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一种艺术的境界

一

在艺术进入二十世纪，一种具有原始初民精神物化形式的古朴、神奇的艺术正逐步渗入人们的审美意识之中，它使艺术家们迷茫、振奋。艺术家们不得不进行着深层的反思，重新考虑这种民族精神之根，重新摆 脱 传统文化的固定模式，站到一个更富于历史感的立足点，去寻找自己的出路何在。他们把目光投向远古，贪婪地从神秘、魔幻般的原始艺术中汲取养料。

贵州民族民间艺术，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有着贵州民族传统自身的继承性、连贯性和完整性，这个被称为“东方艺术宝库之一”的然而又是封闭或半封闭的地区——或许，这便是一些美术理论家提出的“第三造型体系”的地区，正以其动人的艺术魅力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掀起一股“贵州现象”。

贵州民族民间艺术是整个艺术体系里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现在而言，在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从外界（指贵州本土文化之外）汲取了多少或汲取了哪些养份，这里暂不讨论，但至少，它正为艺术的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营养；特别是现代派艺术家们一次又一次、直接或间接地从贵州民族民间艺术中取得这样那样的力量，创造出一批充满人类本性、原始激情及生命张力的作品。

贵州民族民间艺术形式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成了一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是不容易解释清楚的创造物，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要就单个的作品来对贵州民族民间艺术作些概念式的图解并了解它漫长的延伸过程，是很困难的。但，它们也有一定的程式化。美术家王朝闻在《贵州三游——程式与创造》一文中写道：“和贵州民间美术中的蜡染纹样一样，民间美术在形式方面的显著特征之一，我以为是形体结构方面的特殊程式和特殊内容的和谐一致，特定程式无损于形象质朴而又清新的艺术美。”然后，他又说：“程式为民间艺术所利用，利用它来体现特定的创造意图，而不是创造意图为程式所束缚，服从程式的束缚也意味着创造的不自由，不受程式束缚的创造意味着是在被动中求主动。”它们自成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有它的独特之处，因为封闭式原则自然蕴育着艺术风格的统一。在贵州民族民间艺术强烈夸张、变形和抽象的图案里，表现着生命的真实，它们没有抛弃对生命力的想象，它们唤醒对生命、真实之美的感知。它们在质朴中见巧妙，在稚拙中见天真，在老实中见机智，在憨厚中见聪明，给观众提供了远远不是别的艺术——例如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富丽堂皇或古典严谨写实的风格的艺术——所能够替代的审美特性，它们就象是未经过人工修剪的花木一样，显示的不是矫揉造作而是清新的意味。

我们创造艺术的先民们，生活在一种极为封闭的环境里，导致了一种怎样的民族心态，一种怎样的民族生活（心理和社会的）和一个民族精神的追求方向。实际上，民族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远不止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心理素质等等内容的并列与综合，它丰富的内涵包含了从价值体系、心理结构直至宗教信仰、行为方式等一系列基本层次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对于生与死、爱与性、道德、宗教、政治等等基本观念以及行为举止等，概言之，它们流源于“民族心态”。因为，心态是一定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反映的总称，心态构成了特定民族的价值——信仰——行动体系，这一体系又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沉积于特定的文化中。一言以蔽之，贵州民族民间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很少被“文化”所驯服，他们的艺术不是那种被“文化了”的艺术，而一直是一种“野生的”、“土长的”的艺术。和许多原始民族的艺术一样，他们利用身边最方便获得的材料和最便于利用这些材料的技法，描绘出对眼前世界的认识，尤其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他们的作品使人看上一眼就会立刻想起具有原始状态与原始特质的远古巫术礼仪——图腾。

在贵州，有的少数民族至今仍处于信仰原始宗教的阶段，即所谓“多神教”阶段。在他们看来，鬼、神是不分的。一概称之为“鬼”。这种“多神教”以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对自然的依赖为基础，“自然不仅是宗教最初的原始对象，而且还是宗教的不变基础、宗教的潜伏而永久的背景”。（费尔巴哈语）他们对日、月、星、辰、水、火、土、树、石以及某些动物等自然物均赋予生命力而加以崇拜。他们认为这些自然物具有某些人所不及的神秘力量，幻想通过对这些自然物的祈祷而求得它们的帮助，以确保平安生活，由此而产生了祭神祭鬼的各种习俗。这种鬼神信仰最原始的形式之一就是图腾崇拜。图腾祭礼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相融合的原始宗教形式，所以，从图腾祭礼的宗教性质决定图腾艺术的宗教功能入手，能够更准确地捕捉贵州民族民间艺术中美的信息。

