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语林》文学观念析论

摘要：北宋长安人王谠的《唐语林》是一部笔记体资料集。将其“文学”门中的条目按题材可分为六个类别：文士才学、帝王起居、品评赏鉴、创作轶事、辨析释疑及文坛风尚。通过对《唐语林》“文学”门中108条短篇选材状况的梳理和归类，我们认为王谠对文学所秉持的观念是：所谓文学，在范围上，包含诗赋歌经、天文地理、历算氏族等种类；在内容上，崇尚文采与气调同彰；在创作上，提倡自为新句；在影响上，提倡文传百代，不以一言而改；在功用上，认为文学有政治教化的作用。

关键词：《唐语林》；文士；文体；文学观念

I206.2

《唐语林》是一本采录自唐人50家小说、杂史类著作并加以改写而成的笔记体资料集，作者为北宋长安人王谠。该书按照《世说新语》的体例编排，共分五十二门，前三十五门出自《世说新语》，比《世说》少“捷悟”一门，后十七门是王谠所补，为“嗜好”、“俚俗”、“记事”、“任察”、“谀佞”、“威望”、“忠义”、“慰悦”、“汲引”、“委属”、“砭谈”、“僭乱”、“动植”、“书画”、“杂物”、“残忍”、“计策”，分门别类地记载了唐代的政治史实、宫廷琐事、士人言行、文人轶事、风俗民情、名物典章等等。

今传有武英殿聚珍本、《惜阴轩丛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虽然也还是八卷本，但在篇目上已亡佚颇多。据学者周勋初考察，前四卷保留着王谠原书的本来面目，后四卷则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汇集而成，佚去的部分至少有五卷。[1]15学界对《唐语林》的研究，远不如《世说新语》丰富与深入。《唐语林》在语言的精炼准确上确实不如《世说新语》，但其杂采众篇，在故事性和生动性上是不逊于《世说新语》甚至略有高出的。《四库全书总目》有言：“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与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对该书的价值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学界对《唐语林》的研究专著不多，一是由于《唐语林》的传世文本残阙甚多，研究难度大，二是由于前人没有对此书做大力气的考订。[2]至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出，以翔实的文字考证与补遗使研究成果上了一个新台阶。近三十年，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唐语林》进行了专篇文章的研究，有从语言学角度考察其中的字词，如钟小勇的《略论<唐语林>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价值——以<唐五代语言词典>为参照》（《绥化学院学报》2005年2月）、余志新的《<唐语林>词语札记》（《滁州学院学报》2007年9月）；有对《唐语林》从史部杂史转入子部小说进行考证梳理，考察当时目录学的发展状况，如郭伟黎的《<唐语林>在目录学著作中分类考证》（《学理论》2011年12月）；亦有从语言风格和叙事技巧方面进行分析，如齐慧源的《<唐语林>艺术特征分析》（《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2月）等等，另有硕士论文数篇。总体来看，对《唐语林》的研究，角度不够多样、成果不够丰硕、积累不够深厚。

王谠所撰之《唐语林》，受同时代文人创作影响颇大，在条目的选择上也有所借鉴，周勋初在其《唐语林校证》前言部分有详细说明，本文不做赘述。且王谠与苏轼等人交往甚密，文风互有影响，因此考察王谠的选目和编次，对研究其人、其友、其所处时代的文学发展大有裨益。研究《唐语林》文学观念，需从“文学”门入手，其中所载的故事和语言能够集中鲜明地反映王谠对于“文学”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对“文学”门所载条目的分类和总结，探析《唐语林》中蕴含的文学观念。

《唐语林》“文学”门在流传的过程中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据周勋初整理，“文学”门包含108条，记载了王勃、骆宾王、苏颋、李白、刘禹锡等多位唐代著名文人的事迹。笔者将这些条目按题材分门别类，列为六个类别，依次为：文士才学、帝王起居、品评赏鉴、创作轶事、辨析释疑及文坛风尚。

