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图版本考订方法探析

摘要 在中国传统古文献典藏中，除了写刻印本外，还有珍贵的舆图文献。有关舆图的版本考订，既具有与古书版本鉴定相同的特点，也具有其独特性。基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汇编”项目，以李孝聪教授指导鉴定的诸多舆图为例，从四个方面总结舆图版本考订的方法，包括避讳线索、地名沿革线索、关联背景及相关历史档案考察。这些舆图版本考订的宝贵经验的梳理，有益于舆图整理工作的推进。

关键词 舆图 版本 考订 北京大学图书馆 李孝聪

2014年9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与中华书局签署《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汇编》出版项目，开启馆藏舆图整理的新阶段。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舆图是富有特色的一项专藏，与馆藏古籍善本的来源相同，舆图亦继承北京大学旧藏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燕京大学图书馆并入北京大学的收藏。北京大学旧藏注重收入中国人自行编制出版的舆图，燕京大学则侧重以外国人所制舆图为人藏重点。由此，两部分各具特色的藏品构成了北京大学现有的舆图收藏规模，种类齐全，中外皆备，总数达千余种。200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曾参与“国家清史编纂项目”，对馆藏珍贵的清代彩绘舆图进行了一次集中整理，出版了《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这一次“舆图汇编”则是更大规模的出版项目。其收录标准为馆藏1949年以前的中文古旧地图，包含历史地理、河流水利、海防边防、道路里程、名胜古迹及各地行政区域图等，选人六百多种，蔚为壮观。

在舆图整理过程中，我们对馆藏舆图进行了清点核对，补充了舆图尺寸，完善编目著录信息，集中整理了一些未编舆图，对残破舆图也作了修复。项目特别聘请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李孝聪教授作顾问。李教授针对馆藏舆图原编记录中版本年代较宽泛的品种，进行了专业化的考订。正如李教授在《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一文中所言：“古代中国人的地图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西方人的地图那么精确，但是中国人的地图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无论造送官府，还是民间存读，大多数中国人编制的地图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单纯专为私人收藏而绘。”“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上下对地图需求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使得中国人的地图往往没有编制者、画师或刻工的名字，也不注记制作的年代。”因此，传统舆图在版本考订上通常有较大难度，成为舆图编目工作的难点。李先生以其丰厚的历史学、地理学、版本学等多方面的学术素养，解决了馆藏舆图版本考订中的一些疑难杂症，提出了很多专业的考订意见，包括舆图版本鉴定及舆图编目工作所需要的十分宝贵的方法。兹根据李教授鉴定馆藏舆图的诸多实例，提炼总结舆图版本考订的要点与思路，以期对舆图整理工作有所裨益。

1.通过避讳线索来考订

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常常会借助避讳字这一特性，来协助鉴定那些版本信息缺乏的古籍。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言：“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舆图的版本考订，亦可利用这一方法。一方面要熟悉历代帝讳，在图中辨识讳字；另一方面可以熟记一些包含帝王名讳之字的地名，便可在一幅图中，较快地锁定某个地理方位，查看其是否避讳。由于现存的主要是明清以来的古地图，特别是清代舆图，利用这一方法，可以迅捷地找到版本分析的人手点，从而判断其大致年代。

馆藏SB/981.209/3456《沿革史图：[起禹贡讫明]》，墨绘1摺册，描绘禹贡图、春秋列国图等，至明省府州县卫全图，共32幅。图面原题：“大明画院进呈本”，如果仅据此论，很容易误读为明代绘本。李孝聪教授在考订中，发现了其中的避讳信息。首先，在“明省府州县卫全图”中有“靖卤”二字，“卤”字乃避“虏”字而改。满清的避讳，涉及到“虏”、“胡”、“戎”、“蛮”、“夷狄”等汉人称呼少数民族的蔑称，一律在避讳之列。这个线索暗示了此本不可能绘制于明季，而当在入清以后。进而，在各图中进一步发现了帝讳线索：“玄宗十五道图”中，图题“玄”字缺末笔；“北魏图”中“兔玄”小字，“春秋列国图”中“弦”小字均缺末笔，为避康熙名讳；“南宋图”中“真”字不改，可见其不避雍正帝讳。综合以上多个避讳线索，鉴定此图为清康熙间（1662-1722）摹绘的明代画院进呈沿革图。

