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夯实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摘 要]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与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只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发挥好党的这一制胜法宝的作用，才能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只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以党章為根本遵循，才能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只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坚持并完善民主集中制，既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才能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关键词] 全面从严治党；执政基础；党章；思想建设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7）02-0003-05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与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问题导向，“抓思想从严、抓管党从严、抓执纪从严、抓治吏从严、抓作风从严、抓反腐从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党内正气在上升，党风在好转，社会风气在上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积聚了强大正能量”[1]。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一、只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发挥好党的这一制胜法宝的作用， 才能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政治优势和一贯要求。党所具有的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必须提升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觉性，党内存在的一些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迫切地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紧迫性、危机感。坚定推进从严治党，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现实要求的必然。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些从严治党规律，这些都要继续运用好。”[2]领导一场伟大革命和从事伟大事业的党，没有严明的政治和组织纪律，就难以成就其伟业，履行其历史使命。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一开始就突出强调党的保密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纪律”单独列为第四章，强调“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不仅如此， 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还明确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3]（P162）。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军进行“三湾改编”，首次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又明确“思想建党”基本原则。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和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4]（P651）。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革命的“伟大的工程”。1945年，党的七大又首次将党的纪律写进党章总纲，同时将“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载入党章。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由朱德等11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说，从建党到“三湾改编”，从古田会议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鲜明提出“两个务必”，从解放战争中的整党整军到新中国成立初开展整党整风，党和毛泽东都是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中国共产党首部全国执政条件下党内根本法规，但“左”的错误的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对执政党建设的严重破坏，从反面证明了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首次制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一党内重要法规。1982年党的十二大修改的党章，进一步形成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制度。1983年，为领导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各项工作，全党开始整党。1985年党中央在《关于农村整党的工作部署》中，首次使用“从严治党”。1987 年党的十三大则明确提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从十四大到十八大，我们党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特别是1995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新时期党的建设上升到“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高度，并为实施这一“新的伟大工程”，先后开展了“三讲”教育、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活动，取得成效。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不仅在“从严”上着力，而且明确要“全面” 从严，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贯穿党中央工作的一条鲜明主线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举措，先后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党内法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监督执纪、责任追究为导向的“制度群”，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与此同时，中央出台八项规定，领导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全面从严治党的效果愈益显现，党内政治生态、党员干部精神面貌、执政党自身建设等发生了深刻变化，成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工作的一个突出亮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制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就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新的重大部署，进一步彰显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特点，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主题。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做出的整体设计，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渐次展开和深度推进。两个文件的制定和修订，着眼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鲜明地反映了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着眼现实与谋划未来的有机统一，形成新的制度安排，为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可以说，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充分反映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政治优势和一贯要求。

从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再到十八届六中全会将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提升到新高度，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穿到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各项实践中。伴随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今天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世界执政大党，并形成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和制度优势。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作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上实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新发展，实践上开创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局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二、只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才能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

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经验，集中起来，就是《准则》中提出的“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这是已经被党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科学结论。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批评党内主观主义错误时指出：“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并强调“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5]（P91-92）此后，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把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作为重要任务，并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的教训，在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正式采用“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党的十二大党章及此后党章的总纲中，都明确提出党内政治生活的要求。这些重要规定和要求为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生机活力，为保证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准则》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12个方面作出新规定，既指出了病症，也开出了药方，既有治标举措，也有治本方略。

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专门就"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进行了深刻论述。讲话既强调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必要性，又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活"四个性"的各自内涵，是对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对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

这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首先必须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每一位共产党员的毕生追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以实际行动来让广大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守护者和践行者。只有坚持“四个自信”，才能更加坚定理想信念，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来自于坚定的理想信念。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能动摇基本政治立场，不能被错误言论所左右，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暧昧，必须旗帜鲜明，敢于亮剑护旗。同时，要坚持把党的思想路线贯穿于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全过程，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还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严肃认真地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总规矩。从一定意义上说，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全面贯彻和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章。党章所蕴涵的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涵蓋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体现了党的政治要求、思想要求、组织要求、作风要求、纪律要求和生活要求。新形势下，继承和弘扬从严治党的优良传统，就必须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四个着力”的总要求，明确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方向，决定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容方法，展现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生态前景，应该成为全党的自觉追求。

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核心是全面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关键是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四个性"的要求，反映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本质特征，是一个整体，共同发生作用。政治性是方向、是灵魂、是目标；时代性是内容指向、问题导向、活力所在；原则性是解决问题、处理矛盾的依规所在、把握标准和掌握底线；战斗性则是现实要求、形式追求和精神状态。四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又相互补充，既要有效发挥它们的各自作用，又要有效释放它们的整体效能。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既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政治优势，也是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既需要全方位用劲，也需要重点发力。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就是重点发力的抓手”；“必须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抓好严明纪律这个关键，抓好选人用人这个导向，用好组织生活这个经常性手段，抓住继承和创新这两个关键环节。”[1]

三、只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任何一个政党，失去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会失去根基、一事无成。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原本就来自人民，更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道理。

要想赢得群众支持，就必须密切党群关系；密切党群关系，就必须从严治党、从严治军。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整顿红军纪律、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6年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的第一份反腐败文件。1927年5月的中共五大，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从1932年2月开始，中央苏区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后来，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都是为了密切党群关系，从严治党、从严治吏。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并始终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把“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作为干事创业的价值标准；在此基础上，江泽民、胡锦涛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执政理念，从根本上维护了人民利益，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始终保持对人民的公仆情怀和赤子之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对损坏人民利益的人和事坚持零容忍、真问责，赢得了党心、民心、军心！

事实说明，不管是在革命年代、建设时期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不能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没有老百姓的同甘共苦、同舟共济，革命就难以成功，建设就难以进行，改革开放就难以推动。党只有站在人民立场上，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对损坏人民利益的事坚持零容忍，才能从根本上赢得群众。因此，《准则》鲜明指出：“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根本要求。

四、只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坚持并完善民主集中制， 既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才能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思想建党的每一步都需要制度的保证。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保证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基础。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强调：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6]（P90）。

从历史上看，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中国共产党就处于险境。遵义会议前14年的革命历程中，囿于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党不能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盲目服从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损害。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居于党内领导地位期间，党和红军的民主传统遭到严重破坏，致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

遵义会议及随后的几次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解决了党和红军当时最急迫的军事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标志。此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了全党全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各民族的统一，甚至是各种力量的统一，从而形成了革命的大团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典范，被誉为党的历史上的“第二次遵义会议”。这次会议解放思想，发扬民主，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恢复正确的组织路线和组织原则，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制度为党和国家正确地进行决策提供了可靠保障。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汲取党的历史上制度治党的智慧和力量，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强调从严治党就要遵守党章党规和国家宪法法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明党的纪律，首先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集体领导，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等。十八届六中全会又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要求，明确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突出强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强和规范黨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这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重中之重。

坚持并完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历史的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既要有正确的科学理论、坚定的理想信念，又要有严格健全的民主集中制、严密的组织纪律。党创立至今所制定的一系列从严治党的制度规定，对于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形成有集中有民主、有纪律有自由的政治生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全体党员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落实在行。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就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力量。只要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只要各级党组织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在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各个环节敢抓敢管，进一步发挥从严治党政治优势，扎紧从严治党制度“之笼”，真正把“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落到实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净化政治生态、全力培育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7，（1）.

[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