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奥运:报效祖国的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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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运圣火在华夏大地传递，祥云火炬将和平、团结和希望传遍祖国四面八方的时刻，佘振苏———一个“科技奥运”的典型被推举为光荣的火炬手，引起了我的关注。

科技奥运是2008北京奥运会三大主题之一。两年多以前，在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的盛情邀请下，佘振苏教授担纲主任的北京大学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中国皮划艇激流回旋队开展了一场科技与充满艺术性的竞技体育之间的深层次合作。佘教授被聘为“首席科技指导暨激流回旋项目攻关组组长”，实验室十多位老师和学生被聘为“科技教练”和“助理科技教练”。2007年1月，北京大学被中国奥委会授予“备战2008年奥运会科技合作伙伴”，成为唯一一家在内地拥有此称号的单位，与此同时佘振苏教授被授予“中国奥委会特聘科技专家”。

早在1999年3月27日，国际湍流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著名的SL湍流层次结构模型创建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终身教授、37岁的佘振苏就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受聘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代表首批73名长江学者在受聘仪式上发言，由此被誉为“长江学者第一人”。

这些都萌生了我想采访这位跨越东西方文化、跨越科学与艺术的学者的愿望。

端坐在北大工学院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办公室里，佘振苏教授始终微笑面对我的各种提问，时而激昂，时而沉吟，一时间似有一种神秘磁场，让我随他进入激情澎湃的“科技奥运”攻关项目，而后又走进超越国别学科界限的科研探索活动……

为了祖国的呼唤

中国皮划艇激流回旋队成立于1999年，在国际上是一支落后队伍。近两年来，佘振苏教授带领的北大科研团队全方位融入国家队的训练和管理中。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刻苦攻关下，这支年轻的运动队取得了跨越式进步。特别是中国女皮运动员李彤，被北大团队列为“科技奥运试验田”，经受了一系列科学化训练，从2006年国际排名30以外，一跃成为2007年世界大赛中两度打进决赛的精英选手，并在2008年3月大洋洲锦标赛中获得银牌，这是中国女皮迄今获得的国际大赛的最高荣誉。这背后包含了科研团队集体付出的多少艰辛和汗水！

佘振苏教授自1998年底接受北大聘书以来，每年4月至9月都在北京大学度过；此外，他还利用美国大学的假期和各种节假日短期回国工作，常常是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尽管如此，随着研究范围和规模的扩大，佘教授仍感为祖国工作的时间不够。采访时我获悉，他刚刚正式辞去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终身教授的职位，全职回国开展工作。

我不禁想知道：佘振苏教授为什么会在本已奔波忙碌的科研之外，参与艰苦繁重的科技奥运攻关？

佘教授娓娓道来其中缘由：“最初，中国皮划艇激流回旋队训练的赛道很落后，水流过于简单，而运动员需要在复杂的水流中训练。于是国家体育总局水上中心领导找到我，希望配合研究。当时，我们实验室正在开展人体中医复杂系统研究，运动训练是一场针对超常人的理论联系实践的复杂系统研究。体育运动本身充满艺术性，很令人陶醉，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当然，更主要的动力是缘于国家的需求，2008奥运是展示中华民族强盛的大好机会，也是一个科技的大舞台。我希望激流回旋赛场成为我们报效祖国的新战场。

“为此，我在国家队呆了250多天，暂时放下了许多科研工作，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我们的科研团队也都激发出高度的责任心，大家完全忘我地参与，每天工作多达12至16小时。我的学生们累计工作达1000多天，有两个学生为此延期了毕业。”

北大科研团队参与备战2008奥运的科技攻关是从水流赛道设计开始的。历年激流大赛的比赛成绩表明，谁熟悉水流谁就掌握金牌优势。北大在长期深入水流调研基础上，原创性地提出以赛道边壁、底板、障碍物为三大要素结构的有中国特色的“回归自然”水流设计理念，并在北京顺义赛道图纸泄露后，重新设计了特殊的北京赛道水流。对此国际划联主席UlrichFeldhoff高度评价：“这是中国对世界激流回旋事业的一大贡献，以后我们将让中国帮助其他国家建设更多的激流赛道，并邀请你们在今年的ICF代表大会作专门介绍。”

