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同制造行业利用外资质量的评估与比较

摘要：笔者选择13个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9个制造行业利用外资的质量进行系统地评估与比较，结果发现，技术密集型产业利用外资质量较高，资源密集型行业利用外资质量较低，劳动密集型行业利用外资质量没有明显的特征。通过因子载荷和利用外资质量内部结构分析发现，外资的数量贡献对利用外资质量具有决定作用，外资的制度贡献和技术管理贡献对利用外资质量也具有重要作用，外资的经济质量贡献的作用不明显。因此，可以认定制造行业利用外资模式是数量型而非质量型，即利用外资质量总体水平低。行业利用外资水平是利用外资质量的决定因素。外资企业的技术控制降低了生产本地化程度，是利用外资质量低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制造行业；利用外资质量；评估指标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074）；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JJ3075）；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11K03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0AJY010）。

作者简介：傅元海（1967-），男，湖南慈利人，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国际投资、经济增长研究；史言信（1971-），女，江西上饶人，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杂志社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产业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1-0050-07收稿日期：2012-02-28

一、研究现状

随着国际投资的迅速增加，研究国际投资的成果愈来愈丰富，但是研究利用国际投资质量的文献并不多见。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是提出评估利用外资质量的指标，其中Kumar对外资质量问题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Kumar的研究是现有的唯一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对研究外资质量作出贡献的文献。Kumar（2002；2005）将利用外资质量的内涵界定为外资为东道国带来的收益或正外部性，提出了外资对现代产业的贡献、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出口导向程度、研发水平、资本形成、企业管理知识等评价利用外资质量的指标，并运用计量模型系统地实证检验影响现代产业利用外资、子公司生产本地化、出口导向和研发的因素。Pradhan（2006）提出用出口导向、R&D水平、垂直一体化、对本地原材料的需求和进入方式等5个指标评估利用外资的质量。因此，国外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评估利用外资质量评价指标的研究和影响利用外资质量的少数几个方面的检验上，对利用外资质量并没有进行系统地评估。

相对而言，对我国利用外资质量的研究成果较多，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评估利用外资指标的研究，二是利用外资质量的评估。学者一般将利用外资质量定义为外资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从不同的视角提出评价利用外资质量的指标。甘宏业（1996）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产业发展、区域发展、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形成自主品牌、合资企业的利税和发展后劲等评价指标。张琦（2003）基于利用外资目标的视角，提出外资对经济增长、出口、就业、技术水平、产业结构、信息与管理经验、资本形成、开拓新市场、金融风险等指标评估利用外资质量。这些研究仅限于介绍评估利用外资质量的内容，没有说明指标的测度方法，也没有运用提出的指标评估利用外资的质量，研究价值有限。另一些研究成果提出了外资质量评价体系，同时，对不同指标赋予了不同权重，以期对外资质量进行量化分析。例如，陈自芳（2005）基于外资的溢出效应提出了利用外资质量评价指标，并从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层面分别归纳了7个指标，赋予每个指标不同的权重。这两个评价利用外资质量指标体系是目前国内评价外资质量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既包括了外资的正面效应，也包括了负面效应，涵盖了外资对我国影响的一些重要方面，对指标赋予权重，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是存在明显的缺陷：没有说明指标的测度方法，特别是一些指标难以测度或者是数据难以获得，应用价值有限；赋予主观权重则不能客观地反映不同指标对利用外资质量的影响，更不能揭示评价指标之间交互重叠的关系，最终导致评估结果失去客观性和准确性。