馆藏SB/981.2/1147《天下地舆全图》，刻本，线装8册，包含直隶、盛京、江南、江西、福建等19省分图数百幅。然而书中不见版刻信息，如何辨析版本年。李教授首先紧扣“直隶舆图”，在第二幅图中，找到了“清东陵”。图中遵化境内仅标绘清顺治帝之“孝陵”与清康熙帝之“景陵”。这个线索暗示了此本很可能刻于雍正时期。进而，通过查找雍正讳字来佐证。在“直隶舆图”第一幅中，方框内标注有“正定”——河北“正定”，清雍正以前为“真定”，雍正元年因避讳世宗皇帝胤稹名讳，改为“正定”；另在“江南舆图”中，多处标有“仪徵界”——“仪徵”本为江苏“仪真”，亦为避胤稹之讳，改名“仪徵”。故此本应刊刻于清雍正间（1723-1735）。

馆藏SB/981.2/4611《大明天下一统图》，图中左上角刻有“大明天下一统共计一百八十一府二百五十八州一千三百三十六县”，我馆原编著录为明刻本“大明天下一统图”。然而仔细辨识，全图中“宁”字均缺末笔。如“西宁府”、“宁夏府”、“宁武府”、“江寧府”、“宁海”、“永宁州”、“宁州”等。“宁”字缺末笔避道光帝讳，预示了此图的版本年上限。另图左侧有小字镌“傅恒万画店”。经李教授鉴定，综合整体版印状况，修订为清道光元年至咸丰四年（1821-1854）傅恒万画店镌版，并修订题名为“大清直省舆图”。另见馆藏SB/981.2/3474{{清朝舆地全图》，为清道光间（1821-1850）彩绘本。在21幅手绘设色图中，“宁”均改写为“甯”，如江苏图中“江甯府”、安徽图中“甯国府”，江西图中“武甯”、“义甯”，福建图中“建甯府”，河南图中“永甯”，山东图中“济甯”、“甯阳”，四川图中“保甯府”、“甯远府”，甘肃图中“甯夏府”等。这是“宁”字避讳的另一种常见现象。

可见，上述诸例利用避讳线索，找到了鉴定舆图版本年代的依据。当然，利用讳字鉴定版本，还必须对避讳字辩证对待，避免盲从。正如李致忠先生所言：“古书版本鉴定，历来忌讳单凭孤证。即使是讳字很准确，也还要从其他方面加以验证。非得几方面证据俱合，才能最后肯定。”

2.通过地名沿革来考订

李致忠先生在其《古书版本学概论》中，专门用一节论述“依据地理沿革鉴定版本”。他举出通过古书中的题记、牌记中的地名变迁，以及正文中出现的地名，乃至一些更小的地名，如宫殿名、门名的原委等，来获得版本鉴定的信息。舆图作为反映历史地理文化的产物，在其版本考订中，“地名”信息显然是重要的分析点。通过考证地理沿革和地名变迁背景，可以较准确地把握地图绘制的年代。由于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疆域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连绵，使中国历史地理的沿革极为复杂。这方面的知识需不断地学习积累，才可在版本鉴定上更好地运用。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工具书。如李孝聪教授在针对清代舆图地名沿革的考证中，推荐使用牛平汉主编的《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一书。此书反映有清一代地方政区沿革，凡三级以上政权机构的建置、裁并、徙治、异名、归属均予收录。