一、文士才学

这一类所记载的都是形容文人才学的故事，有的通过描述事件表现其才华，有的通过他人之口肯定其才华，有的用概括性语言直陈其有才等等，不一而足。

如叙王勃事：

文中子见王勃少弄笔砚，问曰：“尔为文乎？”曰：“然。”因与题《太公遇文王赞》。曰：“姬昌好德，吕望潜华。城阙虽近，风云尚赊。渔舟倚石，钓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韬攘恶，龙钤辟邪。虽逢相识，犹待安车。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根据周勋初校证：“按：《芝田录》（《类说》十一） 文字稍异。原作‘王勃之先文中子，见勃弄笔，令作《题太公遇文王赞》……’余同”。皆为文中子与王勃的对话。我们考察文中子其人可知即为王通，其号文中子，王勃之祖父，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3]而各家根据新旧唐书王勃本传及杨炯所写《王勃集序》推断，王勃的出生年份大致有几种说法：公元647年、648年、649年和650年，皆晚于王通卒年617年。按理王通和王勃不可能有此对话，笔者暂留此疑以待后来者。这一则故事在于表现王勃的文才，其看似不动文墨，实则怀才于心，洋洋洒洒写出《太公遇文王赞》（或曰《题太公遇文王赞》），以太公和周文王的典故表现了自己心目中文人入仕的理想形态。

又举同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事：

骆宾王年方弱冠，时徐敬业据扬州而反，宾王陷于贼庭，其时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每与朝廷文字，极数伪周，天后览之，至“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笑之。及见“一抷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悦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盖有遗才之恨。

这一例记叙了骆宾王书檄文讨伐武则天之事。不同于记叙王勃时列出其文句，这一例主要通过武则天的反应来表现骆宾王的才华。读前面的句子时，武则天还只是微笑，读到后面便蹙眉痛惜没有将此等人才收为己用，可见骆宾王文才之高，连识人甚多的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后人读此故事皆叹服武则天的胸襟与识人的眼光，但王谠将此例编入“文学”门，显然目的是肯定和表现骆宾王的才华，否则便该将其编入“雅量”“识鉴”或“赏誉”门了。

有表现文学与史实的惊人巧合，如李白例：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见其神气高朗，轩然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与之如知友焉。尝制《胡无人》云：“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犯阙，时太白犯月，皆谓之不凡耳。

李白之才名，见重于当时。《胡无人》是一首以写汉代来影射唐代、描写一次出征与胡兵展开激战的战歌。学界对此诗是否本事诗多有讨论，唐代的段成式是最早持本事诗观点的，今也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4]王谠所撰这一则，显然是认为该诗作于安禄山兵败之前，因此文句与史实的巧合才显得惊人，具有预言性的效果，由此更突显了李白的不凡。王谠显然认为才高之士可以通天象预政局，如文学形象“诸葛亮”般有“妖人”之能。而这种能力，往往于文学之中得以表现。

有直评其人其学，概述其文学才能及作文特点，如：

杨京兆兄弟皆能文，为学甚苦。或同赋一篇，共坐庭石，霜积襟袖，课成乃已。

杨京兆即杨凭，字虚受，一字嗣仁，虢州弘农人，生卒年均不祥，约唐德宗贞元四年前后在世。善诗文，与弟凝、凌并有重名。大历中，俱登第，时称“三杨”。“为学甚苦”指杨氏兄弟创作喜苦吟，琢磨字句推敲拿捏，甚至到了“霜积襟袖”，一方面表现了琢磨时间之久，一方面表现了专注程度之深。写杨京兆兄弟的才华显然与王勃等不同，前者是力缓深致，后者是思捷颖悟。无谓高下之别，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

这一类的短篇皆是表现文学高才的，王谠将这些选择入书也正反映了他的好恶倾向和思想观念。他认为，文学上的才华可以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可以预料政治走向；无论才思敏捷与否，能不能写出好文章才是关键。以文学干政，正体现了很多文人的理想情怀。