实证研究成果主要采用统计指标从不同角度评估全国或区域利用外资质量，如张宏（2003）和Buckley等（2004）选择少数几个指标评估了中国利用外资质量，但没有对利用外资质量的总体状况作出判断。近年来，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尝试综合评估利用外资质量，如傅元海等（201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1998年～2009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质量的特点，傅元海等（2011）选择了14个评价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评估了不同地区1999年～2003年和2004年～2008年两个时段利用FDI的质量。以上分析表明，现有成果没有对制造行业利用外资的质量进行总体评价和行业比较。因此，评估和比较不同制造行业利用外资的质量（下文仅指外资的利用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不同行业利用外资质量的评估结果依据指标的可测度性、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评价的全面性3个原则，本文基于傅元海等（2011）提出的利用外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选择外资对制造行业经济增长（G）、资本（K）、就业（L）、出口（E）、税收（T）、技术水平（LP）、创新水平（RD）、管理水平（MG）、投入产出率（RP）、市场化（MR）和对外开放水平（OP）的影响及技术溢出效应（EF）、出口信息溢出效应（EO）13个评估指标。指标的测度有绝对值测度和相对值测度两种方法，相对值测度不仅受外资数量影响而且受本地企业规模的影响，相对而言，相对值测度更能反映外资对本地行业经济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因子分析要求评估指标的度量单位一致，如果不一致则必须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而指标的标准化可能缩小甚至消除外资对不同经济指标影响的差异，相对值指标则不存在量纲差异，可以直接进行因子分析。因此，本文采用相对值测度评估指标。各指标的测算方法与傅元海等（2011）、傅元海等（2011）相同。数据均为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其中2004年的数据来自2005年《中国经济贸易年鉴》，其他数据来自2006年～2009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为消除不同年份数据的波动性，本文所有指标的测度均取4～5年的平均值，由于2008年数据均缺乏工业增加值，经济增长、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投入产出率指标均为2004年～2007年的平均值。2004年和2008年技术创新数据是规模以上企业统计口径，其余年份为大中型企业统计口径，为减少误差，采用与其他指标统计口径一致的数据，因此技术创新指标仅为2004年和2008年的平均值，其余指标也为2004年～2008年的平均值。利用傅元海等、傅元海等的研究方法，首先进行主成分分析，依据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或等于95%的原则确定保留主成分（Z）即公共因子数目n为5，以Z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λ，可以得到利用外资质量的指数公式：S=λ1Z1+λ2Z2+…+λnZn，其中S为利用外资质量指数。依据公式可以计算各行业利用外资质量的指数，结果见表1。

29个行业利用外资质量居前10位的依次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简称通信电子）、文教体育用品（简称文体用品）、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简称皮革羽毛）、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简称仪器仪表）、家具、纺织服装、鞋、帽（简称服装鞋帽）、工艺品及其他（简称工艺及其他）、塑料制品、电气机械及器材（简称电气器材）和橡胶制品，其中技术密集型产业仅占30%，其他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排名第11至20位的依次是金属制品、造纸及纸制品（简称造纸及纸品）、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简称印刷复制）、食品、纺织、交通运输设备（简称交通设备）、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饮料制造业和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简称木竹制品），其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占30%，其他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排名第21至29位的依次是农副食品加工（简称食品加工）、化学纤维、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简称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医药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简称废旧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简称有色金属）、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简称石油加工）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简称黑色金属），除医药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外，其他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述分析表明，除了技术密集型产业利用外资质量较高外，其他类型产业没有明显特征。

三、各行业利用外资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利用外资质量的基本因素分析

从因子载荷和方差极大法正交旋转因子载荷可以分析利用外资质量的基本因素。表2结果表明，因子载荷和方差极大法正交旋转因子载荷是基本一致的，经济增长、资本、就业、出口、税收、出口信息溢出效应、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在第一因子上的载荷较大，技术水平在第二因子上的载荷较大，创新水平、管理水平、技术溢出效应和投入产出率在第三因子上的载荷较大。依据指标的经济含义和属性对这些指标进行分类，经济增长、资本、就业、出口和税收主要反映外资对经济发展的数量贡献，可以概括为经济因子（GEF）。技术水平、创新水平、管理水平、技术溢出效应和出口信息溢出效应主要反映外资对本地企业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影响，可以概括为技术管理因子（TMF）。投入产出率反映资源的利用效率，能度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沈利生 等，2006），可称为经济质量因子（EQF）。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反映外资对制度演进的作用，可以称为制度因子（INF）。因为利用外资质量指数以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而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是最高的，为0.592，结合因子载荷分析的结论可以判断：经济因子和制度因子对利用外资质量的影响最大，技术管理因子和经济质量因子对利用外资质量的作用较小，由此可以初步认为制造行业利用外资质量总体上是由数量贡献决定的，利用外资的模式是数量型而非质量型，利用外资质量总体上不高，这一结论需要分析利用外资质量的内部结构来进一步验证。

