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曹禺戏剧的不解情缘

中国现当代杰出的戏剧家曹禺是一团火，他在生命的征途上，燃烧着自己，也燃烧着别人。曹禺先生是一位对人民、对祖国、对艺术无限热爱而又充满激情的艺术家。在笔者35年曹禺研究的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曹禺生平研究、文本研究，创作心理研究，曹禺剧作演出史研究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曹禺先生都给予笔者满腔热情的鼓励、关怀和支持。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回顾35年的研究历程，往事历历在目，使笔者终生难忘。

一、从《雷雨人物论》到《摄魂》的问世

1934年7月，曹禺的《雷雨》在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上发表。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不知名的青年，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新星。每当我翻开《雷雨》，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第一次观看话剧《雷雨》的情景。记得50年前，我读高三的时候，一个盛夏的晚上，我在母校市东中学第一次看到话剧《雷雨》演出的电视实况转播。看完之后，我便激动不已、夜不成寐。我蒙蒙眬眬地感觉到这部戏博大精深，却又说不出所以然。

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后，我更多地接触到曹禺的剧作。一次，“名剧分析”课上，徐闻莺老师给我们讲《日出》。她学过表演，又当过电台播音员，更主要的是她十分热爱曹禺剧作。她在分析《日出》的过程中，富有激情地朗诵、分析剧中的某些片断，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例如她分析《日出》第四幕潘月亭、李石清之间的灵魂厮杀时，声情并茂地说：“三等货要看看头等货现在怎么样了……”“小心有人请你吃官司，你这穷光蛋。”“穷光蛋，对了。不过先看看你自己吧！我的潘经理！你还不及我一个穷光蛋呢，我叫一个流氓耍了，我只是穷，你叫一个更大的流氓给耍了，他要你的命……”，戏剧冲突起伏跌宕、错综复杂、波谲云诡，两个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相互刺激得难分难解，两个灵魂在同归于尽之前进行着最残酷、最激烈的精神格斗。徐老师讲得绘声绘色、惊心动魄，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一部经典戏剧强大的艺术魅力。下课之后，我立即赶到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一本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日出》单行本，如获至宝，津津有味地品起来。

1962-1963年，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雷雨>人物论》。我感到荣幸的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是著名的戏剧理论家顾仲彝教授。顾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引领我进一步领会了曹禺剧作的魅力，向我分析了易卜生、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等戏剧大家对曹禺剧作多方面的影响，激发起我更加深入地探讨曹禺剧作获得成功原因的欲望。与此同时，我开始积累了第一批研究曹禺的资料。

结合毕业论文的研究，我还从院图书馆借来俄文版的《曹禺戏剧集》上下卷，将书中附有的两篇文章，苏联学者B·彼得罗夫著的一万五千字长篇学术论文“论曹禺的创作”，与曹禺写的已译成俄文的“作者的话”译出，供自己研究参考。由于毕业论文获优等成绩，也由于翻译长篇论文显示出的毅力，系领导决定将我留校任教。我本想毕业后将曹禺研究继续进行下去，不料，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两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十年动乱”，将我的曹禺研究被迫中断长达12年。

“文革”结束，我立刻恢复曹禺研究，将已翻译过的两篇研究曹禺的文章，重新又译了一遍，刊登在1978年“戏剧文学论坛”第一期上，并于1979年8月发表我第一篇研究曹禺研究的文章《曹禺及其<雷雨>的语言艺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1981年，经过多年的资料积累，撰写了一篇近3万字的《曹禺年表》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我冒昧地给曹禺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的女儿李如茹代为转交，并附上此刊一份，请先生提出意见，“它的内容如有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并告诉先生“结合‘中国话剧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选择您的作品，准备从中国话剧发展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学习与探讨，并想从编写较详的《年表》、《年谱》开始……在编写《年谱》的过程中，也很希望得到帮助和指教。”在信中我还具体列了18个疑问，请曹禺先生释疑。信送出之后，又有些后悔，感到此举太唐突。不料，隔了不久，我便收到曹禺的一封亲笔回信，信中说：

