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教育问题的研究综述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教育问题研究一直是党史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教育研究的内容和领域不断深入、拓宽。梳理、总结近年来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教育问题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明晰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从而更好地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中共;干部教育;思想研究;实践研究

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教育训练是政党得以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新时代这个伟大的历史方位中，“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有力。”其重点在于抓住“关键少数”，加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使其成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党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训练方式提高党员干部的革命工作能力与素质，提升党的战斗力与凝聚力。本文就近年来学界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教育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做一梳理，希翼能促进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教育这一领域的研究着墨较多，主要集中于学界对中共领导人干部教育思想研究及干部教育实践研究此两方面。

一 、学界对中共领导人干部教育思想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给中共干部队伍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伴随着干部数量的激增，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提高如此数量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文化素质。当时的中共领袖人物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是中共干部教育思想与体制的大发展时期。学界对这一时期主要领袖人物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

当前，学界对于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较为深入全面。首先，关于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逐步体系化的现实原因，目前学界观点较为一致：一是为紧张的战争形势所需要，各根据地、前线均急需干部;二是为清除干部队伍中的错误路线，提高干部素质;三是为大量吸收抗日知识分子，以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干部。[1]关于其思想理论渊源，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有二：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学者进一步补充到，其思想也学习借鉴了党内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陈云等的思想。[2]還有学者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分为外源、中源、内源来论述。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产生，在内源上受列宁主义的影响，其中内源是最为重要的理论来源。[3]其次，大多数学者从政策文件和现实实践层面入手，用史实材料还原当时历史图景，进一步推导总结出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方针、目标、内容、原则等，研究结论较为相似。

此外，学界也研究梳理了党的上层领导人物如刘少奇、张闻天、李维汉、陈云等人的干部教育思想。陈蓉认为抗战时期刘少奇在苏北创办“草棚党校”（华中党校）的实践历程对新时代干部培训事业有重大启示，要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求真务实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来不断加强党校培训工作、创新党校办学形式、提升党校教学质量。[4]陈日芳回顾了张闻天从1925年到1976年从事干部教育的历程，认为抗战时期是其干部教育思想的形成时期，并系统总结了其干部教育思想的内容、特点及对当今干部教育工作的启示。[5]唐正芒等学者认为李维汉在抗战期间对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总结了其鲜明的干部教育思想特色：主张教育内容应服务于政治目标、重视劳动实践课程的教育作用、注重在教育中培养民主意识等。[6]魏平系统阐述了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形成原因，思想内容、特征，以及其当代价值。[7]

（二）中共干部教育实践研究

在中共干部教育实践的具体内容上，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共干部教育教学形式研究。一般而言，学界普遍认同的干部教育基本形式是脱产到学校集中学习、在职干部教育学习。一方面，干部学校教育主要针对在学校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赵守月等提出，至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和中央直属的干部学校共计60多所，主要分为培养党政干部的学校和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及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这些干部学校都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且层次分明、门类齐全。[8]另一方面，在职干部教育主要针对工作人员。抗战时期，中共绝大多数干部出身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工农分子，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他们只能不离开工作岗位进行在职学习，为此中共进行了形式多样且效果显著的在职干部教育。这一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获得空前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干部教育体系。[9]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补充到，抗战时期中共加强干部教育的形式还有进行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中共干部教育实践的一个集中体现，众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延安整风运动做出了系统的剖析，肯定其对干部教育的重大意义。有学者提出，“运用整风方式教育干部，是干部教育史上伟大创新。”[10]

中共干部教育制度研究。朱童心提出与干部教学形式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建设措施主要有：制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干部教育原则;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制度;实施分级分类的在职干部教育培训制度;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的干部教育培训机制。[11]对于干部教育制度的具体内容，学术界对教育制度提到最多的是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及学习小组的编制制度。王玉瑾提出干部的学习制度包括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和建立学习小组制度、教授和指导制度等。[12]董纯才认为教育制度除了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和学习小组的编制外，还包括轮训班制度、设置教员、学习指导员和学习顾问以及检查制度。[13]这是目前学界对这方面比较全面的概括。

