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民族文化价值研究

摘要:金庸的小说是仁义之书、性情文字,读后让人眼酸心热、豪气顿生。金庸小说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其核心是中国的道德文化)进行了苦心孤诣的传承、弘扬,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广泛的宣扬;另一方面,金庸小说又超越了武侠小说这一领域其蕴含的人文关怀,熔铸了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深刻内涵,对寻找一条具有中国民族气派、民族作风的小说之路或文学之路,具有启发意义;更重要的是,金庸小说将中国的道德文化与“人的文学”紧密结合起来,解决了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写“人的文学”的问题。可以说,金庸小说的文化价值是远远大于其文学价值的。

关键词:金庸小说;民族传统文化;道德文化;价值

金庸小说是20世纪文坛上的一朵奇葩,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说:“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①金庸小说突破了旧武侠小说的暴力仇杀模式,它的主题旨于弘扬人间正气,批判封建专制,崇尚民主、平等和个性的自由。在金庸的小说中,既有深厚的历史之感,又有鲜明的时代立场;既承续了传统白话小说的手法和语言,又发扬了“五四”新文学的根本精神;既注入了他宽厚悲悯的人文情怀,又注入了他对人性、对人生入木三分的剖析;既可读出说话人飞扬的神采,也可感受到文化底蕴的激流。在金庸的小说中,融汇了中国古代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观念。如:“仁爱慈悲”、“以民为本”、“舍己救人”、“众生平等”、“淡泊名利”等等。本文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价值进行一个浅易的思考。

一、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大家都知道,金庸小说在全球华人读者中取得的成功是前所未有的,毫不夸张的说: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金庸小说。根据金庸小说拍摄的电影、电视剧,甚至基于此研发出来的游戏软件都是历久而不衰。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呢?学术界的前辈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大致有两点原因:其一、金庸先生的艺术功底。他擅长创造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情节,他的文笔矫健却又通俗易懂;其二、金庸小说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金庸先生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赞美者和积极传承者。从这一点上讲,金庸小说抓住了中国人的心理,从而也为他缔造出数以亿计阁“金迷”来。正如一位金学大家陈墨先生所说的那样:“金庸小说能够吸引中国人,无论是本土的还是海外的,从小学生到大学教授,显然不仅是由于它在艺术上的雅俗共赏,更主要的乃是因为它能拨动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精神世界的隐秘的心弦。”②

金庸小说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金庸先生的语言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金庸小说承续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手法和语言;另一方面,金庸小说的内容中满含中国传统文化,金庸先生在其作品中对宗教、历史、诗词、书法、绘画、琴棋……等诸多方面都有涉及,对忠、孝、仁、义的传统社会道德标准也大加赞扬。可以说,金庸小说保留了中国文学的优点,很中国化,这对于在异乡的中国人很亲切。因此,我们知道,金庸先生是十分忠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金庸先生花费十年精力修改后出版的其作品的修订本,相比先前版本,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增添了更多的诗词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尤其是中国历史。其实,通读金庸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在金庸的武侠作品里涉及到的中国文化是多种多样的。陈墨先生曾断言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小百科全书’”。③当然,在本文中,我无法对金庸小说中涉及到的如此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一罗列,而只想集中的略谈这样一个问题:金庸先生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和武侠小说这样一个文学类型相结合,并达到其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的。

为此,我特地摘选了《倚天屠龙记》中十分精彩的一段作一个简单的分析。这段的大意就是在讲张三丰演练一套书法和武术兼并的绝艺:

只见张三丰走了一会,仰视庭除,忽然伸出右手,在空中一笔一画的写起字来。张三丰文武兼资,吟诗写字,弟子们司空见惯,也不以为异。张翠山顺着他手指的笔划瞧去,原来写的是“丧乱”两字,连写了几遍,跟着又写“荼毒”两字。张翠山心中一动:“师父是在空临‘丧乱帖’。”他外号叫做“银钩铁划”,原是因他左手使烂银虎头钩、右手使镔铁判官笔而起,他自得了这外号后,深恐名不副实,为文士所笑,于是潜心学书,真草隶篆,一一遍习。这时师父指书的笔致无垂不收,无往不复,正是王羲之“丧乱帖”的笔意。这“丧乱帖”张翠山两年前也曾临过,虽觉其用笔纵逸,清刚峭拔,总觉不及“兰亭诗序帖”、“十七帖”各帖的庄严肃穆,气象万千,这时他在柱后见师父以手指临空连书“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这十八个字,一笔一划之中充满了拂郁悲愤之气,登时领悟了王羲之当年书写这“丧乱帖”时的心情。