二、帝王起居

“文学”门中有两则记叙玄宗起居事，抄录如下：

玄宗初即位，锐意政理，好观书，留心起居注，选当时名儒执笔。其称职者虽十数年不去，多则迁名曹郎兼之。自先天初至天宝十二载冬季，成七百卷，内起居注为多。

开元二年春，上幸宁王第，叙家人体。乐奏前后，酒食沾赉，上不自专，皆令禀于宁王。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瞒但谨为上客。”明日，宁王与岐、薛同奏曰：“臣闻起居注必记天子言动，臣恐左右史记叙其事，四季朱印联牒送史馆，附依外史。”上以八分为答诏，谢而许之。至天宝十二载冬季，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轴，用雕檀轴紫龙凤绫标。宁王每请百部纳于史馆。上命宴侍臣以宠之。上宝惜此书，令别起阁贮之。及禄山陷长安，用严、高计，未升宫殿，先以火千炬焚是阁，故《玄宗实录》百不叙其三四，以是人间传记尤众。

起居注，“本为官名，掌侍皇帝起居，记述其言行。唐代称起居郎，其所记之文即名‘起居注’。”[5]69可见其由官职名转化为文体名的过程，是我国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礼记·玉藻》有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6]877《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7]874顾炎武《日知录》亦有云：“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8]1039虽在左史记言还是右史记言的问题上有出入，但都说明了史官对皇帝生活言行的记载，“先秦的记史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汉代的‘著记’为其前身，而东汉的‘起居注’提供了史籍的名称，至两晋形成初步的官方记史制度”。[9]

第一则写玄宗选名儒执笔起居注，后又迁各部有名的官吏担任。其中“内起居注”大致为记载皇帝于内廷起居、斋戒、礼佛、请安、侍膳等事。第二则写宁王主动要求为玄宗作起居注，玄宗大悦，但所作起居注毁于战火，由是“人间传记尤众”。按理起居注一类属于实录型，不应归于文学类。但这两则分别与文学有关：第一则中玄宗启用名儒和名官吏执笔，此处的“名”，显然是有才名，有文学之能，否则难以从众人中遴选出来；第二则讲到《玄宗实录》的被毁，民间各种揣度附会的传奇传记由此愈多，传奇和传记是对玄宗朝宫廷生活的文学创作，有虚构的成分和艺术的夸张，此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缺少实录来反映其宫廷生活，故民间多凭枝节片段加以演义。

王谠选此二则，看似与文学毫无关系，但仔细想来，与文学有一定关联。起居注的创作，经由名家文人之手；安史之乱后记玄宗事的传奇传记的大量出现，与起居注被毁不无关系。

三、品评赏鉴

“文学”门中收录大量品评赏鉴类故事，可分为识人、评书、评诗文、评文才等等。

徐敬业十余岁时，射必溢镝，走马若飞。英公每见之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也。”

《酉阳杂俎》中记载了这则故事：“徐敬业十余岁，好弹射。英公每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英公尝猎，命徐敬业入林逐兽，因乘风纵火，意欲杀之。敬业知无所避，遂屠马腹，伏其中。火过，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英公即李勣，徐敬业即李敬业，武则天临朝称制后起兵反之，后被李孝逸打败，为部下所杀。英公于徐敬业年少时观其行动，便知其非等闲之辈，可见其识人眼光之高。但此事在今天看来与文学并无关联，但王谠却将其归入“文学”一门，看来王谠认为有识人之能也是一种文学之才。

宪宗问宰相曰：“天子读何书即好？”权德舆对曰：“《尚书》。哲王轨范，历历可见。”上曰：“《尚书》曾读。”又问郑余庆曰：“《老子》、《列子》如何？”奏曰：“《老子》述无为之化，若使资圣览，为理国之枢要，即未若《贞观政要》。”