傩——这是巫风之余习流入民间形成的中国民间鬼神祠祀。有此学者认为傩是“汉民族的东西，”是“中原的习俗”，有些则持傩“不是汉民族的东西，而是他自行发生的，这是人类文化发展中出现巫文化阶段的共同的普遍规律所决定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傩舞以其假面舞蹈的独特风貌，始终联系着民俗活动，并且它的宗教性和文艺性不断向多种民俗辐射，渗入其中。随着傩宗教色彩的弱化，艺术性的上升，更拓宽了它渗入多种民俗事象的道路，被统之以“傩艺术形态”的称谓。据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戏剧史学家们多方考证，知道了戴假面驱鬼除灾纳吉的仪式，分布在世界许多地区。如果细细体味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傩仪傩舞，便不难发现其中许多共同的东西，向人们展示了人类艺术中最深层、最本质的结构元素。这就是为什么一头扎进贵州大册的蒲国昌、董克俊、尹光中、刘雍、廖志惠、陈白秋、王平、成肖玉、王建山等等一大批中青年艺术家，虽然他们的志趣和追求、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各不相同，但在作品中会昭示着一种共有的“魂”——这是来自大山的意识，来自“傩”的意识，他们把根深扎在了贵州民族远古历史；他们从大山里走来，带着一种拙朴、狞厉、尖锐的阳刚之美。

二

贵州傩戏，是宗教与艺术的混合物，被称为中国戏剧史上的“活化石”。贵州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成为中国傩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从民族上分，除汉族外，苗、侗、土家、布依、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都有不同特色的傩戏；从地区上分，在贵州的安顺、德江、思南、紫云、印江、威宁、沿河、赫章、务川、道真等地，组成一整套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傩文化系列群。

我们知道，民俗一般分为心理民俗、行为民俗和语言民俗三类，贵州傩戏则是这三种民俗的综合形态，就现在贵州傩的两大类“冲傩”和“还愿”以及其一套完整而庞大的傩坛仪式看，它都是此三种民俗的综合体。从贵州“造人”传说《傩公傩母歌》等看，贵州傩戏又具有独特的关于人类起源的认识价值（可参考闻一多先生著《伏羲考》）。贵州傩戏的宗教观念认为：天、神、人、鬼、魔、灾祸等，都有着一个“灵魂”的存在，只要人们虔诚祈求，便有“傩神”来降服这些鬼怪邪魔，禳灾祛邪赐福。这种“超自然”的傩神法力，当然是虚构的、原始心理作用的，但从这点，可看出贵州傩戏信巫好鬼的宗教价值。在举行傩的仪式时（主要表现于傩堂戏），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人神共处、人鬼共处、人兽共处、豺虎密布、民生艰难的鸿蒙初开的世界，那种淋漓的神力神性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那种崇高而壮美的强悍的表现，和贵州少数民族先民们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人神崇拜的心理相适应，也是他们心理信仰的延续和审美趣味的追求，从这点上说，贵州傩有着强烈的审美价值。

贵州傩走着一条自身发展的道路，作为戏剧人物的装扮，贵州傩戏面具自然也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些木雕（或其它材料）面具，据有些研究者考证，数量之大，要以“千”面为单位计，而且形象各异，有形象概括、特征突出、感人传神的特点。“一面面傩面具在傩信仰者中就是神祗、鬼魂、祖先、神灵化的英雄，它们又是人与上苍对话的中介。傩面具就是神灵之偶像，而其‘活动态’——傩仪傩戏操作过程中戴面具的巫师们——是幻想中神灵的直观化和形象化。它们是傩信仰者心理平衡、感情渲泄的实现者，与其说傩面具为民间艺人雕刻，勿宁说是历史所铸造。”（李子和文，见《贵州日报》1988．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