馆藏SB/981.2/4327《大清皇舆全图》，1摺册含24幅，原编目著录为清刻本，具体年代不详。在李教授的审定中，他分析了几个重要的信息点：其一，“直棘全图”中标有“望都县”，望都县属河北保定府，考“乾隆十一年十月庚午（1747.11.20）改庆都县名为望都县。”故此图反映的当是乾隆十一年之后；其二，“江西全图”中标有“宁都州”。此地“原为宁都县，属赣州府。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十三日（1754.6.3）升为直隶州。领县二。”“至清末，宁都直隶州领县二：瑞金、石城。”这亦证明了是在乾隆年间升州之后的状况；其三，“陕西全图”中右下角小字标有“兴安州”，“四川全图”中右上角亦有“兴安州界”标志。“清初承明制，称兴安直隶州，属陕西省。”“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一日（1782.10.17）升直隶州为府。”而此图中“兴安州”尚未升府，故其年代可截至乾隆四十七年前。进一步，在“山西全图”中间靠下方的位置，即山西省南部垣曲县、翼城县、阳城县、沁水县交界处，发现有“餍山”二字标记。如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所言：“高宗弘唇，以‘宏雁’字代。”“屋”字為乾隆朝讳字显示，且查图内“真”字或改或不改，并不严谨。由此，通过地名与避讳线索的相互印证，基本确定了该地图集为清乾隆时期（1747-1781）据康熙皇舆全览图摹刻而成。

馆藏SB/982.22/4286{朝鲜全图》，木刻墨印着色本l卷轴，全幅纵75、横209厘米，为十分难得的朝鲜刻本。然而图面无版刻年代标记，版本较难考证。李教授指出了图中“长宁”与“宁古塔”两个信息点。考长宁——“雍正四年十二月戊寅（1727.1.12）于白都讷地（今吉林扶馀）置长宁县”，“乾隆元年七月初五日（1736.8.11）裁长宁县。”考宁古塔——“顺治十年（1653）置宁古塔昂邦章京。康熙元年（1662）改置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丁卯（1757.9.20）改名镇守吉林等处将军。”据此，则图中“长宁”未裁，“宁古塔”仍标，故定为清前期（1644-1735）刻本。

馆藏SB/981.2/1176《天下舆图》，木刻墨印着色本1摺册，包含盛京、直隶、江南、江西、浙江等18幅图。李教授在考订中，首先关注其中的“四川省图”，从中可见方框符标记出现“绥定府”。“绥定”本为“达州”，“清初袭明制，称达州，属夔州府。嘉庆六年十一月己亥（1801.12.31）升达州直隶州为府，改名绥定。”这一地名变迁线索，暗示了版本年代的印记。进而再查看各图中“宁”字皆不避。由此，此图的版刻年代基本可限定在清嘉庆中后期，即嘉庆六年后至道光前（1802-1820）。

馆藏X/981.2/3262《五十万分一冀辽热沿边图》为测量处编制彩印本，包含锦州、承德、永平、宣化、北京，共5幅图。但其确切印制年代并无显示。李教授提出了考订线索，其一为直隶省朝阳府，“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甲午（1903.5.6）升朝阳县为朝阳府”，在此图中已见标注。其二，承德府隆化县，“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1.28）于唐三营地置隆化县来属。”此图中未见。通过这两个地名沿革的时间点便可推知其版本年代的上下限，将此本定为清光绪末年（1903-1908）印制。

3.通过考察背景来考订

通过地名沿革和避讳线索，能够细致敏感地抓住版本分析点，可谓由“点”深入的考订方法。另一方面，若能由“点”及“面”，延涉到地图背后相关联的背景考察，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地图绘制的目的及用途等，也可判断其版本年。以下例举三个方面的背景考察：一为舆图编纂历史相关背景考察，二为专题地图关联背景考察，三为发散性关联背景考察。由此可见舆图种类的复杂性及图内所含信息的丰富性，使研究者在版本考订中，需要积累较丰富的知识，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3.1舆图编纂历史相关背景考察