这一则通过记叙宪宗与权德舆、郑余庆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于《尚书》、《老子》、《列子》、《贞观政要》等书的看法。权德舆认为《尚书》是君王的典范，郑余庆认为君王读《老子》、《列子》，不如读《贞观政要》。《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对政事的讨论及大臣们的诤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权、郑二人显然是从文学的政治功用出发来向皇帝推荐书目的。

刘禹锡曰：茱萸二字，经二诗人用，亦有能否。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细看”，王右丞“遍插茱萸少一人”，最优也。

此一条为刘禹锡评诗，自古诗中言茱萸者多，而在刘禹锡的眼中，惟有杜甫和王维格调最高。二诗都是把情感寓于茱萸这个外物之中，移情于物反而表达出无限深情。王谠引此句，亦表达了他对刘禹锡评价的赞同。此例是谈文学的表达方式与高下之别。

楚僧灵一，律行高洁而能为诗。吴僧皎然，一名昼一，工篇什，著《诗评》三卷。及卒，德宗遣使取其遗文。中世文僧，二人首出。

沈既济撰《枕中记》，韩愈撰《毛颖传》，不下史篇，良史才也。

这两则都是评价，但第一则是直评其人，第二则是评其作品。评人者，将其誉为唐中期文僧中的翘楚，对二人的定位有文学史意义。第二则评价了沈既济和韩愈的两篇传记文，认为其有史学家的笔调，实际上可称为史学良才。

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已还，各得其风韵。

张登为小赋，气宏而密，间不容发，有织成隐起结彩蹙金之状。

这两则是对文人特点的描述，第一则是由韦应物的品性习惯到其为诗的风韵，文字精赅，却极富有概括力；第二则对张登小赋的特点做出评价，以结彩蹙金来形容，生动有味。

由上可见，品评诗书及文人确乎为文学一类，是与文学相关的活动。且王谠认为，识人之能对于文人来说是必要的，注重文学的政治功用也必不可少。

四、创作轶事

这一类中记载了文学创作过程中发生的趣事，从中可窥见文人百态，择其中二则录之：

著作郎孔至撰《百家类例》，第海内族姓，以燕公张说等为近代新门，不入百家之数。驸马张垍，燕公子也，观至所撰，谓弟埱曰：“多事汉！天下族姓何关汝事，而妄为升降？”埱与至善，以兄言告之。时工部侍郎韦述谙练士族，至书初成，以呈韦公，以为可行也。及闻垍言，恐惧，将追改之。韦曰：“文士奋笔将为千载之法，奈何以一言自动摇？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改。

孔至惧张垍之言，试图更改自己的文章，遭到韦述的反对。韦述认为文章乃千古事，不可为一言而改，应该尊重实际，不屈服于权利，颇有“威武不能屈”的意志。这个观点不仅被孔至所采纳，显然也是王谠所赞同的。文人的气节和以作品为生命的荣耀，在这一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维好佛，故字摩诘。性高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清源寺是也。维有诗名，然好取人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英华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李嘉佑诗也。

这一则中讲了王维作诗好取人句的做法。王谠的态度显然是不太赞同的，从“维有诗名，然好取人句”的“然”字可以看出。他先是肯定了王维在诗歌上的名气和影响，但转而说他喜欢取摘别人的句子，进一步举出一个例子。虽然经过王维化用之后的句子在境界和表达上更见悠远，但王谠显然是不赞同的。这说明王谠主张诗文的原创，不要摘取别人的句子。

五、辨析释疑

“文学”门中辨析释疑的例子不少，引几例如下：

《月令》，今人依陆德明说，云是《吕氏春秋· 十二纪》之首，后人删合为之，非也。盖出于《周书》第七卷《周月》《时训》两篇。蔡邕、《玉篇》云“周公作”。是《吕纪》采于《周书》，非《戴礼》取于《吕纪》，明矣。

陆德明谓《月令》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但通过考察可知其出于《周书》，此例是分析作品源流的典型。

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无有别训义也。《左传》“行李之往来”，注：“行李，使人也。”远行结束，谓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尔。按旧文：使字作“卒”，传写之，误作“李”焉。