（二）行业利用外资质量的内部结构分析

由各行业经济因子（EGF）、技术管理因子（TMF）、经济质量因子（EQF）和制度因子（INF）得分可以剖析利用外资质量的内部结构，结果见表3。所有行业经济因子得分最高，经济因子得分均是得分第二高因子的2倍以上；制度因子得分次之，所有行业制度因子得分明显高于其他两类因子；技术管理因子得分次于制度因子，绝大多数行业技术管理因子的得分明显高于质量因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在这一因子上的得分

依次最多；经济质量因子得分最低，其中经济质量因子得分较高的行业依次是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上述分析表明，外资对行业经济发展的数量贡献是行业利用外资质量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制度因子对行业利用外资质量的作用仅次于经济因子，技术管理因子的作用次之，经济质量因子的作用最小，而且外资对15个行业经济质量具有负面作用，这一结论与因子载荷的分析基本一致。由此可以认为，制造行业利用外资模式是数量型而非质量型，即利用外资质量总体水平不高。但是，经济因子并不能绝对地决定利用外资质量，表4中一些行业利用外资质量水平与经济因子得分排位的不一致就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行业利用外资质量主要由数量贡献决定，但是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四类因子得分的比例可以明晰地考察不同行业利用外资质量的特点。由于经济因子和制度因子反映利用外资的水平，将经济因子和制度因子得分之和占85%以上的行业利用外资模式定义为完全数量型，由表4可知，这种类型包括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造纸及纸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11个行业。将经济因子和制度因子得分之和低于80%且技术管理因子和经济质量因子得分达到20%的行业利用外资模式定义为数量兼质量型，包括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纺织业等6个行业。其他介于二者之间。

（三）利用外资质量与利用外资水平的逻辑联系

如果行业利用外资质量主要由外资的数量贡献（即经济因子）决定，那么利用外资质量与利用外资水平是一致的。表5表明行业利用外资质量排位与利用外资水平差异较大（绝对值大于等于4）的共有9个行业，占总数的31%，也就是说69%的行业利用外资质量与利用外资水平是基本一致的，进一步验证了利用外资质量主要由经济因子决定的观点。

利用外资质量排名和利用外资水平排名的不一致，说明技术管理因子对利用外资质量也具有重要作用。纺织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利用外资质量排名明显高于经济因子得分的排名，主要原因是技术管理因子得分较高地提升了外资质量的排名；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利用外资质量排名则明显低于经济因子的得分，主要是技术管理因子得分较低从而降低了外资质量的排名。这意味着技术管理因子对利用外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作用有限，即技术管理因子仅仅对利用外资质量水平接近的行业产生重要影响，不会超越经济因子的作用。因此我国制造行业利用外资质量主要由外资的数量贡献决定，技术管理因子等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影响行业利用外资质量原因的进一步分析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制造行业利用外资的质量总体水平不高，这与外资企业使用的技术及其技术转移扩散程度有密切的关系。表5显示，仅有造纸及纸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石油加工与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10个行业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超过1.5倍，说明外资企业仅在1/3的行业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在大多数行业的技术优势不明显，因此，外资的进入对我国制造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不大。

外资技术优势的不明显决定了外资技术的最大潜在溢出效应有限，即使外资具有较大优势的行业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与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技术水平是内资企业的2.6倍以上，技术管理因子在这两个行业利用外资质量的得分贡献很低。造纸及纸制品业、饮料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7个外资技术具有明显优势的行业，技术管理因子的贡献很低，技术管理因子在这些行业的得分与外资的技术水平完全相反。原因是，外资企业为控制技术外溢，采用进口中间投入产品支持企业生产的策略，缩短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增加值的比例。外资企业创造增加值的过程反映了外资企业使用的技术，决定了本地雇员接触技术的概率，即决定了本地雇员直接学习技术和积累相关技术经验的机会。本地企业虽然可以通过产品的逆向模仿和专利、设计图纸的研究和使用获得一些技术，由于缄默知识的存在，本地企业并不能获得必要的技术诀窍，因为这些技术诀窍主要靠直接学习和经验积累（Bresman et al， 1999；Cohen et al，2002）。因此，外资企业创造增加值的比例更能反映外资技术转移扩散程度与范围（Kumar，2002；沈坤荣 等，2010）。表5显示，仅有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7个行业内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的差距达到1.1，有22个行业外资企业创造增加值的比例不超过甚至低于本地企业，说明外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非常有限。

