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二题

摘要：王夫之在《读通婺论》中评说历代兴亡之事，意在对明朝历史作全面而深刺的反思，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他借古讽令，表现了他在明朝灭亡后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操守；因家国亡于异族入侵。借《资治通鉴》以诉亡国之恨。在王夫之前有胡三省注《通鉴》，后有陈垣的《通鏊胡注表微》，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学者皆会从历史中寻找精神寄托，鼓舞信念。

关键词：《读通鉴论》；痛定思痛；胡三省；陈垣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2－0032－03

“先生理究天人。事通古今。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丧兴亡之故。流连颠沛，而不违其仁。险阻艰难，而不失其正。穷居四十余年，身足以砺金石。著书三百余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恒苦。寄怀弥远，见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撄，渠逆奠之能摄，嵌崎莫之能踬，空乏莫之能穷。先生之道，可以奋乎百世矣。”这是唐鉴在《清学案小识》中对王夫之一生进行高度概括的一段话，其中所说。事通古今……明得丧兴亡之故”，很容易让人想到《读通鉴论》一书。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一生三百余卷著述中的一部重要史学论著，舒士彦先生在《＜读通鉴论＞校点例言》中说：“船山史论两种，成于最晚之岁，盖读史有感，随事触发。初无意于为文，故每篇皆不立题目；而于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均有论列。”所谓“史论两种”即指《读通鉴论》和《宋论》，两书虽然是王夫之晚年“无意为文”之文。但皆成为探历史得失，明兴亡之故的史评名著。《读通鉴论》。顾名思义，即是以《资治通鉴》为史实根据，阐发对历史的看法。全书包括秦一卷，两汉八卷。三国一卷，两晋四卷，南北朝四卷，隋一卷，唐八卷。五代三卷，共三十卷，卷末又附《叙论》四篇，述其撰作此书的主旨。

《读通鉴论》虽然以《资治通鉴》中的人和事为评论依据，但它的内容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资治通鉴》的范围。全书上挂下联，既联系到战国以前之事，也联系到了五代以后宋元明三朝之事，尤其是明代史事，几乎每卷或明或暗都有论及，“自以身丁末运，明帜已易，禹甸为墟，故国之痛，字里行间，尤三致焉。”《读通鉴论校点例言》故一部六十万字的《读通鉴论》，与其说是在论历代兴亡之事，不如说是对明朝遭亡国之祸作全面而深刻的反思，所谓痛定思痛，正是王夫之撰作此书的苦心孤诣所在。

众所周知，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简言之，便是“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此种以史为鉴的思想实际上是古今著史者之通识，所不同者，只是由于史家所处时代的差异，各自强调的程度往往不同而已。在经历颠沛流离的反清斗争之后，身负亡国之痛的王夫之尤重史鉴之用，他说道：“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读通鉴论·叙论四》)显然，王夫之对历史的思考，并不仅仅满足于“嘉善矜恶。取是舍非”，重点在于要探究历史得失的深层次原因。例如，对于国家之败亡。王夫之说道：“国家积败亡之道以底于乱，狡焉怀不轨之志，思猎得之者众矣，而尚有所忌也。天子不成乎其为君，大臣不成乎其为臣，授天下以必不可支之形，而后不轨者公然轧夺而无所忌。”(《读通鉴论》卷九)由此他认为皇朝的兴亡并不是由皇帝一人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整个统治集团的庸劣与否，因此。即使君主鄙劣，但如果有一批智谋之臣辅佐，仍可保国家有磐石之同：“曹盂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而士之长于略者，相踵而兴。孟德智有所穷，则荀或、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箅无遗策。迨于子桓之世，贾诩、辛毗、刘哗、孙资皆坐照千里之外，而持之也定。故以子桓之鄙、叔之汰，抗仲谋、孔明之智勇，而克保其磐固。”(《读通鉴论》卷十)王夫之的这种议论，显然是有感而发，作为晚明抗清斗争的亲历者。王夫之对明朝末季，尤其是在抗清斗争中所出现的权庸误国、将骄兵情的这一突出问题有着切肤之痛，故能作此深刻之论。可以说，曾经的险恶斗争经历，造就了王夫之非同一般的见识，这是书斋学者无法与之比肩的。