“曹树钧同志：

您的信早已收到，因病因事迟迟未复。深以为歉。

敬祝安好。

曹禺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

令人感动的是，先生对我信中提出的18个问题，在回信中逐一作了回答，有的问题作了相当详尽的回复。例如：

一、笔者问：“赵丹同志1937年曾同您洽谈《原野》演出一事，后来此剧如期演出了没有？”

曹禺答：“我在一九三七年夏到沪与赵丹、舒绣文等演员与导演会谈过。他们一直在沪演出，直到‘七七’事变后被迫停演。可问北京电影制片厂老导演朱今明同志。”

二、笔者问：“《原野》的素材除来源于段妈的叙述外，其他还有什么出处？当时您是否到农村访问或住过若干时候？”

曹禺答：“关于农村破产、农民逃荒、农民在乡下受地主恶霸迫害压榨，我在天津从各方面书报上，我周围的来自乡下的女仆人等知道不少。我亲眼看见来天津逃荒农民凄惨悲痛情况，但我未到农村体验生活，我只见过附近农村凋敝、民不聊生表面情形。”

三、……

曹禺先生对年青学者的回信，极大地鼓励了我深入探讨曹禺剧作、研究戏剧精品的热情。

“诚重劳轻，求深愿达。”人生道路上，机遇总会不期而遇。在我探讨曹禺戏剧艺术魅力的道路上，就遇到过两次大的机遇。一次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我和俞健萌创作文学传记《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次是中央电视台邀请我执笔撰写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这两次机遇，使我在曹禺戏剧艺术的研究上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和青年曹禺著作爱好者俞健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一个设想，想写一部反映曹禺一生的文学传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稿约正好和我们的愿望不谋而合。在这之前，我执笔写过一篇长达3万字的文学评传《曹禺的青少年时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摄魂》这本书的一个毛胚或大纲。先生亲笔修改了此文，同意在上海文化艺术报上连载十次。认可了这篇长文，使我们写书的信心大增。

在写曹禺传的过程中，抱病在身的先生多次长达数小时地接受我们的访问，详尽地听取了我们的写作大纲。更为荣幸的是，他给了我们极大的信任。1988年秋，我和俞健萌再次赴北京木樨地寓所郑重地听取先生对写书的意见时，他说：“传记文学不同于正史传记，它应该是一种在史实基础上的文学创作。你们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创作，这是你们的自由和权力，我无权干涉；因为你们只是用我的经历作素材，在写你们的作品。至于我，以我自己的作品和言行来让想了解我的人了解；你们从你们对我理解的角度，任贬任褒都无妨。”先生对我们的这种支持和信任，关心和“放纵”，使我们由衷地崇敬先生的磊落和宽宏，同时又使我们感觉到身负的责任。

1990年5月，第一部35万字的关于曹禺的文学传记——《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8月，听说先生住院，我专程赴京看望先生，并赠送刚发行的《摄魂》一册，对他的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先生躺在病床上，正在输液，他高兴地说：“祝贺这本书的问世，谢谢作家们辛勤的劳动。”他还说：“有的作者写关于我的书，老是从我这儿问这问那。你们主要靠自己广泛的作调查研究，这很不容易。”

1990年11月16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召升《摄魂——戏剧大师曹禺》研讨会，李德生、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文化部副部长吴雪、著名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学者黄会林教授、文艺界知名人士欧阳山尊、张颖、凤子、石羽、万昭(曹禺女儿)、北京人艺著名演员郑榕、吕恩、郑天玮等50余人出席，中央电视台当晚播发了新闻。

《摄魂》问世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日报（英文）》、《戏剧电影报》、《新闻出版报》、上海《戏剧艺术》、《文汇报》、《解放日报》、《书讯报》等十几家媒体纷纷发表书评、通讯。《文艺报》10月20日高岩、常郁的评论认为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传记文学作品”，“最大特点，就是全方位地、立体地摹写了曹禺不同寻常的一生……在传记文学创作方法上做了一种新的尝试，以这位戏剧大师的创作活动为主线，以他的家庭生活、爱情生活、社会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活动为副线，将学术性与文学性结合起来，使其既是一部可供研究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生动可读的文学作品。”上海华东师大教授、我国第一部曹禺研究专著的作者钱谷融，专门写了一封长信对此书给予充分的肯定。

