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轨迹与贡献

[摘要]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之一，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重要的价值理念和领导方式。本文旨在通过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探讨，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并对其历史贡献进行评析。

[关键词]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党的历史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5-0022-04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之一，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它由“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两方面构成。前者是其价值归宿和理论起点，后者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际运用。长期以来，群众路线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始终是我们党重要的价值理念和领导方式。本文尝试从历史的视角切入，运用政治学相关理论，对群众路线的历史轨迹和贡献进行梳理和评析，希望通过简要的回顾和总结，对新形势下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有所启迪。

一、从精英到群众：革命主体的再认识

1840年后的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双重摧残下，为摆脱落后挨打和追求现代化，无论是晚清的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抑或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自上而下的“精英路线”。这不仅表现在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是革命思潮的最积极推进者（各式各样的先进分子，倡导各式各样的“主义”、“思想”和“学说”，并依此制定各式各样的救国救民的方案[1]），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的利益变成为推动革命运动的主要动力。很多时候，革命的目标仅仅是为了保护和延续精英阶层的利益，或者说是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凭借其自身的理念和经验构建起来的、看似符合百姓需要的、抽象的利益。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在革命喧嚣中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和充分表达的广大百姓却要直接承受殖民侵略与封建压制带来的种种恶果，更不公平的是，他们还要与精英阶层一同吞下革命失败的苦果。

例如，在清末民初的立宪改革和制宪活动中，各界精英都将政治转型的希望寄托于西式代议制民主之上。然而，嫁接过来的议会民主制很快就流产了。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人民的缺失。因为旧中国的政治系统从来没有开放的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旧中国的百姓也缺乏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意识，深受传统政治文化浸染的人民大众更习惯于遵从与沉默不语，时常将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真实想法深藏于心底。这就要求革命志士和有识之士必须首先深入到人民中去，与他们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在与人民的交往中了解并掌握民情民意，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唯有此，才能实现推翻帝制、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目标。遗憾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革命运动始终未能抓住这一中国革命的关键所在，因而始终无法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毛泽东曾精辟地概括道：“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革命的经验教训“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2]看来，光有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光有成套的理论，光有各式各样的主义对中国人民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与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集团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就明确认识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坚持以鲜明的群众观点和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新型作风从事革命活动。党的二大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3]1928年7月9日通过的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更进一步，将“争取群众”作为“现时的总路线”。同年11月，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最早提出和明确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的文字记录。[4]革命主体从精英转向人民大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革命的实践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二、从实践到理论：毛泽东的洞见与党的集体智慧

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相连的。然而，这实践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对革命形势估计错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内部在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上产生了分歧，主张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和指导者”、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左倾”力量占据了上风。急躁的情绪，激进的策略将“群众路线”的实践引向了反面，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起义的情况，使党在这些地区“严重脱离群众”。究其原因，根源恰在于激进的“群众路线”本身。为挽救局势，将“群众路线”的实践重新纳入正轨，1928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决议，把工作重点转向争取群众和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及时纠正了盲目组织群众发起暴动的行为。[5]

此后，在党的六大争取群众的总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开始明确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提法。1929年9月，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强调要树立群众观点，重视群众工作，明确提出各项工作都“要经过群众路线”。[6]同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与打仗一起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并提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7]这时，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作为一种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群众路线”的雏形。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为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中央苏区的严酷现实、残酷的战争形势和农村有限的客观条件，使我们党进一步坚定了依靠群众的思想。毛泽东和党的早期领袖们也反复强调了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成为党的两大任务。[8]与此同时，项英、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刘少奇等，也都从各自工作的实际出发，对如何处理党同群众的关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可以说，党在苏区的实践活动对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发展与成型产生了重要影响。[9]

事实上，长期以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运动中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认识始终是敏锐的，也是极具洞察力的。五四时期，他就强调了“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根本的一个方法”。[10]八年后，他又首次阐发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标志着他的群众观点从早期的激进平民主义[11]转向更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群众观。

谈到革命战争和经济工作时，毛泽东多次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关心并组织好群众的实际生活，才能“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才能“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12]