中共干部教育教学内容研究。学者对干部教育内容关注较多，且大多依据中央文件规定的内容或简要或详细地介绍总结。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干部教育即包括干部学校教育与在职干部教育在内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教育、业务教育、文化教育及理论教育。一切干部都应学习业务，提出“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中共政策及时事是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文化教育主学算术、国文、历史、地理等内容，且主要针对文化素质较低的工农干部。理论教育主学历史、经济、思想等内容，其主要教学对象为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中高级干部。[14]

学界部分学者的观点与上述略有不同。王树荫提出：干部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业务教育和文化教育。他强调思想教育是干部队伍建设的法宝，需放在干部教育的突出位置，并进一步指出思想教育应该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进行党的宗旨教育、加强思想修养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四个方面来进行，对思想教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同时，他认为，政治教育应包括政策教育、策略教育与阶级教育。[15]运怀英、牛冬林认为，干部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理论教育。思想教育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宗旨教育。政治教育包括阶级教育、政策教育和策略教育。[16]

干部教育的不足。不可否认，在抗战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中共成功地进行了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为人民独立、国家富强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众多学者对中共干部教育取得的卓越成就进行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认识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干部教育也存在一定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思考。王艳春在肯定这一时期在职干部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前提下，对其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客观分析。一是“丙类干部”教育不足。甲乙两类干部皆具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能较快接受相应的教学内容，而丙类干部主要是一些身处基层的工农干部，由于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学习时间琐碎、未形成良好的自学习惯以及上级领导和教员不够重视这些基层干部学习情况，没有形成适合丙类干部学习的良好制度环境等这些主客观因素，使得丙类干部教育不足。二是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现象。在教学中，老师常照本宣科，学生便死记硬背。使学与用相脱离，理论与实践不联系，忽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是除了部分领导机关不重视在职干部教育以外，部分在职干部也轻视学习，更甚者拒绝学习。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未得到良好的解决。[17]胡丰顺整体考察了中共的干部教育，认为当时的干部教育属于探索和初创时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一是由于局势紧张，抗战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时断时续，学校教育学制一般较短，且强制灌输较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较难转变或培养学员的内心信仰，其思想變化处于被动状态;二是干部教育从宏观来看，其学习的内容皆是上级领导限定，学习所要达到的效果也是领导所计划的，此极易造成个人权威的恶性膨胀，形成新的教条主义;三是干部教育未能广泛动员普通战士、群众参与其中，从而导致部分干部的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关心，错误地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群众内部矛盾问题。四是在整风运动中对反官僚主义不够重视。[18]

注释：

[1] 刘以顺：《论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思想及实践》，《党史纵览》1995年第4期;夏冬：《抗战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未刊稿。

[2] 夏薇薇：《论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学习观》，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2页，未刊稿。

[3] 薛潇：《延安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河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4-6页，未刊稿。

[4] 陈蓉：《抗战时期刘少奇创办“草棚党校”的实践与启示》，《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6期。

[5] 陈日芳：《张闻天干部教育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未刊稿。

[6] 唐正芒、肖寒：《论抗战时期李维汉干部教育思想的特色》，《新视野》2008年第6期。

[7] 魏平：《延安时期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闽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未刊稿。

[8] 赵守月、栾雪飞：《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教育政策的历史考察及其现实意义》，《东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5期。

[9] 牛天玉、张发清：《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山西档案》2016年第4期;吕敏：《抗战时期中共在职干部教育的历程、经验及启示》，《党史文苑》2011年第18期;成剑：《抗战时期中共在职干部教育及启示》，《教育评论》2014年第2期。

[10] 陈志宏：《延安时期我党干部培养的经验探析》，《前沿》2006年第11期。

[11] 朱童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制度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2-25页，未刊稿。

[12] 王玉瑾：《抗战时期党的在职干部教育》，《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13] 董存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1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1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122—123页;王振国：《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在职教育制度的建设与历史经验》，《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梁星亮：《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389页。

[15] 王树荫：《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纲》（1919-1949），党建读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229页。

[16] 运怀英、牛东林：《抗战时期与新时期党的干部教育之比较》，《理论界》2004年第4期。

[17] 王艳春：《抗战时期干部教育面对的主要问题及启示》，《理论探索》2009年第2期。

[18] 胡丰顺：《浅论抗战时期干部教育的不足》，《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作者简介：

赵春茂（1994-），女，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