回首故国的历史，王夫之实在有着太多的东西需要反思：封建之策、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等等，其中任何一个皆可导致一个皇朝走向衰亡的问题，却在二百多年的明朝历史中交替演绎，并最终导致明皇朝的大厦倾崩于刹那。因此，对故国的痛定思痛，这些都是王夫之无法回避、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最让王夫之愤懑于胸的无疑是异族的入侵，导致故国的最终覆亡。王夫之亲身经历了明末那场极其悲壮惨烈的抗清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对于王夫之来说，不仅有敌国败亡之痛，更有身边同志罹难之恨，因此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民族情绪：他一方面极力主张“夷夏之辨”，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尤其是对本民族中那些不顾民族气节、投敌叛变分子更是痛加鞭挞。王夫之痛批五代时劝石敬瑭臣事契丹的桑维翰为万世罪人：“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白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其斥桑维翰为万世之罪人的理由是：“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胆虚，遽从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帝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人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之也。”(《读通鉴论》卷二十九)王夫之在明末反清斗争中，亲眼看见了众多桑维翰们的不耻行径，有着太多因无力制止他们罪恶的无奈和压抑。在《读通鉴论》中。这种批判无疑是畅快淋漓的。

王夫之基于民族大义，在《读通鉴论》中对众多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全新的诠释。侧如汉武帝时李陵兵败投敌一事，自司马迁以下，人们一直对李陵持同情态度，而王夫之则说：“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拚……迁之为陵文过而不及……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读通鉴论》卷三)连司马迁也一道受到了王夫之严厉的批评。再如，东晋史学家孙盛不惧权臣桓温的灭族威胁。在《晋阳秋》中直书桓温北伐枋头兵败之事，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向有直笔之誉。王夫之对此却不以为然，直斥其“直笔”为幸灾乐祸。他说：“《春秋》予桓、文之功，讳召王请隧之逆，圣人之情见矣。若孙盛之流。徇流俗而矜直笔，幸灾乐祸，亦恶足道哉?”(《读通鉴论》卷十四)

尤令人瞩目的是，那些所谓的忠君、正统等思想，在民族大义面前，往往被王夫之视为敝屣而弃之不顾：他认为“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读通鉴论)卷十三)；称“抗表以伐南燕”的刘裕，“唯宋氏犹可以为中国主也”(《读通鉴

论》卷十五)；称赞灭侯景、抗北齐的陈霸先，“陈高非忠于萧氏，而保中国之遗民，延数十年以待隋之一统，则功亦伟矣哉!”(《读通鉴论》卷十八)这种完全抛弃古代正统思想的言论。在当时看来，足可称为惊世骇俗!如果不是出于民族大义的激奋，出于强烈的爱国激情，这样的话能从一位自幼即受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口中说出来是难以想象的。

王夫之曾自撰碑文日：“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刘越石即刘琨，是西晋末年五胡之乱爆发之际，孤身率军鏖战中原，抗击匈奴刘渊和羯赵石勒的著名将领。千载之后的王夫之，与刘琨一样，在家国遭遇异族入侵之后，积极投身抵抗清军的洪流之中，虽功败垂成。但二人心志若一。唯有不同的是历史给了王夫之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将抵抗之余志注于笔端，撰成《读通鉴论》以启后世。

二

因家国亡于异族入侵，借《资治通鉴》以诉亡国之恨，不自王夫之始，《读通鉴论》其实是上有所启，下亦有所继。所启者为宋元易代之际的胡三省，所继者有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通鉴胡注表微》的陈垣先生。

