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研究

[内容提要]阿裔美国人是美国这一民族“熔炉”中的一员，在美国族群政治生活中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阿裔美国人已经从最初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外来移民族群，演变为集中居住在大都市的殷实中产阶级。同时，阿裔美国人通过进行抗议政治、组织利益集团、影响选举与进行游说等多种途径参与美国政治生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反恐战争和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恶化，以及美国阿拉伯／穆斯林社团的边缘化，使得阿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前景较为黯淡。

关键词：美国社会　种族问题　阿裔美国人　政治参与　穆斯林

一　阿裔美国人的历史与现状

美国学界一般认为阿裔移居美国始于187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一阶段。1880年代正是美国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高歌猛进，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由此引发19世纪末期的移民高潮。最初的阿裔移民主要是叙利亚一黎巴嫩裔天主教徒，他们于1880年代开始移民美国，大多是农民、工匠，教育程度很低，并且相当贫困。到达美国以后，他们主要集中在农业、制造业、林业等基础部门，靠出卖体力为生。当然，第一波移民中也有人数很少的精英分子。他们组织了一些慈善机构，对穷困的移民进行救助，以维持族群凝聚力。他们也力图推进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尤其是其他族群对阿裔的了解。

《1924年美国移民法》完整地阐述了限额制度，标志着美国自由移民时期的结束。新的移民政策主要有利于欧洲国家尤其是西北欧国家移民，对于亚洲移民则实施严格限制。这一新政策给阿裔带来了两个影响。一是由于来自白人主流族群的压力增大，导致阿裔内部认同的加强，从而对以宗教或教派为号召的族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日益敏感，渴望不同族群平等、和谐共处。二是加速了阿裔移民“美国化”的进程，尤其是第二代阿裔更是如此。一般来说，第二代阿裔只讲英语，并且迅速脱离父辈的宗教认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移居美国的阿裔逐渐“多元化”。然而，真正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二波移民潮中。战后的阿裔移民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与此前阿裔移民不同的特征。首先，来自于众多阿拉伯国家的这一波新移民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们要么是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居留美国，要么本身就是其母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其次，无论从来源国，还是从身份、地位、社会背景，还是宗教信仰、移民原因等方面来看，新移民呈现出高度多元化的特征。再次，早期的阿裔移民把自己视为“寄居者”，打算在经济方面获得改善之后“衣锦还乡”；而新移民则抱定心思要定居美国，一心想在美国寻求新生活。

根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目前阿裔的总人口达到118万以上，来源于西亚北非的22个阿拉伯国家，散布在美国的50个州，但是有2/3集中在10个州。阿裔总人口的1/3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密歇根州。就其人口数量而言，阿裔大致与希腊裔、捷克裔和葡萄牙裔相当。关于阿裔的具体数目，由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标准和族群的认同差异等方面的原因，有着较大的出入。例如，在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不再认同于阿裔的库尔德人和贝布人(Berber)被单独划分出来；而一些认同于阿裔的索马里人、苏丹人和毛里塔尼亚人也被单列出来。

就城市化程度而言，有94％的阿裔生活在大都市区，尤其是集中在旧金山、底特律、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等五大都市区。与几乎所有的移民集团类似的是，阿裔在地域分布上也呈现出一些特点，即以母国或者某种宗教认同为基础，集中居住在某些城市或州。例如，构成阿裔主体的黎巴嫩裔散布于除新泽西州之外的美国各州并且占当地阿裔人口的主体；埃及裔集中居住在新泽西州；叙利亚裔则集中于罗德岛；而巴勒斯坦裔、伊拉克裔和亚述裔则集中于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就宗教信仰而言，阿裔的主体信奉基督教，具体情况是：天主教徒(包括罗马天主教、马龙派和希腊天主教)为35％，穆斯林(包括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为24％，东正教徒(包括安提俄克派、叙利亚派、希腊派和科普特派)为20％，清教徒为11％，还有13％的人信奉其他宗教或者无宗教信仰。

尽管阿裔到达美国时同样面临严重的种族偏见和歧视，但进入20世纪以来，他们在进行各类统计时被归入白人／高加索人种一类，逐渐被认同为“白人”。阿裔移民利用其“白人”身份，迅速归化为美国公民。换句话说，正是美国白人主流族群对于阿裔“白人”身份的认可，使得阿裔取得了完整的美国公民身份，推动了阿裔建立其对美国民族认同。所有这些因素，推动了阿裔在商业、贸易和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成功，最终从根本上推动了阿裔美国人政治地位的确立。这就是说，经济因素是推动第一波移民潮的主要因素，而政治和社会因素则是推动新移民潮的主要因素。

