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

申请系统（NDL-OPAC）及国土信息学研究所NII的信息检索系统CiNii，以“社会教育”为主题词，分别对日本社会教育著作和论文进行了统计。

（3）社会教育相关法规的颁布。1899年，日本颁布了最初的社会教育法，即《图书馆令》，这是日本首次以独立法令形式确立社会教育设施[3]。1911年，文部省设立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颁布《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官制，开展有关社会教育的调查，这标志着日本社会教育行政的真正开始。1921年，文部省把通俗教育改为社会教育，新设第4科，成为独立的科，这是社会教育在制度上的一大进步。1924年，文部省正式把以往掌管通俗教育的第4科改称为社会教育科，负责图书馆与博物馆、青少年团体与妇女会、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民众娱乐的改善、通俗图书的认定及其他有关社会教育的事务[4]。

（4）社会教育研究内容的多样。这一时期，日本社会教育研究者不仅对社会教育的概念、目的、主题、对象、方法、内容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对实业补习教育、公民教育、成人教育、壮丁教育、青少年团体、青年训练所等社会教育实践层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樱井吉松的《公民教育论》（1893年）、上村安太郎等的《实业补习教育论》（1894年）、宝文馆编的《入营准备自学书：壮丁教育》（1907年）、文部省普通学务局编的《少年团体的概况》（1922年）、鹿儿岛登左的《新公民教育的研究》（1923年）、杉村勇次郎的《青年训练所教练指导要领》（1931年）等。

（5）社会教育专职人员的设置。这一时期，日本政府设置专门负责社会教育事务的专职人员，为社会教育及其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人员保障。1920年，文部省特设社会教育专职官，并要求各地方官厅的学务科内专设负责社会教育的主任官，称为社会教育主事。1921年，各府县为响应文部省通牒，纷纷设置社会教育主事。

（6）社会教育团体的设立。如1925年11月，日本社会教育协会成立。

1937年到1945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的社会教育全面服务于对外侵略战争，虽部分社会教育活动出现暂时的繁荣景象，但总体上社会教育及其研究均逐渐陷入停滞期。由此，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也成为国家教育政策的一环，在创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实施“圣战”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日本学术界对于二战前的社会教育研究，整体上持否定态度。如宫原诚一指出，明治以来日本的社会教育在其成为法西斯社会教育体制的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角色[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