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夷门书法史记

篆：烟山馆主

张乐天（1882—1974），号云烟山馆主。书法擅甲骨、金文、石鼓、小篆。精于篆刻。

张乐天别号烟山馆主，是土生土长的开封人。在夷门，他也算得上是书香世家了。他的爷爷是清朝的举人，父亲张梦公是清朝的贡生。张梦公在大相国寺旁边设馆课徒，教出了晚清末科亚魁李秋川等一干才俊。

贫寒的家境，张乐天自幼饱受生活艰辛的熬煎。他兄妹八人，油盐酱醋，吃喝穿戴，全靠父亲那张嘴巴不停地吧嗒吧嗒着支撑。科举废除，学馆关门，十六岁的张乐天辍学了。不久，入开封石印馆做了学徒。干了两年，升为石印馆缮写，这个时候，他父亲的一个学生拉了他一把，把他保送进了河南简易师范学堂读书。毕业后，直接进了河南省政府做了职员。

命运刚有转机，他就和父亲的那个学生闹翻了。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那个学生听说他爷爷有一本诗词手稿《藏剑集》，要他拿来一看。看后，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以那个学生的名誉刊印发行，发行所得全归张乐天，他分文不取。张乐天听过这个建议后满脸涨得通红，一把抓起那本手稿头也不回地走了。父亲的学生愣在那里，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这一个时期，张乐天练习书法达到痴迷程度，坐在办公桌前常常用指头蘸水背临篆书《石鼓文》。那个学生站在阴暗处，看着张乐天冷冷而笑。1934年的春天姗姗来迟，河南省政府在开封举办“河南现代书画展览会”的消息却早早地发布了出来。张乐天异常兴奋，他的整个心思，几乎都用在了备战展览作品的创作上了。这次展览，张乐天共有山水画四件、花鸟画三件，书法有大篆一件、行书两件入展。展览刚一结束，父亲的那个学生就把他叫了过去，摇晃着手里的几页纸说：“检举你的！”便以耽于书法影响公务为由解雇了他。看着张乐天离去的背影，父亲的学生淡淡地说：“我可以给你个饭碗，同样也可以给你砸碎！”

迈出省政府的大门，张乐天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卖画！他是艺术领域的一个通才，于书法，真草隶篆行，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于绘画，山水、画鸟皆精，人物也能来几笔。这次全省的书法大展说明了这一点。早些时候，张乐天在篆刻上也曾下过苦功夫。他的篆刻，上溯秦玺汉印，下涉明清诸家，尤其对吴让之用功犹勤，颇有心得。若干年后，我在“京古斋”曾见到他用青田紫檀石刻的朱文“焦氏应庚之印”，与吴的朱文印几可乱真。1926年西泠篆刻名家方介堪陪同他的老师丁辅之游历到开封，对张乐天的篆刻一见钟情，便请张乐天治名章“方岩”一枚。方介堪原名文渠，后改名岩，字介堪，以字行，其名倒几乎被人忘却。印刻好，丁、方二人大为赞誉，由方介堪出面在开封“又一新”饭店宴请张乐天作为答谢。丁辅之出席了这次宴会。

丁辅之给张乐天留下一封信函，让他持函去海上拜访书坛泰斗吴昌硕，或许对他的篆书和篆刻都不无裨益。秋风乍起的季节，张乐天拎着两只寺门老白家的桶子鸡坐上了东去的列车。到了上海，由于秋老虎肆虐，那两只桶子鸡已经有了异味。在一家小客栈里，张乐天就着白开水吃完了那两只鸡，连夜坐火车又回到了开封。这一次，虽说没见到吴昌硕，他却用身上全部剩余的钱买了一本新刊印的《吴昌硕临石鼓文》法帖回来。坐在大坑沿自己的家中，开始揣摩起这本从上海买回来的法帖。一天深夜，他对着这本法帖忽然狂笑不止，黎明的时候才趴在书案的一角睡去。《河南近代书法概览》一书对张乐天之后的篆书评价说：“大字石鼓左右参差取势，简穆高运，苍润不俗，酷似枯树春深著花。”也有评论家站出来，拿他的石鼓篆书和吴昌硕做了比较：吴书拙中有巧，而张书巧中带拙。于吴昌硕之外，可谓另辟蹊径。