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浙江海宁人，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身历元朝期间，长期隐居家中，广注《通鉴》而成《通鉴注》一书，遂与《通鉴》并行不朽。胡三省注《通鉴》，每每在字里行间寄托故国情思。痛陈亡国之恨。然胡三省之后。很少有人能体会到胡注中处处体现出的这一深义，直到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他的《通鉴胡注表微》，顾名思义，即是为揭示胡注中的微言大义而写成的。1945年，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的《小引》中介绍了他撰该书的原委。兹录于下：“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唯胡氏覆刻元本《通鉴》，尚是少时读本，不忍弃去；且喜其字大，虽夹注亦与近代三号字型无异，颇便老眼。杜门无事。辄以此自遣。一日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日：“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日：“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因念胡身之为文、谢、陆三公同年进士。宋亡隐居二十余年而后卒，顾《宋史》无传，其著述亦多不传。所传仅《鉴注》及《释文辩误》，世以是为音训之学，不之注意。故盲浙东学术者，多举深宁、东发。而不及身之。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史法，后十篇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余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鉴注》成于临安陷后之八年。为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表微》之成，相距六百六十年，亦在乙酉，此则偶合者耳!”

陈垣先生后来在《通鉴胡注表微》的《重印后记》中再次说道：“胡三省亲眼看到宋朝在异族的严重压迫下，政治还是那么腐败，又眼见宋朝覆灭，元朝的残酷统治，精神不断受到剧烈的打击。他要揭露宋朝招致灭亡的原因，斥责那些卖国投降的败类，申诉元朝横暴统治的难以容忍，以及自己身受亡国惨痛的心情，因此，在《通鉴注》里，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罕见更依阿取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陈垣先生发现胡三省《通鉴注》的微言大义不是偶然的，乃是相似的历史际遇使然，他撰写《通鉴胡注表微》也是基于与胡三省相同的情感，《小引》和《后记》对此已经说得十分清楚，无需赘言。

其实，在抗日战争时期，像陈垣先生一样的历史学家还有吕思勉先生，他的《吕著中国通史》一书即写成于日寇占领下的上海，书中以拜伦的诗作为全书的总结：“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畈映了他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他的另一部重要的断代史著作《两晋南北朝史》亦撰于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此书，吕思勉曾自评说：“<两晋南北朝史》，总论可看。此外发见魏史之伪造及讳饰，表章抗魏义民。表章陈武帝，钩考物价工资资产。及论选举制度皆佳。论五胡时，意在激扬民族主义，稍失其平，因作于日寇入犯时，不自觉也，异日有机会当改正。”以史言抗倭之志亦可谓十分明显。对此，著名文史学家卞孝萱先生论日：“吕思勉在沦陷区的处境。与由明入清的王夫之的处境。有相似之处；王、吕二氏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操守。亦先后媲美。”

从胡三省注《通鉴》，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再到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两晋南北朝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学者便会从历史中寻找精神寄托，痛陈破国亡家之恨，鼓舞自己坚持之信念，他们之间，虽然历史时空相隔玄远，但是异代同悲的情感却让他们靠得很近。

当初，为了能给君主提供一本治国之鉴。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时候，可能远未想到，在他身后《资治通鉴》却成为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而在王夫之之后。每当遇到国家、民族出现危机的历史情况下，像《读通鉴论》这样的史学著作亦会在人们之间产生情感的共鸣而广受重视，钱穆先生在讲学时曾经对学生说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他说道：“我刚才讲的王船山<读通鉴论》，也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好书。特别是在清末民初。这部书大家非常看重。我有一位朋友……抗战时，有一次，我们同住重庆……吃了饭，两人午睡后，出外散步，便讨论我的《国史大纲》。他忽然背起《读通鉴论》，我十分惊讶地说：你怎么还记得能背。他说：他年轻时读过。他留法回来，是一个老教授。但所教不是历史课程。此时他已过六十，他还都记得能背幼年所诵，这真使我吃了一惊。在清末民初那时，凡是开新风气的人，几乎没有人不读《读通鉴论》。”然钱穆先生随之又不禁感慨道：“从民国以来到现在，六十年中间，一切都大变了，(读通鉴论》便少人理会。”钱穆先生“一切都大变了”的感慨，对于承平已久的今天来说。似乎已成历史的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