“激流回旋到底是怎样一种比赛？”

对于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佘教授回答说：“皮划艇激流回旋运动是一项技术含量非常高的竞速项目，需要运动员在复杂的水流中间，完美展示自己的技术和体能，需要相当的认知基础。每次线路不同，水流也不一样，没有世界记录。比赛中，运动员需要看水流，结合自己的积累，设计划行路线，然后贯彻实施，这是一个集智能、体能于一体的运动项目。”

佘教授详细介绍说：“在运动员素质谱中，体能、水流认知是基础，激流技术是核心，心理意志是保障。北大团队从2006年1月深入国家队调研，4月开始运作‘激流技术认知创新平台’，将流体力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系统学等多学科知识结合起来运用到训练实践中，综合培养运动员‘戏水’的感性积累和‘读水’的理性认知。李彤正是在这一运作过程中表现特别突出，被科研团队选为‘科学试验田’。同时汲取心理学、生理学等多门学科的最新知识，开发了以中国传统内功为基础的超常心理训练，并尝试对运动员的意志力、抗干扰能力开展有效的训练。”

言谈话语间，佘教授反复提到他所开创的“中外科”复合团队。“这支特殊团队有什么制胜法宝？”我继续提问。

佘教授说：“我们这支团队的理论基础是钱学森复杂系统论的‘专家研讨厅’系统。实践证明钱老的这一理论在竞技体育中大有可为，也是过去两年中国皮划艇激流回旋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强力支撑。例如，我们在高效率的研讨活动中，分析出女皮运动员的划船技术很差，她们只是东看西看拼凑出来的实践技术，没有经过高水平教练员一板一眼地教。于是，我们协助外教从基础训练做起，实施了一个快速认知过程，即让运动员一边学习，一边总结，一边吸收，一边发挥。”

“您如何看待北大团队在這项科技奥运攻关中所开创的历史性意义？”我追问道。

对此，佘教授非常自信：“这是全新的体育科研思路，它直接深入到运动训练学内部，而且把东方的系统观跟西方的逻辑思维综合起来，体现了当代人类文化最高端的内涵。运动员在比赛中发挥的技能是整个人类最高端的技能，而奥运冠军作为其出色的代表，具有非常突出的艺术化特征。如果对运动辅助于科学的思维，理性地把握规律，就能为艺术插上翅膀，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实现跨越式进展。这种科学突破了传统科学的概念，把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知识进行‘力学’的整合，并融入到体育训练实践中，迅速形成一系列关于人体、思维、认知以及对于运动员运动水平的新认识和新见解。”

我正想了解“科技奥运”攻关中是否存在一些瓶颈，佘教授话锋一转却先进入了这一话题：“客观地说，我们的科技奥运攻关工作是有创新和突破的。但是，创新在任何领域都不容易，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应该承认，科研系统与体育系统存在一些差异，特别体现在文化上、体制上，而这些差异导致有些科研活动难以持续进行，这也是目前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需要在某些体制上进行创新。”目前佘教授和他的北大科研团队正在进行总结、梳理这场科技奥运攻关的意义，其研究成果体现在刚出版的《力学与奥运》一书中。

在这多学科交叉、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舞台上，科技奥运充分展示了自然科学对促进人文社会领域又快又好发展的重要作用。这项随着时代脉搏跳动的实践活动，不仅孕育着未来体育事业科学发展的新思路，而且开辟了东方系统观与西方逻辑思维综合创新的试验路径。我们热切地盼望科技奥运攻关的成果，能为中国皮划艇激流回旋队北京奥运夺金贡献力量！

复杂系统的科研更要解放思想

科研工作在常人眼里是崇高和神秘的事业，佘振苏教授作为中青年科学家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得很顺，无论是流体力学的门外汉还是深谙此道的科研同行，都不否认他已经在科研领域所作的杰出贡献。