清代三次编纂《一统志》，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前后150多年，撰成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和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三部巨著。康熙朝初修《大清一统志》，形成定议后，程序是：从朝廷到地方，自上而下逐级谕令修志，并颁布《河南通志》、《陕西通志》款式，依照纂修；州县志成而修府志，府志成而修通志，自下而上，逐级汇纂，最终修成《大清一统志》。”可见，一统志的编修直接推动各地方志的编写，方志中自然包含舆图。馆藏NC/3078.5/4447{云南临安府全图》彩绘本，1摺册，包含十景图及诸夷图等。前有“临安府图说”，其末处可见“康熙二十二年重修城隍”之语，李孝聪老师据此推知“该图册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馆编修《大清一统志》，命各省将陬塞山川、城池道路、风土人物画成地图时，由云南临安府李桧绘制。”故其版本年定为清康熙年间（1685-1687）。同样另一部彩绘本《肇庆府属州县图说》，典藏号NC/3078.2/3007，图中墨书：“本朝顺治柒年於贰門各建城楼，康熙四年修篥城垣……”等，各图均仅绘制图形而无文字注记，李孝聪老师案：“因图内尚存空白，推测该图册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馆编修《大清一统志》谕各省呈送舆图时期，广东省肇庆府绘制的府属州县图稿。”

《钦定大清会典》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籍，它分典、例、图三部分，其中《清会典图》是对坛庙、銮舆、仪仗、武备、天文、舆地的形象说明。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政府第五次纂修《会典》，十五年令各省重新测绘舆图，限期呈交会典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等中就有大量的相关史料。见于《扎北藩司等筹议开办舆图局附单》（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六日）载：“本馆现办会典舆图……。今将图式、附图说式刊刻颁发，行文贵省，遵照奏定限期于一年内，测绘省图、府、直隶厅州图、厅、州、县图各一分，附以图说，解送到馆。图内开方，省图，每方百里。府、直隶厅、州图，每方五十里。厅、州、县图，每方十里。疆界袤广不齐，方数不必拘定格式。大小必须遵照颁出图式，以期画一……”馆藏SB/981.25/0846《库普苏固勒淖尔乌梁海图》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为墨绘设色l幅，旁有粘纸附说，其中墨书“库普苏勒淖尔乌梁海总管奇什克济尔噶勒为谨将所属南北四佐领游牧形势绘具舆图，事案奉颁发‘钦定各省图式’，各以百里开方，其各省疆域袤延不同，勿论方数多寡，图幅大小，均准此式……”李孝聪老师案：“该图系光绪十六年（1890）會典馆画图处主持各地测绘会典舆图时，奇什克济尔噶勒总管按钦定各省图式以百里开方，将其所属南北四佐领游牧形势绘图。”

由此可见，这类地图的版本鉴定关联于清代历史文献编纂的大背景。因此，在舆图整理工作中，需掌握一定的史学知识，了解中国古代地图的编纂历史，以及地图纂编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如此，才可能敏感地辨识出各类地图为某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理解其绘制目的、绘制方法等，更准确地判断其版本年代及版本价值。

3.2专题地图关联背景考察

除了直接关联古代舆图编纂历史的文献背景外，古地图中还有各类专题地图，每个专题牵涉到相关的专题背景，如地质、水利、邮电、交通等，在整理这类地图时就需要进一步考察其专题背景。

如馆藏X/981.348/2504《畿辅六大河图》，为木刻墨印1幅，图之右下方及正下方附图说，评述各河源流发展状况，六大河分别为：子牙河、永定河、南运河、北运河、清河、滦河。关于此图的制印年代鉴定，需要关联到“黄河改道”的大背景来分析。“清道光朝以后，黄河河患日益严重。由于黄河下游河道不断淤高，导致黄河从江苏淮安黄运交汇处的清口以下不断决口、泛滥、改道。进而使得黄河下游沿岸地区的地势整体淤高。清咸丰五年（1855年），由于长期淤积，黄河自开封兰阳县铜瓦厢决口北流，漫经豫、鲁两省各州县，至山东张秋镇穿运，夺大清河至利津县入渤海，从而改变了几百年来黄河南流夺淮人海的局面”与此黄河改道背景相对应，馆藏此图反映的正是其后的状况。李教授案：“自咸丰五年（1855）黄河于铜瓦厢决口北流后，冲毁运道，迁改水系，疲病畿辅，故编制此图以重新描绘畿辅河流水系，考其源尾。”故定此图刻印年代为清后期，即咸丰五年后（1856至1909年）。