张乐天曾写过一篇《自叙》的文章，透露了他从艺的大致途径。他说：“吾诗、书为先父家传，画学乃生性所近。”诗歌一技，是那个时期文人的童子功，自小必须修炼的。张乐天的诗歌，不见结集传世，今天已很难窥其全貌了。他曾与夷门名士关百益、许均，相国寺净尘大法师等结“艺林雅集社”，但也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诗词唱和之作。张乐天的诗歌，今天能见到的，只有寥寥几首题画诗了。譬如《题秋林读书》：“秋高红树老，日冷青松秀。”《题深山古寺》：“巍巍千古寺，数里入云峰。”等，有唐人风韵，深得王摩诘神髓。

一年后，张乐天退出艺林雅集社。因为他切肤地认识到，诗歌不能当饭吃，他得靠卖画来养家糊口。起初，他的画风走的是黄子久一路，作画时用笔很大胆，把浓墨用到了极致，这些画，画出了他对自然物象的认知和感受。然而，画挂到京古斋等字画店里，过一阵子去看，还依然纹丝不动地挂在那儿。很是困惑。净尘大法师对他说：“要为艺术，你为自己画；要为生计，得为世俗画。”张乐天如醍醐灌顶，改学王蒙、王石谷诸人，画风为之一变。

此后的十年间，张乐天的画风靡汴上。他画室的门口，常有数家字画店的伙计等候。为争到他的画，字画店之间常常哄抬画价。博雅轩和古天阁的伙计为争夺他的画曾大打出手，為此瘦弱的博雅轩伙计被对方一拳打落了两颗焦黄的门牙。解放后，开封市政协工作人员和张乐天闲聊时，他无限怀恋地说：“当年我凭着一支笔，挣下了九处院落，上百亩的良田！”但是，他避而不谈的是，他的院落和良田后来都被分给了翻身得解放的劳苦贫民。为此他还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让他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受尽苦头。

晚年，张乐天在开封书店街景古山房门前摆了一个小摊儿，清瘦的身躯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长衫，已看不清是什么颜色的了。小摊上胡乱摆放一些廉价的青田石和他自己画的书签、折子之类。画的内容很单一，淡墨画个山头，在远处勾几只飞鸟，然后题上“望断南飞雁”字样。这些物什都很便宜，大都是几分钱一个。然而，却极少有顾客来到他的摊前。

除非雨雪天气，他每天清早出摊，黄昏收摊，颤抖着花白的胡须，孤苦伶仃的，在摊前一坐就是一天。

隶：王友梅

王友梅（1887—1950），名作梅，以字行世。擅隶书。

王友梅的书法启蒙来自王觐侯。黎明时分院子里传来第一声鸟鸣的时候，王觐侯就会把他吼起来，拎把戒尺督促他进行一个半时辰的临池日课，日日如此。王觐侯不是私塾先生，那把戒尺是专门为王友梅准备的。在这把棕红色的戒尺下，王友梅打下了深厚的翰墨基础。以致若干年后，当书坛泰斗于右任在夷门见到他的隶书墨迹时，大呼：“速引见此人！”一时成为夷门书画界佳话。王觐侯是清朝贡生，更重要的是，他还是王友梅的父亲。这个贡生经商方面是一把好手，他虽说居住在老家泌阳县城，但在开封、郑州都开有店铺，而且生意兴隆。王觐侯生有四个儿子。长子七八岁时得天花死掉了。二儿子少年淘气，上树掏鸟窝摔瘸了腿，走路一拐一拐的，长大后街坊邻里都喊他“王拐子”。“王拐子”于深秋的某日黄昏进山访道，就再无踪影。王友梅是老三。那个老四叫王友琴，毕业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