正是由于移民的背景和动力等诸多因素上的差异，导致了先后两波移民潮所带来的移民，对于他们自身在美国社会的地位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如前文所述，第一波移民将自己视为“寄居者”，认为自身并不属于美国社会；而受过良好教育或原本就属于精英集团的新移民则恰恰相反。他们寻求自由、民主和新的生活方式，积极投入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美国2000年人口统计数据表明，82％的阿裔美国人已经取得美国公民身份，63％出生于美国。就性别比例而言，男性占54％，高于美国人口的平均水平49％。这可能是因为在一般移民活动中男性总是先于女性。阿裔美国人具有相当高的教育水平，获得硕士及以上学历的阿裔是美国人口平均水平的两倍。由于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较为年轻的年龄结构，阿裔美国人的就业率高于美国总体水平。以1990年为例，阿裔的就业率为80％，高于主体水平20个百分点。较高的学历和较高的就业率，使得阿裔成为美国社会中坚定的中产阶级。以1999年的情况为例，阿裔男性的年均收入为4.27万美元，超出全美平均水平(3.71万美元)5000美元以上；阿裔女性的年均收入为3.18万美元，超出全美女性平均水平(2.72万美元)近5000美元；中等阿裔家庭的收入为5.23万美元，超出全美中等家庭收入(5万美元)2000美元以上。

二　阿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及评价

在过去一个世纪当中，阿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政治参与形式也随之不断多样化，其形式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抗议政治组织

组织各种社团(其中一些社团后来演化为利益集团或者政治组织)，参与罢工，举行游行示威等形式，是阿裔美国人抗议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

作为阿裔美国人中的先驱，叙利亚裔美国人率先建立了清真寺、教堂和互助性的社团组织，如“叙利亚女士援助社”(Syrian Ladies’Aid Society)。这些宗教性或互助性组织的建立，为阿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奠定了较好的组织基础。

整个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早期的阿裔美国人政治参与史中，最为重大的抗议

事件之一就是1912年的马萨诸塞州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大罢工。在这一次由削减工时和提高工资引发的大罢工中，阿裔美国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罢工委员会不定期地在叙利亚裔美国人所建的圣-安东尼教堂(马龙派天主教教堂)中举行会议商讨对策。阿裔美国人法里斯·马拉德(Farris Marad)、詹姆斯·布鲁克斯(James Brox)、伊斯康德·哈贾(Iskander Hajjar)、米海尔·沙利巴(Mikhail Sali-ba)、约舒夫·沙英(Yusuf Shahin)等人是此次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在总共大约30000名罢工者中，大约有2500名是阿裔美国人。罢工期间，两名阿裔美国人牺牲。此外，阿裔美国人在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作为联合汽车工人组织(United Auto Workers，简称UAW)的成员，他们在1970年代发动了反对联合汽车工人组织动用养老金购买以色列债券的游行示威。

阿裔美国人还用抗议政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1913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Charleston)法院以叙利亚人不是白人为由，拒绝了叙利亚裔移民法拉斯·萨义德(Faras Shahid)申请美国国籍的请求。此后，这类事件不断上演，引发了阿裔美国人的连续抗议。但一直到1924年，叙利亚裔才被最终立法确认为自人，并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

早期叙利亚裔移民大多为天主教徒而非穆斯林，他们根据其宗教信仰来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利，尤其是美国公民身份及相关权利。在积极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中，叙利亚裔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种族、文化和宗教身份。在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催化下，叙利亚裔美国人的新认同逐渐得以形成。叙利亚裔最终被认同为白人而与阿拉伯人或阿拉伯穆斯林区分开来了。阿拉伯裔和阿拉伯裔穆斯林最终被确认为白人是1944年的事情了。20世纪60年代席卷整个美国社会的黑人民权运动，也诱发了美国社会中其他少数族裔维护自身族群权益的愿望。尽管来自第三世界的许多少数族裔都已经获得了自身的少数族群地位和权利，但阿拉伯裔却没有。而原因则恰恰在于阿拉伯裔当初苦苦追求的“白人”身份。