1987年，应中央电视台之约，由我主要执笔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有关曹禺的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四集，已于1988年2月、8月两次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为了拍摄这部传记片，我事先多次采访曹禺先生，并有幸随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沿着曹禺先生当年生活过的七个主要城市实地进行考察、拍摄。在短短几个月中，我跟随摄制组日夜兼程、跋山涉水，足迹遍布京、津、沪、宁、渝乃至桔子洲头的长沙，川江边上的小县江安，前后采访了近百人。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包括曹禺剧作的演出资料，这为我今后系统地研究曹禺创作心理和曹禺演出史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

二、向曹禺创作心理探索

“曹禺创作心理研究”这一研究课题，是笔者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进修班教学时，一位从事编剧工作的学员启发我选择的。1980年，我在戏文系编剧进修班讲授《名剧分析》时，河南豫剧院三团的一位专职编剧听了我讲“曹禺名剧分析”课，下课时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曹老师，您说曹禺的剧作艺术成就如此这般地高，我听了很敬佩，但你能否进一步向我们分析一下：曹禺先生是如何构思《雷雨》、《日出》、《北京人》这些名剧的？”这一问，当时可真将我问住了。事后我一想，这位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剧本创作的主体——剧作家本人的这一角度，着重研究剧作家本人的各种心理因素在戏剧创作中的作用、剧作过程中各种心理活动的规律。这是一门新的学科，即“剧本创作心理研究”所研究的范畴。这位学员的提问，启发了笔者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曹禺剧作以及一切电影、电视、戏剧创作客观存在的艺术规律。

作为一名艺术教育工作者，笔者的研究课题《曹禺创作心理研究》与教学是同步的，也是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的。这个研究课题，1991年以来，除了在上海戏剧学院为本科生、进修生、研究生、留学生和表、导、舞美、电视系学生讲授，还多次应邀在各地讲学。先后在江苏、浙江、广东、四川、山东、河北、江西等地为从事编剧、戏剧艺术工作的同志讲授过，均颇受欢迎，他们并补充一些实例，希望我能够将这项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此书出版前，“曹禺创作心理研究”这一课题还曾先后以“论中外戏剧艺术对曹禺剧作构思的影响”、“论影响曹禺戏剧才能发展的后天因素”、“剧作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以曹禺为例”、“论曹禺剧作构思的心理特征”、“论曹禺剧作的感情积累”等为题，先后在《戏剧》、《中国戏剧》、《外国文学研究》、《剧海》、《广东艺术》、《话剧》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些都使笔者深感欣慰，并受到有力的鼓舞。

此书出版前，出版社考虑到发行，建议作者增加一些电影、电视方面的实例，并将书名由《曹禺创作心理研究》改名为《影视剧创作心理研究》，为了能及时出版，笔者同意改书名。但细心的读者一看，便不难发现此书共15万字，一半以上内容论述的还是曹禺创作心理，这也是作为一名学者面对出版市场现实不得不作出的退一步进两步的妥协。

1999年《影视剧创作心理研究》出版，书中深入细致地阐述了以曹禺为主要对象的剧作家的感情积累是从事影视剧创作的基础，进而论述了剧作家情绪记忆的个性素质。作为我国第一部影视剧领域的创作心理学专著，此书影响十分深远。一位澳大利亚曹禺研究学者来信，称赞“这本专著视角独特，探讨问题比较深入，有创见，对剧作者创作一定会有启发”。北京一些剧作者召开剧作研讨会，还将此书列为重要参考书。

曹禺创作心理研究是一个以前学者很少涉及的领域，是一块尚需耕耘的处女地。这是因为，这一研究仅仅根据曹禺剧作文本进行探讨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研究者需要作大量的调查研究，对曹禺的生平、创作环境、创作时的具体心态作大量细致的、具体的观察，方可着手进行。在完成这一课题时，笔者衷心感谢的是在进行多次采访时，曹禺先生不厌其烦地对笔者提出的问题作了具体的、坦诚的回忆和描述，为此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

在一次采访中，笔者对曹禺幼年的爱好，提出了以下问题；

“曹禺先生，听说你从小就酷爱戏剧，能否具体谈谈？”