《论语》：“宰予昼寝。”梁武帝读为“寝室”之“寝”。昼，胡卦反（周勋初按：原书下有“且云当为画字”），言其绘画寝室，故夫子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人皆以为韩文公所说，非也。

又：“伤人乎，不问马。”今亦云韩文公读“不”为“否”，言大德圣人，岂仁于人不仁于马？故贵人，所以前问；贱畜，所以后问。然“不”字上岂更要助词？其亦曲矣，况又未必韩公所说。按陆氏《释文》亦云“一读至‘不’字句绝”，则知其“不”为“否”，其来尚矣。诚以“不”为“否”，则宜至“乎”字句绝，“不”字自为一句。何者？夫子问“伤人乎？”乃对曰：“否。”既不伤人，然后乃问马，其文别为一读，岂不愈于陆云乎？

第一例对“行李”作了辨析，认为“李”为“卒”之误。二字在字形上确实相近。然孔颖达《正义》：襄八年《传》云：“一介行李。”杜注曰：“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传》云：“行李之命。”杜注：“行李，使人。”显然“行李”与“行理”是一个意思。学界也多认为“李”是“理”或“吏”的假借字。此条为“行李”的释义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有训诂学的意义。

第二例从音韵学的角度出发，用反切法得出“昼”的读音，且考察原书文字与“画”相合，故“昼”当为“画”繁体字之误。“昼寝”与“画寝”在意义上相去甚远，一字改而意思全非，此例对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字作出了考辨和订正。

第三例是从字意和断句上来辨析，“不”字的解释以及断句都影响了整句话的意思，进而影响到对孔子形象与思想的理解，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一类短篇是从对文学的接受和释读上来讲的。题材的选择反映了王谠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他认为训诂、音韵等知识的具备与否影响到对文学作品是否准确的理解和释读。

六、文坛风尚

“文学”门中的不少短篇展现了有唐一代的文坛境况，抄录两则如下：

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蒙《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匄《毛诗》，袁彝、仲子陵、韦彤、裴茝讲《礼》，章庭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里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纯，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

此则对大历之后的文坛风貌作了概述，分别举出治《周易》、《论语》、《春秋》等经典的代表人物，并分别讲到地理、兵赋、故事、历算、天文、氏族的名家，显然是将以上数种皆归入文学类，体现了大文学的观念。

元和已后，文笔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与上一则不同，这一则对元和以后各家及不同时期的文学特点做了归纳。二则皆出自《国史补》，由于据所评时代较近，故比较真实可信地反映了当时文坛的风尚和特点，亦可视为当时学者的评价。

通过对《唐语林》“文学”门中108条短篇选材状况的梳理和归类，我们可以见出王谠对文学所秉持的观念：所谓文学，在范围上，包含诗赋歌经、天文地理、历算氏族等种类；在内容上，崇尚文采与气调同彰；在创作上，提倡自为新句；在影响上，提倡文传百代，不以一言而改；在功用上，认为文学有政治教化的作用。由此可见，在宋代，天文地理等并没有从文学中分离出来，文人亦注重文章的政治功用，但诗赋、传记的大量出现，表明大文学观正在向纯文学化的方向发展。对《唐语林》文学观念的研究，可与苏轼及门人的文学观念研究相结合，进一步为探析宋人文学观念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M].中华书局，1987.

[2]周勋初.<唐语林校证>惨淡经营始末[J].古典文学知识，1994，（3）.

[3]陈启智.王通生平著述考[J].东岳论丛，1996，（6）.

[4]刘长东.李白诗<胡无人>的本事与系年[J].社会科学研究，2013，（3）.

[5]（宋）王谠，撰.崔文印，谢方评，注.唐语林[M].中华书局，2007.

[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清）王先谦.汉书补注[M].中华书局，1983.

[8]（明）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乔治忠，刘文英.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J].史学史研究，2010，（2）.

作者简介：卢迪（1990-），女，湖北老河口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

朱佩弦（1988-），男，湖北监利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典籍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