馆藏NC/3078/3431《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安徽五省南北两岸长江全图》，墨绘设色本1摺册，图中自江苏通州起，由东向西上溯，至湖北荆州止，将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五省范围内长江流经地域详细描绘。此图的版本审定需放置于清代长江水师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直至咸丰年间，清政府并没有在长江上组建建制统一、指挥体系贯通的军事单位，长江江面上的巡逻、缉私等任务依然由沿江各省绿营分割，各自为政，事权不一。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长江流域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鏖战的战区。……同治元年（1861）二月，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上折奏请组建长江水师。”并最终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同治三年至四年，曾国藩会同当时沿江省份的督抚大员，商讨制定了长江水师各项事宜和有关营制。此图中绘有“安庆副将营”、“金陵参将营”、“巴河游击营”等字样，皆是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曾国藩议定之长江水师营制。故此图的绘制即在此后的同治年间（1865-1874）。

3.3发散性关联背景考察

上述两个方面，相对而言，是针对舆图表现内容本身的分析，属于直接关联的背景考察。此外，在一幅图中，它所包含的各类信息点也可能展开“发散性”的关联背景，并可能通过一个侧面的线索，找到对此图版本年代的推证。如馆藏X/981.27349/1338《北运河全图》，墨绘本一纸，稍有残破，图中墨笔描绘北运河全程从顺义起，经通县、香河，直至天津，沿途标绘各个集镇和村庄。图中粘贴两个白纸浮签，记录水涨信息。而此图的特点，还在于其中有“铁道”标识。李教授在审定版本中，正是利用了铁路建设的时间点来推断。在图中“通县”旁，墨绘有铁路标识。考“通县支线原名通州支线，位于北京东。自京山线东便门站的2.214公里处分岔后，向东出城过护城河，沿通惠河南行，经双桥，过宝通寺而至京畿门户、漕运重镇通州城外东南角的运河西岸，全长21.945公里。……该线于1901年开工，当年建成通车。”这个微小之处的铁路信息非常有价值，为此图的版本审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李教授案日：“京师至通州的铁路于1901年通车，图中已经标出。此本大致绘写于光绪末至宣统年间（1902-1910）。”

同样，如馆藏X/981.2/4306《大清帝国暗射地图》，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彩印本，然而图中缺少出版年份信息。“暗射地图”为教学地图，以符号标记，不注文字。图例中除府县州、疆界及河流等各类符号说明外，还区分了“铁道未成”与“铁道已成”两种不同记号。后二者正可以为此图的印制年代考订提供依据。从图中分析，位于河北、河南、湖北三省中部的“京汉铁路”标为“已成铁道”，从石家庄到太原的“正太铁路”标为“未成铁道”。考京汉铁路，至1898年底，从南北两端同时开工，“1905年11月15日，黄河铁路大桥落成。翌年4月1日，全线工程竣工，正式通车。”正太铁路就是现在的石太铁路，以原起点河北正定而得名。1904年动工兴建，“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正太铁路建成通车”。由此，将这两条铁路竣工通车的时间点进行分析核算，正好可以推出此图的制印年代即是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如上所示，一为描写河流城镇之图、一为中国地理总图，都利用了铁道标记信息点，展开铁路工程建设背景的考察。通过查证铁路修建时间，旁敲侧击，完成了舆图版本年代的考订。可见，舆图的版本考订，需要有全方位的视角，发现图中有价值的信息，延伸发散性关联背景推证，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4.通过查阅档案来考订