“我可以说从小就是一个戏迷，看的戏多极了。谭鑫培谭家的戏，从谭鑫培、谭富英到谭元寿我看了四代。余叔岩的《打渔杀家》，龚云甫的《吊金龟》，刘鸿声的孔明，杨小楼的黄天霸。许多曹操戏，还有韩世昌的昆曲《夜奔》等等，多得数不清。我告诉你，在南开的时候，我还演过京戏，《打渔杀家》我演肖恩，《南天门》我演曹福……”

“万老，听说你还看过不少文明戏，能记得起剧名吗？”

“年代久了，让我想一想。记起来了。我印象中看过《新茶花》、《洪承畴》，还有秦哈哈演的戏，他的演技绝妙，我至今还有印象。”

我们的电视传记片重点要突出的是曹禺主要作品的创作过程，我请先生谈谈他构思作品的一些特点。先生脱口而出：“我这个人就是一堆感情。写《雷雨》的时候，我多少天来天天神魂颠倒，食不甘味。虚伪的魔鬼让我愤怒，势利的小人让我鄙夷，纯情的女子让我喜爱，完全沉浸在情感的漩涡里。《王昭君》是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剧本写完了，我却再也听不到总理的声音了。想到这儿，我伏在桌上大哭了一场。”听着先生敞开心扉的谈话，我不由得想起罗丹的名言：“艺术就是感情。”又很自然地联想起先生的干妹邹钧告诉我的一件事：解放初期，曹禺母亲去世，他从北京赶回天津老家奔丧，一把抱住次女万昭。一会儿摸摸她的头，一会儿摸摸她的肩膀，一边摸一边含泪说道：“昭昭，你怎么不常来看看奶奶。往后，你想见奶奶的面，就再也见不到了。”曹禺越说越伤心，失声痛哭起来。站在一旁的干妹邹钧也忍不住痛哭起来，室内一片哭声。

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极富感情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以他的作品燃烧着每一位读者和观众的心。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在采访过程中，我经常结合曹禺的剧本问及一些有关的演出情况。引起他对往事具体的回忆。在谈到1938年重庆《全民总动员》（即《黑字二十八》）演出情况时，曹禺兴致勃勃：“这个戏的演出可以说集中了重庆的所有大明星，白杨、赵丹、舒绣文、魏鹤龄、张瑞芳、王为一、章曼苹等全来了。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连张道藩也上了台，连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也扮演了一个资本家侯凤元。我记得排戏的时候，我对女儿莉莉(白杨饰)说：‘我们走吧!回家走吧!再等下去，倒不是献花，成了献丑了，’我说完不是献花，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成了献丑了!’不知怎么搞的。一说完几位演员便哈哈大笑。扮演我女儿的白杨尤其笑得凶：排几遍、她笑几遍，简直排不下去。没有办法我只好对凌琯如下了死命令：‘湖南妹子。就你在旁边笑得凶。不许再笑了。’琯如是我的学生，不敢不听，这才将戏朝下排。”

“1939年你创作的《正在想》，为什么取《正在想》这个剧名？”接着我又提了一个许久想问的问题。

“这事同剧专老师阎哲吾有关：剧专(“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简称——笔者注)校庆，要我写一个新剧本。演出的事由阎哲吾管。他三天两头派人来催，问剧本写好了没有。催得我烦死了。一天，他又带两个学生到我家来催了。我火极了，大声说：‘正在想，正在想!你别老催好不好!’阎哲吾当时站在那儿尴尬地下不了台。我马上语气婉转地对他两个学生说，写剧本是个细致活，不能老一个劲地催。好比母鸡下蛋，你看母鸡每天伏着不动，其实，蛋体里的小鸡正在成形。终有那么一天，不用你们催，那小鸡就破卵而出。你以为不慌不忙、老伏着不动的母鸡，其实，它正紧张地工作着哪！一番话说得阎哲吾和他那两个学生都笑了。后来，我就索性将写出的剧本取名为《正在想》。”说完，曹禺开怀大笑。