《1964年移民法》的颁布，使得阿裔美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的阿裔美国人多半信仰天主教，而此后移民美国的阿裔多半为穆斯林。同时，美国人口中的非阿裔穆斯林数量开始迅速增长。九一一事件之后，针对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歧视、威胁甚至暴力活动迅速增加。在阿裔美国人争取民权的活动中充当领导者角色的是反歧视委员会(Anti-Discrimination Committee，简称ADC)。

(二)利益集团和组织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大获全胜，极大地刺激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以、反美情绪。阿裔美国人的多数利益集团和组织成立于此次民族主义浪潮之中。

事实上，阿裔美国人的利益集团组织几乎与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活动史是同步的。早在1890年代，叙利亚裔美国人就率先组织了起来，只是他们当初的组织多半局限于较小的教派，如马龙派、东正教、德鲁兹派等。当面临外界的强大压力时，这些较小的以教派认同为基础的组织就可能采取联合策略，共同对付艰难局势。

在早期的阿裔利益组织中，没有明显派系色彩的是阿米恩·F.哈戴德(AmeenF.Haddad)于1892年4月26日组建的纽约叙利亚人社(Syrian Society of New York)。成立伊始，这一组织也像当时其他移民社团一样，侧重于对新移民的教育，帮助他们早日“美国化”，以适应美国社会环境。在接下来的20年中，更多的具有教派特征的组织先后成立，其中不少组织集中关注妇女和儿童问题。成立于1907年7月3日的叙利亚女士援助社，是相当长时期内援助妇女儿童最有力的组织。

1911年，纳奥姆·穆卡泽尔(Naoum Mokarzel)组建了黎巴嫩进步联盟(The Lebanese League of Progress)，是为第一个集中关注母国的移民组织，其宗旨是支持建立独立民族国家黎巴嫩的斗争，尤其是支持法国庇护下的天主教徒和马龙派教徒在这一事业上的努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阿裔移民的此类组织不断涌现，而战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更是直接促成了更多此类组织的成立。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使原来归属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土的地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部分阿裔美国人认为应该由法国提供保护，以黎巴嫩的名义进行统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由美国出面成立保护国；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应该成立独立的叙利亚国。在诸多政治组织中，叙利亚联合社(The Syrian Unity Association)和新叙利亚党(The New Syria Party)受到阿裔美国青年的热情支持，并为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进行过种种努力。

阿裔美国人对于巴勒斯坦的关注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巴勒斯坦福利社(Palestine Welfare Society)和巴勒斯坦全国联盟(Palestine National League)等组织在在1920年代相当活跃。1929年，来自新叙利亚党、巴勒斯坦全国联盟和青年穆斯林社(Young Men"s Muslem Society)等组织的代表与当时的国务卿亨利·L.斯廷森(Hey L.Stimson)举行了会谈，就巴勒斯坦问题交换了彼此的看法。然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最为重要的游说集团并非上述组织，而是阿拉伯全国联盟(Arab Nation－al League)。威廉·卡泽福李斯(William Catzeflis)、阿米恩·理哈尼(Ameen Riha－ni)、福艾德·伊萨·沙塔拉(Fuad Issa Shatara)、阿明·泽丹(Amin Zeidan)、菲利普·艾尔科里(Philip Elkhol)等人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1937年，阿米恩·理哈尼率领阿裔全国请愿代表团拜会当时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要求美国在制订巴勒斯坦政策时，一视同仁地对待其少数族群(即阿裔美国人和犹太裔美国人)。对于阿裔美国人而言，整个20世纪40年代他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巴勒斯坦问题。1944年11月底，阿裔政治领袖法利斯·S.马洛夫(Faris S.Malouf)敦促罗斯福总统不要支持有悖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意愿的相关政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犹太裔美国人的游说活动日益活跃。以菲利普·希提(Philip Hitti)为首的阿裔美国政治精英明显感觉到国际和国内局势的紧迫，遂于1945年在华盛顿特区成立了阿拉伯－美国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Arab American Affairs)。菲利普·希提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坚决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1946年，在美英联合调查委员会就巴勒斯坦问题提出意见之后，阿拉伯－美国事务研究所又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提交备忘录，对该委员会的报告进行驳斥。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活

