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十年企业基因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对个人利益的恣意追求，能够最好地实现公共利益。然而，除非我们确立公共利益应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共识，否则，我们现行的制度逃脱不掉彻底失败的命运。 ——乔治·索罗斯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进程中，由于国内市场报复性繁荣和市场经济初期的监管体系不完善，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机会促使很多企业形成了机会主义发展思维，一些企业甚至是整个行业形成了突破公共利益底线的发展思维，而从饥渴式消费欲中觉醒的消费者正在成长为那些突破公共利益底线企业的掘墓者。

乳业溃败的因果

乳业企业一夜之间的盛衰是一个特殊案例，鲜明地印证了索罗斯的这段话。一场大火毁去一个企业还有机会重来，但是被消费者唾弃的三鹿，厂房、流水线完好无损，却无力回天，落得个拆零贱卖。

最近网易批露的牛根生在致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同学的那封万言信中，痛陈蒙牛有可能落入大摩之手，期望伸出援手。试想如果蒙牛在三聚氰胺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局面也许冰火两重天。牛根生的万言书虽言辞恳切，但重拾消费者对蒙牛品牌的信心，需要直面问题，蒙牛产品检出三聚氰胺即使是无心之失，但必须有人对此事件勇于担当，而这个人一定是牛根生，但是牛根生现在最着急的是蒙牛股权是否旁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消费者对品牌的信心丧失了，股权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凭证。

乳业全行业的今日险境源于过往异化了的企业发展基因。突破公共利益底线的企业高速发展最终面临的是一夜崩溃的苦果。

伊利在2007年发布了乳业企业首份社会责任报告，事隔一年却在央视公布的检测报告中同样榜上有名。这一切成为了泾渭分明的反讽。时至今日，没有一个乳业领袖企业的领袖敢于为品牌重生牺牲自己的利益。由此看出一个金字塔结构的企业文化模型，那就是个人利益（企业家利益）高于企业利益，企业利益高于消费者利益（公共利益）。而企业基因优化的方向在于构建一个消费者利益（公共利益）高于企业利益，企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企业家利益）的倒金字塔。

没有公共利益就没有企业的长远利益。违背了做企业的基本道德准则，企业即使做大却无异于一个毒苹果，引爆自己只是时间问题。在危机引爆前，所有的企业都自认为是最聪明的，在他们眼里企业只有大小之分，没有好坏之分。如果一个企业从根上烂起，一旦危机爆发，再大的努力都无力回天。乳业一线大品牌的整体溃败是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企业发展基因的标本。

基因进化的原点

企业与人一样，是有生命、有动机的肌体。每一个企业都有各自鲜明的个性，这就是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的核心要素所反映的是企业进化基因。财务指标所反映的是企业短期业绩。价值观和文化所反映的是企业长期成就。当企业处于创业阶段时，企业文化与企业创始人的个性相吻合。当创始人将权力移交给一位首席执行官时，企业文化就会带上新领导的某些个性特色。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自身独立的文化就开始成长，但文化的成长不会超过首席执行官和企业创始人允许的边界。

台湾“IC教父”张忠谋是一个商界传奇，他生于战乱年代，早年留学哈佛、麻省，从半导体工业的最普通职位做到了德州仪器的全球副总裁，55岁创立台积电，20年间台积电成长为占有全球半导体行业一半市场份额的世界级公司。难能可贵的是，在台湾黑金横行的社会大环境下，极尽智慧地保全了一如往昔的洁净之躯。从不走后门、不勾结政商关系，更是拒绝钻法律漏洞，赢得业界“铜豌豆”之誉，使得他连续多年蝉联台湾民众“最佩服企业家”首位。已从台积电领导一线退下来的他总结时说:“一个世界级企业价值观的基本元素是说真话，不说谎话;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要赴汤蹈火履行;遵守法律;不贪污、不贿赂;担负起社会责任(环保、能源、公益);不靠政商关系。”

一个健康发展的企业基因原来如此简单直白，但能够逐一信守何其难。中国企业普遍年轻，即使进入世界500强的联想也仅传承至第二代领导人，因此，谈中国企业的文化就是谈中国企业家文化或者说是创业家文化。企业家精神决定了企业精神，看一个企业是否有健康发展的基因也就是看当下位高权重的企业创始人有无“铜豌豆”精神。这应是看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企业基因进化的原点。

企业基因的优化

如果企业想取得长久成功，它必须培育独立于企业领导人个性之外的文化，必须以集体的动机和员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建立自己的文化和识别系统。一旦达到这个阶段，企业就会出现一种以追求公共利益的核心文化，企业就会成为个性突出的活生生的生命体，这时，企业中个人的利益就会与企业整体利益统一起来。企业进化的不同阶段可以用世界银行前价值观协调员理查德·巴雷特的企业七个意识模型的话来概括。那就是企业创业之初力争求得生存、维护好各方关系、赢得自我尊严、企业意识转换升华、注重言出必诺、能够利他共赢、注重与环境和谐共生。

前三个意识层次是低层企业意识，在企业创业发展初期，企业第一需要是有足够的资本，如果不盈利或者没有持续不断的资金流入，企业很快就会死亡。每一个企业都需要把良好的财务状况作为首要的问题，当社会要求他们按照一些基本规范行事时，他们只是按照最低的标准去做。对于执行这些社会基本规范，他们通常抱着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总是觉得这些规范限制了他们赚钱的自由，当社会的惩戒尺度过低，企业甚至可能无视这些标准而堕落。处在这一意识层次的企业，始终处于无限的恐惧之中。

企业创业发展初期的第二个需要是稳固的关系。如果不能与政府、员工、消费者、供应商建立起稳固的关系，企业的生存依然面临很大的危机。那些深陷于这一层次意识的企业，总是把关系特别是政商关系看得非常重要，但建立这种关系的目的不是给予，而是为了索取。它们只是从满足自身需要的角度看待这些关系，之所以愿意投入，是因为在这些企业看来，投入的资金肯定能够收回。处在这一意识层次的企业，往往重视企业形象，但形象的光鲜不代表内在的活力。企业的第三个需要是企业的自我尊严。在企业中，自我尊严意识表现为一种追求更大规模和强大实力的愿望，但是强烈的扩张欲会导致不择手段和管控失灵，乳业企业的整体崩溃就是如此，正如牛根生所说:“不在高速中成长，就在高速中灭亡。”原先被奉为牛氏管理名言的这句话，却成了蒙牛当下险境的预言。

后三十年中国企业基因优化的起点应是企业意识的转换升华。企业意识的第四个层次是一座桥。如果企业希望把自己的理念系统从关注自身利益转向同时关系公共利益，并实现企业的内在凝聚，他们必须跨越这座桥。这一层次意识的焦点是:自觉地变革。企业进入这一变化过程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企业在前三个意识层次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到这一层次;另一种原因是，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到了威胁。后三十年中国企业发展基因变革是因为第二种原因。因为消费者已经觉醒成为无视公共利益企业的掘墓者。通过这个桥梁，中国企业才有可能内生出言出必诺，利他共赢，与社会和环境和谐共生的优秀发展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