佘教授认为，整个科研活动有两点比较重要。首先，科研的目标是探索自然界规律，而如何把握和运用所认识的自然界规律则需要多方面的综合，这就是复杂系统研究。

看到我对复杂系统研究有些不明就里，佘教授微笑着继续说：“我给复杂系统研究下一个定义：不能用简单模式刻画的系统就是复杂系统。如果在探索自然现象时理解了这点，就容易创新。通常人们在科研过程中产生困惑，都是因为个人视角的局限性所致。如果解放思想，善于把过去的看法摆在一边，就很容易找到创新的视角。‘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启发我们要放大视角，去发现多种可能性和多种思路，这就是复杂系统认识论。复杂系统的科研更要解放思想。”

谈到这里，佘教授略微停顿了几秒钟，然后将这种复杂系统的分析运用到中国当前的思想界，他认为这一系统有很重要的哲学意义，“如果说社会人士知道双方讨论的是一个复杂系统，就不应该执著于各自的看法。任何复杂系统都不简单，没有固定的说法，要多方面多角度刻画。”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科学家，佘教授对东西方文化有很深的感触：“我们现在经常需要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我们必须要知道为什么别人会这样想。当今的现实告诉我们，任何人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新的高度，才有助于消除偏见，复杂系统科学非常重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涉及到人的新的科学应该是以复杂系统为标志。”

紧接着，佘振苏教授又诠释了科研活动另外一个重要特征：“科学探索跟智力竞赛不一样，它是人类的集体活动。在智力竞赛中，大家都想表现得比其他人强，但在科学界任何贡献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晶。”针对目前国内一些科研人员存在强烈的功利心理，佘教授并未一味批判，在承认其所带来强劲动力的前提下，呼吁青年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活动中依靠集体的力量，多了解他人的科研状况。“科技工作者写论文应该多引用他人文章，主动了解其他人的看法，并在大家共同看法的基础上产生新的突破，技高一筹。如果有意识进行这样的思考，会带来科研工作的良性互动。人家批评你，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批评者往往带来不同的视角，要从内心深处欢迎。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提升人类对事物的看法，而不仅仅是自身对事物的看法。年轻人应该尽量实现这一目标的转化，提高自己对科研活动的认识。”

听到这里，我不禁称赞这种目标的崇高性，然而佘教授认为崇高只是一种赞誉，这本应是科学规律的要求。他说：“有些人为了个人名利奋斗，有些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如果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上看，更高境界的科研活动应该超越一切局部的利益，必须把东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为人类而奋斗。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需要我们对全人类的发展做出大贡献。”

科研是异常艰苦的工作，常常经历无数的困难甚至反复失败。“您怎么看待科研困难呢？”

“科研困难？”稍加思索，佘教授缓缓地说：“我从来不认为科研有什么难的地方。爱迪生有那么多的发明，是因为他投入了高度的热情，有高度热情做事情的人，就不会觉得难。所谓困，就是客观存在的阻碍；所谓难，是一个心理反应和主观感受。在‘困’面前遇到挫折，而又急切想达到目的，就会感到难。如果将目标放远，并充满热情地投入眼前的工作，即便有‘困’也不会感觉到难。”

佘教授无疑是战胜困难、夺取成功的典范，那对他来说，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

佘教授浅啜了一口茶，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从理论上说，成功是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对社会有用，就会产生发自内心的成功喜悦。社会往往以奖励、称号、社会影响力、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科学界群体的认定等物质形式来表征成功。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外在标志，不应该成为人追求的目标。一些物质形式固然能推动科学成果，但对于科学家来说，他们更需要突破这些形式背后的负面影响，将个人追求成功的心态平常化，这对于每个人尤其是那些成名的科学家而言是个非常大的挑战。老子在这方面有過深刻阐述，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基础教育需传承与创新

采访过程中，佘教授不止一次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科技奥运、科研实践以及安身立命中的不可或缺性。我进一步问：“您刚才提到老子的祸福观对于认识成功的重要性。那么，在中小学教育中是否也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迪作用呢？”