动经费，阿拉伯－美国事务研究所在几年之后被迫关闭。

到1930年代，阿裔美国人政治组织的主要关注点有两个，一是阿裔美国人社会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联合和团结；二是加强他们与母国之间的联系。这两个关注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互相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组建一个全国性阿裔政治组织已经成为一种历史需要。事实上，早在20世纪之初，就已经有阿裔精英提出建立全国性政治组织，但出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到20世纪20年代，《叙利亚世界》(The Syrian World)的编辑、阿裔政治精英沙洛姆·穆卡泽(Salloum Mokarzel)才在这一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努力。在他的努力下，全国叙利亚裔和黎巴嫩裔美国人组织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ederations of Syrian and Lebanese AmericanClubs)成立了。尽管其名称中有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个地域色彩明显的词汇，但全国叙利亚裔和黎巴嫩裔美国人组织联合会所关注的却是更为广泛、更具有包容性的“阿拉伯问题”。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这一色彩更为浓厚。1951年，该组织的代表与杜鲁门总统进行会晤，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和看法。1955年，该组织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在过去33年中所采取的巴勒斯坦政策是“错误的”、“可修正的”、“应该修正的”。后来，该组织更是定期在黎巴嫩举行会议，讨论有关阿拉伯世界的问题、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以及他们的立场等。

1960年代见证了阿裔美国人政治组织的大动荡。许多老的组织逐渐走向了衰亡，而新的组织又纷纷建立。1961年，阿裔美国人社(American Arabic Association，AMARA)成立并且积极为巴勒斯坦问题奔走呼号。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惨败，以及美国官方、企业、媒体在这一进程中与犹太人和以色列的亲密关系，进一步激发了阿裔美国人对母国、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同情和认同。悲愤交加之下，阿裔美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团结起来，组建了阿裔美国大学研究生协会(Association of Arab—American University Graduates，简称AAUG)。尽管这一组织中知识分子是主流，但他们还是很快就介入了巴勒斯坦问题。他们组织集会，分发关于阿裔美国人、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传单，加强了美国民众对于阿裔美国人、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了解和理解。阿裔美国大学研究生协会还积极进行游说活动，反击形形色色的偏见和歧视，坚决维护阿裔美国人的利益。此外，它还积极动员阿裔美国人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身的利益。1972年，政治性游说组织全美阿裔美国人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rab Ameri—cans，简称NAAA)成立了，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1980年，阿裔美国人反歧视委员会(American-Arab Anti-Discrimination Committee)成立了，其领导者为前参议员詹姆斯·阿布雷克(James Abourezk)。1985年，詹姆斯·佐格比组建了(James Zog—by)阿裔美国人研究所(Arab American Institute，简称AAI)。

(三)选举与游说

尽管阿裔美国人面对着来自其自身和美国乃至国际社会的种种不利因素，在阿裔政治组织的领导和动员下，阿裔美国人日益积极地投身到了美国的选举政治当中。按照美国学者的分析，1988年的总统选举较为清晰地显示出来阿裔美国人选票的力量。

然而，阿裔美国人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流美国人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印象不好。十字军东征、阿拉伯产油国家对西方的石油禁运、1972年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遇难事件、媒体关于伊斯兰／阿拉伯世界和恐怖主义事件的片面报道和以色列／犹太人的宣传攻势，以及反恐政治等，无不使得美国人选择疏远阿拉伯世界。一些美国政治人物也选择疏远阿裔美国人，甚至连他们捐献的政治资金也不敢接收。2000年希拉里(克林顿总统夫人)竞选参议员时，就明确拒绝了来自阿裔美国人的政治献金，理由是阿裔美国人是“阿拉伯人”。美国政治学者包括阿裔美国人的研究都表明，阿裔美国人的政治能量，无论是选举还是游说，都无法与犹太裔美国人相比。但富有政治意味的是，无论是阿裔美国人游说组织自身还是亲犹游说组织，都故意夸大阿裔游说组织的实力和影响力。阿裔美国人的游说活动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力很小，至于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力就更是微乎其微。阿裔政治组织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社团利益。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也是有限的，美国民众对于他们的支持更多地是在道义上而不是在政治行动上。

由于美国官方和媒体大多错误地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相联系，阿裔的政治精英多半都不是信奉伊斯兰教而是信奉天主教(主要来自黎巴嫩)。从1959年到2006年，所有17位(含2位女性)阿裔参议员／众议员都是天主教徒，并且其中16位是黎巴嫩裔。在这些政治精英中，从性别来看，仅有2位女性；从党派来看，仅有6位共和党人。而且，令人感叹的是，这些阿裔政治精英的当选，大多与其阿裔背景和社团没有关联。例如，南达科他州曾经选出的两位阿裔参议员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Abourezk)和詹姆斯·阿布德诺(James Abdnor)，而该州的阿裔人口(199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该州的阿裔仅有1237人，占该州总人口的0.18％)在全美各州中仅排名第42。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密歇根州等地的情况无不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除参议员詹姆斯·阿布雷兹克外，其他阿裔政治精英对于有关阿裔社团的利益几乎漠不关心。

