个小组几乎同时在镧—钡—铜—氧体系中突破了麦克米兰极限，获得了4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

此后，仍在北京的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赵忠贤“乘胜追击”——1987年2月19日深夜，他的团队独立发现了临界温度93K的液氮温区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钇—钡—铜—氧。这一突破性的发现让赵忠贤团队因此荣获198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也作为团队代表获得了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

● “北京的赵”蜚声学界

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将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创造了55K的纪录并保持至今，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

曾经有一种说法，科学家的黄金科研时期是短暂的，当青年科学家走过自己的创新高峰期之后就会趋于沉寂。然而，这个说法在赵忠贤这里并不成立。

赵忠贤提出了高温高压合成结合轻稀土元素替代的方案，带领团队很快将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创造了55K的纪录并保持至今，为确认铁基超导体为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提供了重要依据，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在这期间，他以67岁的年纪3次带领年轻人几乎通宵工作，完成了初期最关键的3篇论文。

赵忠贤的铁基超导研究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美国《科学》杂志3次报道赵忠贤小组的工作，其中在题为《新超导体将中国物理学家推向最前沿》的一篇文章中对于赵忠贤小组的贡献予以充分的肯定。赵忠贤小组的成果作为“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的重要部分，荣获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一生只做一件事

“现在社会上各种诱惑很多，好像很多选择都比做科研赚钱，但如果选择了科研这条道路，不妨安下心来，坚持一下，我相信你们坚持十年一定会有重大突破。”

赵忠贤人生中最“郁闷”的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物理学界在探索高温超导体的研究上遇到了瓶颈，相关研究跌入低谷。国内的研究也受了影响，很多团队解散。

赵忠贤的研究完全停滞，这期间他不得不赴美一年帮着别人做研究，但最终他发现那不是自己喜欢的高温超导方向，于是迅速决定回国。

回国以后，他又不得不面对窘境——没有设备、没有团队、没有经费。

“热的时候坚持，冷的时候也坚持。”赵忠贤带领超导团队坚守这块阵地，持之以恒地进行实验。经费有限，他曾与同事自己动手绕制烧结炉，也曾将趁着“大减价”时淘换下来的“土炮”当作“重型武器”使用。

1986年底到1987年初，赵忠贤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实验室中。饿了，就煮面条；累了，轮流在椅子上打个盹。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充满信心，相互鼓励：“别看现在这个样品不超导，新的超导体很可能就诞生在下一个样品中。”最终赵忠贤等到了。

中科院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孙力玲与赵忠贤共事多年，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赵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科研方向的坚持，他真的做到了扎下根，决定一个方向然后就全力以赴。

在赵忠贤看来，搞科研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并驾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它。他说：“如果说我做科研有什么优势，那就是我的科研直觉比较准，我能够感觉到正确的方向在哪里。而这种科研直觉来自于大量的经验，来自于在长期坚持后的积累，长期积累的升华吧。”

“也许，此前试验过的那么多钥匙都失败了，于是有人选择了放弃——但谁又能肯定，接下来这把钥匙不会解开未知之谜呢？”赵忠贤说。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