佘教授说：“在我看来，中国的《道德经》、《论语》等诸多经典在当今社会没有过时，对学生的思想仍有一定积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擅长系统论和整体性思维，老子、孔子等中国古代杰出思想家，都是以人的思维、认知为契机，揭示人整个身心的成长规律，他们所揭示的规律并没有随科学发展而过时。老子在《道德经》里讲的道，是讲人在自然界中身心运转的客观规律，德则是讲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规律。我认为这里所提炼的‘天人合一’思想，至今仍很深刻。中国基础教育应该思考如何学习和利用这些传统资源。”

“那么，您如何看待有些中小学课堂以诵读国学经典形式推行中国传统文化？”我追问道。

佘教授简要地道出自己的看法：“我想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师资力量不够，我们的许多中小学教师并没有深入学习过这些国学经典，也缺乏切身体会和独到感受，很难领会和解读经典的深刻内涵。所以，让学生朗读背诵实属万般无奈。”不过，他也表示，这虽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从传承传统文化这一角度看，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等到学生背熟了经典，以后再逐渐从个人的经历中感悟到其内涵，也算传承了传统文化。

佘教授的大女儿一直在美国读书，我请他谈谈对美国基础教育的了解。

略微颔首沉思，佘教授脸上浮起自豪的笑意：“我的大女儿在美国洛杉矶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她在她就读的中学是第一，整个学校都以她为荣。今年她高中毕业，在SAT全美联考中拿了6个满分，收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全美最好的8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可以说她如愿以偿了。”

在佘教授看来，女儿学习优秀得益于美国学校宽松的氛围以及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明确要求。女儿曾代表学校参加数学竞赛和“科学碗”竞赛，多次获奖，并入选美国队参加国际化学奥林匹克比赛。她不只是会考试，在中学期间还做了许多跟国内中学生不一样的事情，如做家教、参加社团活动、到图书馆做义工。她还写了两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关于埃及的神秘故事。这些活动培养锻炼了她许多能力。去年，她还为洛杉矶著名华人社团“科工集团”年会制作了一个15分钟的特邀报告人个人事迹电视片。

佘教授笑呵呵地承认，大女儿的出色表现不是普遍现象，不好作为美国基础教育的典型，但以此看出中美基础教育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那么，您怎样看待中美考试制度的优劣？”

“大家都在讨论中国高考制度，我个人比较赞同美国SAT全国联考制度。第一，SAT有多次机会，不是一次定终身，中学生們可以投入大量的精力开发综合素质。第二，SAT很规范，在中学最后两年，认为自己达到要求的学生都可以参加考试，这样就消除了偶然性。而且每所大学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设定一个最低素质标准：SAT最低分、其他个人作品、艺术特长、社会活动经验等。我相信中国人也能制造一个SAT。既然这种考试不是一次，那么我们的学生就可以在考试之余将大量的精力用于开发综合素质。

“我国高考制度，也像其他事业一样，其创新面临着一个敢于探索和善于探索的问题。中国的国情是人多，资源有限，竞争激烈，促使高考制度采用一些硬指标，让大学录取的过程简单化一些，从而减少造成社会不公平的机会。”尽管对目前高考指挥棒下的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表示担忧和无奈，佘教授还是满怀信心和激情地说：“我相信，随着国家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教育模式越来越多样化，中国也一定能制造一个类似SAT的高效公平的考试制度。”

佘教授还表示，将来有一天会把基础教育作为自己的一项研究内容，因为教育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更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告别佘教授，走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脑海里还回响着他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进步的关注和期望的话语，我想这大概就是他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正因为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佘振苏教授才会积极投身“科技奥运”的攻关热潮；正因为出于推动人类共同进步的夙愿，他不断为探索复杂系统的规律去创新、去突破；也正因为出于对祖国的挚爱，他辞去了令很多人羡慕异常的美国一流大学的终身教职。这份赤诚的热爱和奉献之情，就足以令我们感受到佘振苏教授那怦怦跳动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