王羲之是东晋时人,其时中原板荡,沦于异族,王谢高门,南下避寇,于丧乱之余,先人坟墓惨遭毒手,自是说不出满腔伤痛,这股深沉的心情,尽数隐藏在“丧乱帖”中。张翠山翩翩年少,无牵无虑,从前怎能领略到帖中的深意?这时身遭师兄存亡莫测的大祸,方懂得了“丧乱”两字、“荼毒”两字、“追惟酷甚”四字。

……只见他写了一遍又是一遍,那二十四个字翻来覆去的书写,笔划越来越长,手势却越来越慢,到后来纵横开阖,宛如施展拳脚一般。张翠山凝神观看,心下又惊又喜,师父所写的二十四个字合在一起,分明是套极高明的武功,每一字包含数招,便有数般变化。“龙”字和“锋”字笔划甚多,“刀”字和“下”字笔划甚少,但笔划多的不觉其繁,笔划少的不见其陋,其缩也凝重,似尺蠖之屈,其纵也险劲,如狡兔之脱,淋漓酣畅,雄浑刚健,俊逸处如风飘,如雪舞,厚重处如虎蹲,如象步。……这一套拳法,张三丰一遍又一遍的翻覆演展,足足打了两个多时辰,待到月涌中天,他长啸一声,右掌直划下来,当真是星剑光芒,如矢应机,霆不暇发,电不及飞,这一直乃是“锋”字的最后一笔。张三丰仰天遥望,说道:“翠山,这一路书法如何?”④

这一段应该说是阐述金庸小说有中国文化传统教育目的的一个极典型的例子。在这一段当中,金庸先生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一位历史人物——书法家王羲之(公元321年——379年),同时还讲述了促使他写《丧乱帖》的悲惨的历史事件。金庸先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武侠小说相结合。在金庸小说中,很多主人公都是既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又拥有一身超群武功的人物,金庸不但使书中众多人物集文才与武艺于一身,更把文化本身变为武器。在上述摘取的一段中,中国文化——书法变成了武术高手降敌的武器,金庸先生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把代表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艺术,如琴棋书画,转换为武术技巧。这样,文化的工具就变成了打斗的工具,以艺为剑的武林高手变中国文化为武器,正像陈平原先生讲的:“所谓打得好着……是于一招一式中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写出‘剑’中之‘书’。”⑤

当然,在金庸小说中被转化为武器的不仅仅是诸如琴棋书画的古典艺术,也还包括许多的中国文学经典,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文学和哲学作品。例如,《天龙八部》中的一种神功——北冥神功的练功要诀就是取于《庄子·逍遥游》中的一段;再如,金庸先生以李白诗句为题的小说《侠客行》,这部著作到最后给人揭示的一个谜底就是:《侠客行》一诗中文字的笔画就是一种极高明武功招式示意图。陈墨先生对此也评价道:“将诗句化为武功,这大约是金庸首创的。”⑥

因此,作为武学泰斗的金庸先生在自己小说里所表现出的文化意愿——希望他的小说会对读者有教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金庸先生将这个目的不断深化,将其展现于修订本小说的前言和附录里,同时,更是在修订本中添加了与小说情节有关系的艺术名作、名家手迹、历史古迹等等。从这些我们也可以深深的体会到金庸先生视传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深刻内涵,也让我们明白了金庸先生在此方面不遗余力所做的贡献。

