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不是量变，是质变（一）

最近，“减负”又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学生多次参加国际PISA测试，在数学、阅读和科学领域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但测试结果也显示，这些学生的家庭作业量和投入课后（或校外）学习的时间也遥遥领先，问题解决能力也不尽人意。这说明，我们的基础教育也和经济发展一样，需要调结构、转方式、提效益。

我国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较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对于是否要减负，人们看法不一，各执己见。在家长中特别流行的一种认识是：谁减谁犯傻，谁减谁吃亏；校内越减，校外越加；负担减轻，现在快乐了（其实快乐与否与“负担”轻重并无必然联系），将来怎么办？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将来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如此等等。

孩子所受的教育关乎TA的未来。但从某某名校毕业的学生，就一定会有满意的工作，就一定会在职业领域里取得成功吗？这很难说。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职业和生活问题，那么职业教育可能是更值得考虑的一个选择。我曾参观一所欠发达地区的职业学校，学校口号的大意就是孩子上职教，就业有保障，全家能脱贫。曾有官方调查结果显示，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就业率相当高，甚至要高于一些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我们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跨越，对这样的人才需求量是相当大的。一所职业学校的校领导对我说，他们的毕业生都有很好的就业出路，有些优秀的毕业生年薪可以挣到几十万。我曾参观一家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告诉我，他们的月薪也在万元左右，有时还会更高。

但为什么许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选择接受职业教育，这恐怕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职业教育相比，更高的学历可能会有更好的仕途。且看今天有多少领导（不要说高级领导）是中专技校毕业的？2017年我去南京，看到秦淮河畔有用彩灯搭建的巨大的古代官帽造型，内心感触颇为复杂。目前这样的情况依然是真实存在的：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进入某所学校，或逼迫孩子掌握某种技能，着眼考虑的并非是孩子的天赋、特质和兴趣，而是家长个人的面子。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多数人不再为生计发愁，一般性工作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小，一项普通体力工作的收入水平也不比一般性技术工作低，但是，人们依然会把不同的职业分出高低贵贱来，家长依然会不遗余力地让孩子挤进更有可能通往“高贵”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问题。

谈到职业，我想我们必须正视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对未来职业可能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从幼年到现在，我目睹了一些职业和行业的变化甚至消失，有些可能只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指出，在未来10～20年，就业市场两极分化的趋势更为严重：认知性和創造性强的高收入工作机会和体力性的低收入工作机会都会增加，但常规性和重复性的中等收入工作机会将会大幅减少。由于计算能力的快速增强，今天人们认为收入优厚且体面的工作，可能会部分由自动化技术所替代，如律师、金融分析师、记者、会计师、保险承保人等。甚至有人预测，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很快就要到来！），90%的新闻将通过算法生成，且其中大部分内容将完全不需要人的参与。而我们今天不太青睐的一些职业，如与精神健康相关的社会工作者、编舞人员、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者、文化领域里的研究者等，被技术取代的风险却较小。顺便说，我个人认为，教师被取代的可能性也不大，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人师”，而非“经师”。

我曾在一些场合谈过一个观点，我把它称作“台阶理论”：我们特别想上某所大学，希望能一下子考进去，这当然很好；但大学的录取线就像是一个平台，有的平台很高，你要想一下子跳到这么高的平台上，尽管你有着很好的弹跳力，但也要做好摔下来受伤甚至磕断腿骨的思想准备。向越高的平台上跳，摔下来受伤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实，踏上大学这一台阶只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阶梯，实现人生理想目标的途径不只一个。你不必一定要一次跳上去，也可以搭几层台阶，一步步地走上这一平台，最终达到同样的人生高度。就学术发展和造诣来讲，今天能够站在清华、北大、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些顶尖大学讲坛上的教授，也不一定都是当年从本校毕业的学生。在一个倡导终身学习的时代，人生就像是一个不断爬坡的过程，意志力和弹跳力同样重要，甚至前者更为重要，关键是要有人生的目标和持续不断的努力。升学是如此，步入职业领域以后的发展也是如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