当谈到曹禺童年生活时，曹禺神采奕奕。他详细地介绍了他童年的生活环境。为了叙述的方便，曹禺还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简略的万公馆平面图(曹禺原名万家宝，他的家，人称万公馆——笔者注）。他一边指着图，一边说：“这儿是我家的大客厅，我父亲万德尊会客的地方。这儿是小客厅，后面靠里一间是我的书房，我就住在这里。”在小屋旁边，他又画了两道线，“这里是一个胡同，小时候，我经常听到逃难的灾民卖孩子的叫卖声，听了让人难过极了。那时，我小，心里害怕，睡不着就老缠着保姆段妈，要她给我讲故事。段妈也是从农村来的。在漆黑的深夜里，她给我讲了一个又一个农村破产农民流离失所的故事，又讲了她自己惨痛的家史。她的遭遇真是凄惨极了……”讲着讲着，先生的眼眶里似含着湿润的泪。过一会儿，他说：“她是我最感激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她，在我心灵里撒下了正义感的种子，同情穷人，厌恶为富不仁的有钱人。”他的这一番话，使我顿时对先生为什么能塑造出鲁妈（《雷雨》）、陈奶妈（《北京人》）这些劳动妇女的感人形象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也为我撰写论述曹禺创作心理、曹禺剧作的感情积累这一章有了深切、形象的感悟。

三、《曹禺剧作演出史》研究方兴未艾

笔者的曹禺研究大体上分三个阶段（一）1962——1990年，为初期，中间应扣除2年社教、10年动乱，实际是15年。主要从事曹禺生平研究、文本研究；（二）1991——1996年，为中期，这6年主要从事曹禺创作心理研究；（三）曹禺逝世至目前为近期。这一阶段14年，主要从事曹禺演出史研究。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20世纪西方莎学家早已认识到，研究莎士比亚，如果要想充分理解他的话，就应该首先从他为自己选择的环境——剧院出发去接近他。曹禺是一位十分熟悉舞台的剧作家，有着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尽管他的剧作有着很强的文学性，但他首先是为演出而创作的。他进行剧本创作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舞台上相应的戏剧场面来，就会把自己对舞台表现的要求鲜明地贯彻到文本中去。因此，研究曹禺剧作，如果只能停留在文本中，就仅仅是研究了一半，并且是很不够的一半。

曹禺先生生前是十分重视演出研究的。

1990年8月，笔者在完成《摄魂——戏剧大师曹禺》这本传记之后，赴北京医院探望正在病中的曹禺，就向他谈了笔者准备撰写一本《曹禺剧作演出史》的愿望。曹禺当即给予热情地鼓励：“你说得很对，研究剧作必须要联系它的舞台演出，这样才能讲到点子上。你是戏剧学院毕业的，你选择这个角度探讨，很有意义，也很对路。”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2007年6月，40万字的《曹禺创作演出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既是对曹禺先生的纪念，也是笔者向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的献礼，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曹禺演出史的学术专著。

此书问世后，学术界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著名戏剧评论家刘厚生认为“这是一部有新意的书”。“这部大作是一个创举，填补了中国话剧史论著的一块空白，内容详备而且细致。”“不仅资料丰富、具体，重要的更是它所蕴含的学术价值。”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黄川教授、四川文联主席廖全京先生均撰文认为这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史书”、“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探讨曹禺剧作在中外演出历史的学术专著。”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张福海博士，对曹禺剧作的演出研究十分关注。在他写的长达一万五千字的“论曹禺剧作演出史的成就”这篇演出史专论中，他认为“《曹禺剧作演出史》是曹教授作为个人献给百年中国话剧的一份厚礼，同时也是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的活动中收到的最重要的一份贺礼。我认为，这部著作不仅是曹教授在长期研究曹禺剧作工作中的一部具有压卷性的结穴之作，同时也是他在近三十年里撰著的百余篇论著基础上的一个集其成的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而对这部著作本身的研究何尝不就是一项具有很高的学术性的工作呢！”。

尽管这些学者对《曹禺剧作演出史》的问世评价甚高，笔者却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曹禺剧作演出史》这一研究领域才刚刚起步，还需要作大量、深入的研究。笔者在十几年曹禺演出史研究工作中，深深感到在这方面需要开拓的领域太多太多，还需要通过国内外广大的曹禺研究学者共同努力，不断推进。