二、文学道路的一盏航灯

金庸小说首先我们得承认,它仍然逃脱不了“通俗文学”的范畴,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承认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中的经典,作为“通俗文学”,金庸小说可以说是很有文化魅力和欣赏价值的。它深得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神髓,在雅俗融合和精神境界等方面都做出了十分有益的开拓,这是金庸先生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的学者气质和学者身份带来的弥足珍贵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金庸小说的突出贡献,早就超越了武侠小说这一领域。它对于我们思考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互动乃至交融,思考传统小说技巧和现代小说技巧的互动乃至交融,寻找一条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为读者所欣然接受且喜闻乐见的小说之路或者文学之路,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金庸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矛盾或者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⑦透过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金庸先生在创作其作品时秉承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完全的忠实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金庸先生自己也承认在其创作中也多多少少受到了西方探险小说、侦探小说等的影响,但我觉得这并不能掩盖金庸小说中的中国特色,中国成分。这也难怪有众多学者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与金庸小说相对比,甚至认为金庸小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水浒传》的特色,这也正是金庸小说在华人中有非凡影响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金庸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华性的建构轨迹,也正是基于此,我们看到的为数不多的金庸作品才显得异样的精彩,而这正是金庸小说中所透露出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所带来的。

三、中国道德文化与“人的文学”

中华名族的传统文化其核心是“中国道德文化”。在金庸之前,善恶分明几乎是传统武侠小说千篇一律的典型程式,而金庸则完全“颠覆”了这一切。金庸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赞美者,金庸小说的内核就是对人性的深入开掘和洞幽阐微。

我觉得:金庸小说的深度就在于号称“成人童话”的单纯的武侠小说中,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在金庸小说里,他完全打破了我们这个明族的审美定式,破除了传统的道德神话。金庸小说不是善恶分明的道德寓言,而是以真切的白描手法描摹出了现实生活的人生百态,以及百态中诡奇变幻的人性世界,写出了“有缺点的好人”和“有优点的坏人”,雕塑出活生生的有呼吸有血肉的人物。小说中没有绝对的好人,同样没有绝对的坏人。正面人物不是完美无缺的“神”,反面人物同样也不是恶尽恶绝的“鬼”,有的只是人性的弱点或人生的误区。

金庸笔下的魔头,可以简单分成三种类型:李莫愁式的失恋变态型;夏雪宜式的复仇变态型和慕容复、万震山式的权利贪欲变态型。他们不像古龙小说中的魔头那样坏的没道理,而是坏的合情合理,坏的撼人心魄。甚至于在他们走向颓败和毁灭时,还给人留下深长的惋惜。金庸先生对于人性的解剖,可以说到了运笔千金的力度。在金庸先生的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中,韦小宝与康熙皇帝的友谊,竟源自皇帝权利人格的囿限;而韦小宝对师父陈近南的依恋以及对天地会的义气,竟出于这位妓女之子自幼失父后深深的恋父情结。可以说,这是一种源于心理分析学说的现代小说理念,即使是在所谓的纯文学中也没有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

金庸先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道德文化与“人的文学”结合了起来,从而解决了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写“人的文学”的问题。金庸小说在肯定和要求人的价值的同时,依据既有的文化进行人格的自我完善,其目的就在于维护和宣扬既有的文化。总的来说,如果将人的价值的实现看成是完全解除一切束缚的个性的自我实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显得格格不入;但若将人的价值的实现看成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最好的标准。金庸小说中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的道德的完善,人的道德的完善并不抹杀人物的个性,相反,它使人的个性得到更合理的张扬;人的道德的完善并不是不要人的欲望,而是使人的欲望更富有理性,这也正是金庸小说中的传统道德文化与“人的文学”最好的“归宿”。

金庸小说是伟大的,它所蕴含的中国民族文化的内涵是深刻的,而关于这些精髓价值的研究更是我们不应放弃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注释:

①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②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艺,1995,引言:第6页。

③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艺,1995。

④金庸,《倚天屠龙记》,第一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4。

⑤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73页。

⑥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艺,1995。

⑦杜南发,《诸子百家看金庸》,1985,第四辑。

参考文献:

1. 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艺,1995。

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人民文学,1992。

3. 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4.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金庸,《金庸作品集》,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

6. 徐岱,《论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