当然，阿裔美国人在政治方面的能量有限，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完全无所作为。在一些事情上，他们还是取得了成功。例如，阿裔通过其成功的政治游说，使得其“白人”身份获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确认，从而确保其美国公民身份和相关权益。密歇根州迪尔伯恩(Dearborn)的阿裔组织了迪尔伯恩东南社区委员会(SoutheastDearborn Community Council，简称SEDCC)，成功地抵制了州政府将他们圈进某一特定区域的企图。

三　阿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困境和前景

诸多问题给阿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前景蒙上了阴影。

首先是反恐战争前景不明。尽管“福山声称伊斯兰教抵制以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性，这经受不起经验主义的考验。也就是说，用伊斯兰教作为民主／独裁的解释性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经证实的。”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伊斯兰教与西方民主体制相矛盾，而普遍存在于伊斯兰世界的不民主现象，正是导致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这一错误论断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紧密联系起来，使得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舆论环境急剧恶化。皮尤2006年的调查显示，在美国人中，

55％的人认为穆斯林和西方之间的关系不好；40％的人认为虔诚的穆斯林与西方社会生活是相冲突的；只有49％的人认为民主机制在穆斯林社会也能运行良好；43％的人认为穆斯林有狂热倾向，45％的人认为穆斯林有暴力倾向，35％的人认为穆斯林傲慢，27％的人认为穆斯林自私，24％的人认为穆斯林贪婪，19％的人认为穆斯林不道德；60％的人认为穆罕默德漫画事件体现了穆斯林的不宽容。可见，用“恶劣”来形容当今美国穆斯林所处的社会和舆论环境是贴切的。因而，美国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力图通过大众媒体这一渠道，阐述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和穆斯林的主要立场，破除他们在后九一一时代的负面形象。

其次，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紧张。阿裔美国人的认同主要表现为阿拉伯认同和穆斯林认同。而自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形象日益恶化，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无疑使得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美国政府的反恐政策，已经导致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的空前高涨。皮尤的调查显示，在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2002年初，该国对美国有好感的人为61％，伊拉克战争之后这一数字下降为15％；在美国的海湾盟国沙特，这一数字为7％，而对美国极为反感的人达到49％；在美国的北约盟国土耳其，2000年时有52％的人对美国有好感，到2003年美军攻打伊拉克前夕，这一数字下降为15％。

如上所述，阿裔美国人中的穆斯林人口比例逐渐提升，而美国的穆斯林无疑属于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2001年底，乔治城大学穆斯林一基督徒理解中心和佐格比国际联合调查表明，在美国穆斯林中，有67％的人认为美国进行的是反恐战争，18％的人认为这是反伊斯兰的战争；反对阿富汗战争的人达到43％，64％的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反恐将导致更多的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69％的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反恐将导致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更加动荡；63％的人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与九一一事件有密切联系，另有16％的人认为两者有联系；67％的美国穆斯林选择通过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来战胜恐怖主义，而选择攻打伊拉克的仅有1％；57％的美国穆斯林认为美国人对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不友好。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性，使得美国穆斯林社团将自身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紧密联系起来。美国已经展开了针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公共外交努力，但是截止目前，这种努力似乎收效甚微。

第三，存在着阿拉伯／穆斯林社团被边缘化的可能性。美国人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反感，就像他们对于犹太人或者以色列的好感一样明显。文化无疑是政治和社会的反映，美国的主流报刊、媒体和电影，不遗余力地塑造着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负面形象。有美国学者对1994～2000年间(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前)的好莱坞大片如《真实的谎言》等做了详细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充满悲情的：“这些电影塑造的阿拉伯和阿裔美国人的形象是歪曲的。”时至今日，这种局面仍然没有改观。

就可预期的未来而言，美国社会将面对更多来自阿裔美国人的挑战。当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女学生要求佩戴头巾的时候，美国应该做如何反应?当美国穆斯林因其公民权利受到限制而试图挑战《爱国者法》的时候，美国法院应该如何应对?美国是重蹈法国和荷兰的覆辙，还是成功地应对美国穆斯林社团所带来的宗教、文化和认同挑战，续写美国熔炉神话，将问题化解于美国认同之内?人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