拙著《曹禺剧作演出史》（以下简称《演出史》）论述了曹禺剧作话剧舞台演出的简史，而且对其其他演出形式的广泛改编以及在世界五大洲20多个国家的演出，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在人类戏剧发展史上，越是伟大的作品，便越是不会简单地停留在一种戏剧艺术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不断成为其他戏剧形式的创作题材和灵感源泉。半个多世纪以来，曹禺的剧作不仅以原有的话剧形式在舞台上历演不衰，而且被改编成戏曲、歌剧、舞剧、舞蹈、音乐剧、广播剧、评弹、曲艺等多种舞台演出形式。即以戏曲而言，就已改编成京剧、越剧、沪剧、评剧、川剧、粤剧、秦腔、甬剧、汉剧、楚剧、花鼓戏、花灯戏、扬剧、唐剧、晋剧、庐剧、采茶戏、琼剧等20多个剧种，活跃在天南地北各个不同的舞台上。《演出史》对曹禺剧作的改编演出，仅仅作了很初步的探讨。即以上海地区而言，改编演出过的剧种就有沪剧、越剧、甬剧、京剧、歌剧、舞剧、音乐剧、川剧等八九个剧种，加上电影、电视剧、广播剧、评弹等就有十几个剧种，各种剧种、各种艺术形式，在改编演出时都有不少新的创造，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研究。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上海曹禺剧作演出史》。又如，上海有上海戏剧学院、谢晋影视学院、上海戏曲学院等多个艺术院校，它们都多次上演过曹禺剧作。即以上海戏剧学院为例，它就曾多次上演过《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还上演过《镀金》、《王昭君》（片断）等，为培养未来的编剧、演员、导演、舞台艺术工作者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我们完全可以将“曹禺剧作的演出与上海的艺术教育”作为专门课题来研究。

至于对曹禺演出从剧场艺术角度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例如《曹禺剧作表演史》、《曹禺剧作导演史》、《曹禺剧作舞台美术史研究》，至今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

在影视艺术方面，1936年《雷雨》被拍成无声片上映，1997年《雷雨》又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从此以后，曹禺的主要剧作几乎全部搬上了银幕和屏幕，极大地扩大了曹禺剧作在中国及世界人民中的影响。它们改编的成败得失，也成为影、视改编艺术中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对名著改编的创作实践有着切实的裨益。《演出史》对这一问题也只是作了简要的概述。这方面的研究也完全具有学术价值，完全可以也应该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

限于篇幅和精力，笔者对曹禺剧作的戏曲、歌剧、舞剧、音乐剧、电影、电视改编在《演出史》中，也只能作一初步的论述。更详细的研究，有待后来人以专著形式加以深入的探讨。

综上所述，十多年来，曹禺先生对我的关怀和指导，是推动我不断深入研究戏剧艺术、研究曹禺剧作的强大动力。

大学毕业工作近五十年来，继《摄魂》之后我先后又出版了专著《走向世界的曹禺》、《曹禺剧作演出史》、文学评传《曹禺成才之路》、《神州<雷雨>》（主编）、《世纪雷雨》（主编）以及广播剧《一声惊雷》、六场话剧《神童曹禺》、《杰出的戏剧家曹禺》（电视传记片）等作品；并且以曹禺剧作研究为起点扩展到戏剧的其他领域，出版了专著《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94上海国际莎剧节论文集》（副主编）、《影视剧创作心理研究》、《中外戏剧》、《中外戏剧鉴赏》、《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主要执笔之一）、《顾仲彝论文集》（主编）等著作。

缘于曹禺剧作的戏剧情结，将永远激励我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戏剧艺术，尤其像曹禺、莎士比亚剧作这样真正的戏剧精品、摄人魂魄的真谛。

（本文作者系中国曹禺研究学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曹树钧：《曹禺剧作演出史》；

[2]刘厚生：“《曹禺剧作演出史》有新意”，《中国戏剧》2008年第8期；

[3]曹禺研究第四辑：黄川“一部弥足珍贵的史书”；

[4]张海福：《论曹禺剧作演出史研究的成就》，《曹禺研究》第四、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