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加快推进素质教育

近几十年来,中国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第一关键词是素质教育。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是教育领域里最根本性的转型。何东昌同志“是当代一位对教育事业有崇高理想追求、有深刻思想、有远见、有谋略的教育家”(彭珮云语),他特别关注实施素质教育问题。《何东昌论教育》一书关于素质教育的论述,勾画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简明史,启迪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是搬掉基础教育改革的拦路虎

1982年担任教育部部长不久,何东昌同志就发表了《当前中国教育的重心要往下放》的重要讲话,指出:“社会上呼声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就是盲目追求升学率,一考定终身。小学负担过重,学生近视眼增加,这是违背教育方针的。”何东昌同志说的“社会上呼声比较高”,是有所指的。当时的全国政协会上,有政协委员给重点中学罗列了“九大罪状”。在一些重点学校,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他对北京、上海两地取消重点小学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

针对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何东昌同志在1986年的全国研究生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基础教育中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只考虑了少数学生,忽视了多数学生,实际上是个办学指导思想的问题。这样做,我们整个基础教育就会失去平衡。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所有公民都必须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德、智、体、美各方面都不能削弱。否则,就不符合‘三个面向’的要求。”何东昌同志认为片面追求升学率违背了教育规律,是不完全的教育。

何东昌同志很重视基础教育改革,鉴于“基础教育搞得不大活”,培养的学生只会做题、不会做人,他认为“不能只是上课、做作业这一套,要包括参加一点儿劳动,教学内容上要联系一些实际,教学形式上要搞点儿走出去参观、请进来讲一讲等等”。他明确提出:“基础教育也有个改革问题。这里最大的一个问题,一个拦路虎,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片面追求升学率这一条不去掉,什么联系当地实际啊,搞点儿乡土教材啊,搞点儿实验啊,统统会给冲掉。”如何搬走这个拦路虎?他认为“光靠说服教育是不行的。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总要找到一种制度来解决”。他要求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都不要给升学加压,要求各学校按教学计划上课,不准加班加点,不准办复读班,还提出“体育要及格”、“劳动要参加”、“文理不要分科”以及将高招指标下达到县,等等。

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轨道

衡量我们教育得失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何东昌同志说:“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不论是经过大学、中学、小学还是成人教育,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成效,包括适应能力,德、智、体、美各方面素质如何,这是我们检查一所学校、一个地区教育得失成败的最后的标准。”他明确提出:“科教兴国,关键在人的素质。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如不尽快消除,它带来的种种危害不可低估。它冲击了德、体、美各育。智育虽然好像受重视了,实际上也是被扭曲了的。它限制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个人特长的健康发展。”他认为,只有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才能大面积提高基础教育质量,这是一切教育和民族素质教育的基础”。

应试教育片面地追求升学率,忽视学生的能力培养、思想品德教育和身心健康,背离了教育的根本宗旨,束缚了教育的发展,降低了教育的品质。何东昌同志认为,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好处,“在教育界的很多同志中是有共识的。但是不少同志又认为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有一些同志对上级文件可传达,口头上也照样号召,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下决心千方百计地去加以实现”。在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时,何东昌同志鞭辟入里地指出,“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涉及社会传统文化心理”,“涉及改变社会上千百年来形成的过时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何东昌同志还针对一些学校里挂的名人画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当然要宣传优秀的‘家’(科学家、企业家等)与‘长’(领导人才),特别是与群众结合很好的先进人物。同时也要宣传优秀的人(工人)与民(农民)。从转变传统观念的难度着想,后者是要花力气的。”何东昌同志提出了促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几项改革举措:一是按照多样化成才道路和目标的要求完善教育制度,努力使青年学生人人能成才;二是按照讲学历、不唯学历、重在真才实学的原则改革人事、劳动、工资制度,用舆论与政策导向改变过时的传统观念;三是加强评估督导,改革一次书面考试定高低的升学制度;四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涉及教育全局和相关部门的配合,党政领导要给予重视和支持。

教育要与生产劳动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相结合

2002年2月发生的刘海洋伤熊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有的学者采用西方的心理分析方法强调加强人性教育。何东昌同志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孩子的成长是畸形成长的典型例子,他远不是全面发展的。”

同年4月,何东昌同志在《高校理论战线》杂志上发表了《教育与生产劳动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根本途径》,明确指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不能离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方针的正确贯彻。由于“中国的教育文化心理传统中,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念是比较弱的”,所以何东昌同志把“引导”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他所说的“引导”就是引导人们摆脱几千年来形成的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崇尚“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的传统观念。当然也要防止以劳动冲击学习,甚至陷入“读书无用论”的泥潭。

根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一论述,何东昌同志提出了“教育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是促进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个有力的手段”的论点。何东昌同志的创新与发展还表现在敏锐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时代特点。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劳动的外延拓展以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贯彻就可以拓展到整个教育的全过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何东昌同志特别强调:“教育要与通过劳动力市场反映出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相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它对人才的需求是全面的,不仅要求教育的宏观结构要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适应,以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而且要求我们所培养的人是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

“钱学森之问”与“何东昌之信”

有人说2005年是中国教育的反思年。这一年有两件事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一个是“钱学森之问”,另一个是“何东昌之信”。2005年6月何东昌同志就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问题给胡锦涛同志写信说:“当前,我们的教育仍面临着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是阻碍人才素质全面提高的大问题,即基础教育广泛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或者应试教育的倾向,及其带来的涉及面很广的负面影响。应试教育使我们的基础教育偏离了党的教育方针。”何东昌同志从考验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指出:“应试教育的弊端虽然表现在学校,根子却在社会,解决起来估计难度也会很大。从人的成才观念上讲,它将触动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传统的转变,需要长期的努力……解决这一涉及面很大的问题,看来只靠教育部门的努力很难奏效,所以建议中央加以关注。要使各级党政领导都能对问题的严重性有充分的比较统一的认识,并采取一致的措施,这是对党执政能力的考验。”胡锦涛同志对此作出重要批示:“东昌同志提出的素质教育问题很重要,的确只靠学校和教育部门是解决不了的,他提出从系统调研入手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值得考虑。”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教育部与中宣部、人事部、中国社科院、团中央等部门一起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组织精干力量开展素质教育系统调研。教育部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分别对素质教育的理论与政策、实施素质教育与学校的整体改革、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小学学科课程教学改革、招生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基础教育国际比较等七个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同时,多家主流媒体开展了素质教育大讨论活动。随着人们对素质教育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深入探讨,尤其是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许多地区和学校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变化与活力。

温家宝总理2006年曾就“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请教国内6位著名的教育专家,但没有满意的答案。2009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再次点到“钱学森之问”,他说:“要围绕加强素质教育、多出人才,转变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要认真思考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更多的杰出人才?”2009年教师节前,温家宝总理到北京三十五中听课后,在座谈会上又一次感慨:“(我们)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何东昌同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长期思考。《何东昌论教育》是何东昌同志贡献给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正如陈至立同志在《何东昌论教育》出版座谈会上所言:“这部著作特点鲜明,论述内容范围广,实践性强,反映了何东昌同志的真知灼见,给人以多方面的深刻启迪,鲜明地回答了教育工作始终要面对的两个重大的根本性问题:一是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好教育,二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按照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人,这是由教育内在的价值理性所决定的。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高效、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我们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全局,形成全社会推进素质教育的强大合力和良好环境。

(责任编辑冀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