外资企业通过进口中间投入品降低创造增加值的比例，必然导致进口增加并带动投入增加，投入产出率下降，经济质量下降。表5中仅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9个行业内外资经济质量达到1.1，说明外资不仅对我国制造行业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作用不大，甚至降低我国制造行业经济增长质量。外资企业创造增加值比例低也反映技术创新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因为创造增加值越多，需要的技术越多，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反之，技术创新水平越低。同样，外资企业通过进口中间投入品降低本地创造增加值的比例，进口、生产、销售等环节的成本可能不会减少，但增加值与成本之比可能下降，管理水平下降。表5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19个行业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明显低于本地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等18个行业外资企业管理水平低于本地企业，说明外资降低大多数制造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和管理水平，研发的新知识溢出和管理知识溢出也是有限的。

以上分析表明，外资企业对多数制造行业技术水平提升的作用有限，增加值率反映的技术溢出效应也非常有限。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优势不明显和创造增加值的比例低，决定了外资企业对制造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管理水平和经济质量提升的作用小，甚至降低了我国制造行业技术创新水平、管理水平和经济质量。因此，外资企业通过进口中间投入品降低创造增加值的比例，以控制技术转移，是技术管理因子和质量因子得分低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利用外资质量低的深层原因。

四、结论与对策

笔者选择13个评估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9个制造行业2004年～2008年利用外资质量进行总体评估与比较，结果表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利用外资质量较高，资源密集型行业利用外资质量较低，劳动密集型行业利用外资质量没有明显的特征。通过因子载荷和利用外资质量的内部结构分析发现，经济因子即外资对行业经济发展的数量贡献是利用外资质量的最主要决定因素，制度因子对利用外资质量的作用仅次于经济因子，但是作用有限，主要对利用外资质量水平接近的行业产生重要影响，技术管理因子的作用次于制度因子，经济质量因子的作用最小。由此可以认为，我国制造行业利用外资质量是数量型而非质量型，利用外资质量总体水平不高。依据四类因子对利用外资质量的作用大小，将经济因子和制度因子得分之和占85%以上的行业利用外资模式定义为完全数量型，如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造纸及纸制品业等11个行业；将经济因子和制度因子得分之和低于80%且技术管理因子和经济质量因子得分达到20%的行业利用外资模式定义为数量兼质量型，如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纺织业等6个行业，介于二者之间的有12个行业。多数行业利用外资水平决定了利用外资质量，部分行业科技管理因子对利用外资质量产生较大影响，致使利用外资质量排名与利用外资水平产生较大的差异。我国制造行业利用外资质量不高的直接原因是技术管理因子和经济质量得分过低，深层原因是外资企业通过控制技术降低创造增加值的比例，致使外资企业提升我国制造行业技术水平、技术创新水平、管理水平、经济质量的作用小，也决定技术转移扩散效应非常小。

实证分析的结论对行业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总体上来说，要着力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含量、扩大外资的溢出效应、提高外资经济质量，因为多数行业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并不明显，45%的行业外资企业投入产出率低于本地企业。其实，跨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可能并不低于本地企业，因为外资企业通过进口中间投入品，降低生产本地化程度，减少了技术的使用，致使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质量低于本地企业。为此，我国应普遍规定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增加值的比例，促使外资企业使用先进技术，提高外资经济质量，扩大外资的溢出效应。

除此之外，提高外资质量，对于一些行业还要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因为要保证产业安全，对另一些行业可能要限制甚至禁止外资的进入。张志宏（1997）提出把外资规模总量控制在总体经济份额30%的原则。笔者按外资企业占中国国内市场销售份额不超过30%的控制外资原则，结合表5、行业利用外资质量、利用外资的模式及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提出各行业利用外资的政策类型。对占我国市场份额超过30%的行业或在国民经济中占特殊地位的行业，应实行第一类政策，总体上控制外资进入，行业利用外资规模的不同，对外资数量控制也不同，或在中方控股条件下鼓励外资以合资合作方式进入，提高外资质量主要是提高外资的技术管理和经济质量效应，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橡胶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10个行业。对占我国市场份额在25%～35%之间、利用外资质量处于中上水平或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行业，应实行第二类政策，允许外资进入，控制外资的技术水平，以提高外资的技术管理和经济质量效应为重点，如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塑料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等8个行业。对占我国市场份额低、利用外资质量中等或低的行业，应实行第三类政策，鼓励外资进入，同时兼顾外资的技术管理和经济质量效应，如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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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