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钟嵘对陶渊明诗的定位

摘要：本文对钟嵘《诗品》中关于陶渊明诗的评论，对钟嵘诗歌理论体系中陶渊明诗的定位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诗品》；陶渊明诗

评价钟嵘所着《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评论专着。它系统地评论了汉魏至萧梁的一百二十二位五言诗作者，大致都按《诗品·序》所云“致流别”，“掎摭利病”，“显优劣”的原则指出了他们的特色和优缺点，并分为上、中、下三品。

《诗品》在中国古典诗歌理论批评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作为一定时代的产物，《诗品》也有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其中某些诗人的品第就颇受后人非议，陶渊明就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一、钟嵘对陶渊明诗的评价钟嵘《诗品》卷中评“宋征士陶潜诗”云：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钟嵘对陶渊明诗的评价都是赞赏性的话，而且是相当高的，但为何将其置于中品?历代一些学者对此感到疑惑，甚至提出了批评，如：清·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下云：“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路谬不少。……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眺、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而位置颠错，黑白淆讹，千秋定论，谓之何哉?”而笔者以为，纵使钟嵘对陶渊明的评语近乎毫无贬词，但在当时情势下，他能将陶诗列于中品，恐怕就已经有潜龙腾渊的拔擢之功了。《诗品·序》云：“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有鉴于此，钟嵘表明了树立标准的意图，他认为：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应当“酌而用之”，并且要做到“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风力”指充沛的思想感情，“丹采”则指华美的辞藻，二者结合，才是“诗之至”。《诗品》在评价诗人时基本上贯彻了这一审美标准。对于“风力”与“丹采”结合得极好的作品，钟嵘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古诗》、“怨深文绮”的班姬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曹植诗皆处上品；对于二者有所偏胜者，则认为是作品的病累，如“过为峻切”的嵇康诗居中品，“过为精密”的宋孝武帝诗居下品。玄言诗“理过其辞”，其代表诗人孙绰和许询也居下品。所以无论“风力”与“丹采”，哪一方面存在缺陷，都可能影响到诗人的品第。《诗品》称陶诗“源出于应璩”，而应璩的诗作有拙朴少文和通俗的风格特点，钟嵘在评应璩时也有“善为古语”的评语，可见钟嵘认为应、陶二人之诗有质朴无华的共同特点。而且“岂直为田家语”一句也可说明当时确有称陶诗为“田家语”的现象；“世叹其质直”也表明陶诗文采不足在当时实非钟嵘一人之观点。

二、陶潜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倘若从可能影响诗人品第的外部因素来考察，就会看到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存在一些令人遗憾的事实：着名文学家和史学家沈约，在《宋书》中将陶渊明载人《隐逸传》，在《宋书·隐逸·周续之传》中又有这样的记载：“(周续之)人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宋书·谢灵运传论》记录了东晋、刘宋间文学的发展状况：“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转前秀，垂范后昆。”谢灵运、颜延之、殷仲文、谢琨，这些后世所谓的一流、二流和三流诗人皆已言及，惟独忽略了陶渊明。若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考察和理解，当时主流社会对陶渊明的定位不过是一个会写诗的隐士，一个能否以“诗人”目之尚且无定论的人，其诗作自然可做低调处理。因此在钟嵘创作《诗品》的时代，陶诗不但没有居上品的可能性，即使将陶诗与“古直”的曹公诗同样置于下品，恐怕也可为时人所接受。然而钟嵘在对待陶诗品第的问题上有这样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不能无视时代价值取向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忍埋没陶渊明及其诗歌的叮贵之处。

三、钟嵘诗歌理论体系中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定位钟嵘在《诗品》中对其人其诗有这样的评价：其一，对诗人开创性历史地位的肯定。钟嵘以“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结语，第一次统一了陶渊明的隐士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并确立了陶渊明作为隐逸诗派的宗主地位。其二，对“直寻”诗风的褒扬。《诗品·序》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即古往今来的优秀诗作大都产生于作者的直接感受。陶诗所蕴涵的大多是朴素而真实的生活感受、恬淡且自然的田园风光，即抒胸中真意、写眼前实景这样的特征既构成了陶诗“笃意真古，辞兴婉惬”的风貌，也符合钟嵘“商寻”的诗歌创作主张。其三，对陶渊明人品的赏识。曹魏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使品藻人物德行才能之风颇为流行，既而扩展到文艺领域。钟嵘的《诗品》是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诞生的，“每观其文，想其人德”，显示出钟嵘对陶渊明人品的欣赏。可以说，钟嵘对陶渊明其人其诗有特殊的关爱。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见，就当时社会对陶渊明的定位以及时尚文风和陶诗确实存在的文采不足而论，陶诗是完全可能被置于下品的。然而钟嵘在虑及时论的同时，坚持个人的价值取向，将陶诗拔萃于下品七十二人之上，这不能不说是对陶渊明诗歌成就的突破性历史肯定，甚至可以说是陶诗的整体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受到重视，从此潜龙方才腾渊位居中品既是钟嵘在个人审美标准与社会审美标准的矛盾冲突中，找到的适合陶渊明的平衡点，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至于有唐之后，陶诗地位的逐渐抬升，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