李孝聪老师在《黄淮运的河工舆图及其科学价值》一文中曾谈到：“既要把古代绘制的舆图当作史料的一种，与文字史料对照来利用；又要将古地图所表达的内容看作某一历史阶段的制度、人物及事件产生的结果在空间上的反映。”因此，在舆图研究中，同时应“注意与文字史料的结合并重，一定要能够结合清代档案来阅读研究，单凭阅览舆图本身来研究是不够的。”在舆图整理工作中，虽然未必对舆图内容进行专业化研究，但若能調阅相关的重要档案，亦能在版本审定上起到关键作用。

馆藏SB/981.243/6456《喀姓接界玛延河东形势图》，为彩绘本1幅，此图绘玛延河（俗称蚂蚁河）以东至呼尔哈河（今牡丹江）之间及松花江北岸地形。图左下角为三姓城（清康熙三年设，即今依兰）。原编目据此将版本年著录为清康熙三年（1664年）至1911年之间。李教授在审定过程中，通过翻检清代历史档案，考订了更确切的绘制时间。查《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十七，光绪五年己卯六月下载：“吉林将军铭安等奏。会查阿勒楚喀所属玛延河两岸荒地。鲚头泡一带接连贡山。未便开垦。从之。戊辰。”参证此段史料所载，进一步与图中所绘内容相核，可见出彼此的关联。由此，此图年代可考为清光绪五年（1879）。

又如针对馆藏SB/981.241/7737《凤凰边门边栅里数图》的版本考订，李教授亦查找出另一份重要的历史档案。据《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四五六，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六月载：“壬戌。谕内阁。奕兴等奏。遵照部议会同覆勘凤凰城边栅界址绘图呈览。并拟办情形一折。盛京凤凰城边界。节经查办。因册载里数不符。致有牵混。现经该将军等再行亲勘。查明四山形势。并垦荒甸地实数。拟于光土山西坡下。左右斜向取直为边。设立封堆。定为界址。著即照议办理。”此段档案，关于凤凰边门边栅里数图的绘制目的、绘制用途，及向朝廷呈送的背景，都记录明晰。故将此图定为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彩绘本。

由此可见，古代舆图很可能关联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令，是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政令下绘制、呈送的。舆图整理工作者若具备较广博的文献学视野，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相关历史文献，精准地找到关联的档案资料，将会更清晰地了解舆图产生的背景，一些疑难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5.结语

前文通过大量舆图鉴定实例，从四个角度总结了舆图版本考订的方法。当然，在实际整理工作中，还应该综合利用各方面的线索，对舆图版本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与研究。诚如前人总结的八个字——“眼别真赝，心识古今”，表明版本考订既要有丰富的识别经验，又要有渊博的古今学识。针对古书版本考订，历来版本学家已经给出了较多建设性的方法总结。而舆图的版本考订，既具有与古书版本鉴定相同的特点，也具有其独特性。这类工作需要在大量接触实物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同时也需要不断学习，以增长综合知识。特别是各类专题地图涉及各种学科，要求整理、研究者具备更加广泛的学科知识。

李孝聪教授在《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中曾言：“地图作为一种图形与符号语言，深刻地反映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水平与人类的生活空间，同时也表现着经过人类塑造的社会人文景观。作为文化思维的产物：用图形和符号编绘的地图，不像只以文字记述的书，不仅表达作者的思想意图，而且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空间的感知和创作时代的社会需求。”古地图具有文字史料所不可替代的价值，特别进入21世纪“读图时代”，图像和影像逐渐成为人类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对古地图的研究愈来愈得到重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因此，作为古地图收藏机构的图书馆也应当更好地完善舆图整理，对馆藏舆图进行全面揭示，以利各类研究的推进。此次北京大学馆藏舆图项目承蒙李孝聪教授悉心指导，大量舆图的版本得到了重新鉴定，修正了过去的讹误，完善了舆图编目著录。我们将学习李先生所传授的考订方法与研究精神，继续推进馆藏舆图及各类古文献的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