进入抗战时期后，毛泽东又在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发动和依靠群众的重要性。在《论持久战》中，他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这是党的群众观点在党的军事思想与战略中的最完整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要求“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13]可以说，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与完善。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他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段经典的论述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完备的科学理论形态的重要标志。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强调指出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关于群众路线问题”。[14]党的七大上将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和内容载入党章。

三、从革命到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延续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不仅承担政治领导的任务，而且还掌管政府的治理工作，党的群众路线为党和国家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总的规范和机制，成为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制度构建的基本出发点。国家机构组织普遍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以及建国初期就已确立起来的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在具体制度构建中的运用。这一系列制度又反过来确保了群众路线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得到延续。

国家建设和治理的新任务也对群众路线的传承与发展提出新要求。对我们党而言，摆在眼前的任务具有革命与建设的双重性。就革命性而言，党需要充分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坚持群众路线无疑是最有效的途径。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在他们身上“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15]就建设性而言，国家的有效运行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高效、廉洁的行政治理系统。然而，技术官僚系统自身的局限性、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官本位”意识，使得一度杜绝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现象，在建国初期出现死灰复燃的苗头。[16]坚持群众路线无疑成为克服政府行政机构自身弊端的有效的价值原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强调与发展群众路线来提醒全党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在制定国家建设和治理的方针时，毛泽东将“相信群众，相信党”作为两条根本的原理。[17]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把群众观点作为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列入其中。至此，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表述基本定型，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坚持群众路线也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战略制定的重要原则之一。[18]站在群众路线的立场上，中国政府明确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战略定位，作出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战略的基本思想。中国的外交策略也开始逐渐转向第三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在1960年5月《给卡斯特罗的信》中，毛泽东指出：“只要各国革命领导核心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世界上没有人和力量可以阻止人民前进。”[19]

“文革”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群众路线进行了开创性的继承与发展。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20]在他看来，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只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他主张“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21]“人民群众的利益首先就是物质利益，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2]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各方面工作成败的标准，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党的群众路线这笔珍贵历史经验的现实价值。江泽民指出：“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脱离了群众就从根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脱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23]在此基础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其与党的群众路线很好地融合起来：一方面，群众路线是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和手段；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又是群众路线和群众利益的最好体现。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成为新时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指针。胡锦涛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24]

四、从传承到创新：新形势与新任务

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对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提出新要求。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我们党就如何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针对当前群众工作中存在的各种不适应现象，提出了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的基本要求，把群众立场提高到“决定我们党的性质的根本政治问题”的高度，将群众工作纳入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各领域、各方面之中，让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贯穿于党风廉政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具体实践中。

宏观政策的导向为我们更深入地实践群众路线的精髓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面对群众概念在新时期的延展、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共识的滞后、理想信念的重塑以及权力的人民性等一系列新问题与新任务，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弘扬“群众路线”这一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更要在深刻理解其要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调适性的探索与发展，使其更符合新形势的实际需要，让“群众路线”这一宝贵的传统政治文化资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今，有关群众路线模式的探讨已经成为国际公共治理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它不仅被视为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方法论，而且还被视为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治理模式的独特的公共治理模式。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就已经开始关注它了，对这种执政理念和领导方式赞誉有加，把它看做“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25]。对于这样一份丰厚的政治遗产，我们理应认真对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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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4-565.525-526.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0.

[4]王绍光.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群众路线[J].学习月刊，2009（23）：16-17.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318-319.

[6]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6.39.

[7][8][1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8.139.136-138.

[9]曹春荣.苏区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孕育并形成的重要时期[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9）：12-15.

[10]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293.

[11]周全华.群众路线新透视[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121-123.

[14]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42.348.354.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513-514.

[16]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18-422.

[17]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23.

[18]华翔，张杰.毛泽东外交战略的国内根源——官僚政治与群众路线的两难选择[J].国际展望，2010，（1）：25-36.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6.

[20][2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5.128.

[2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8-269.

[23]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93-194.

[24]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5]Edward Hammond. Marxism and the Mass Line[J].Modern China,1978，4（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纪念建党九十周年）阶段性成果，课题批准号：10JDJNJD186。作者陈挥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宋霁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校教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