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概述

[摘要|菀猐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史研究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偏弱。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在2015年突出的特色为：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历程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视角。在大数据和方法多元的时代，管理大数据不“易”，分析与理解、筛选、处理大数据更“难”。现当代史总结历史经验的任务很重。

[关键词]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F1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6）06-0109-12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史研究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偏弱，正如中山大学朱富强教授论文题目所言：《经济学为何没了“历史”的交椅》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在2015年仍然有诸多进展。突出的特色为：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历程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视角，并由此提高了学科的受关注度。

一、学科发展的年度特点

（一）学科的重要性正被广泛接受

近年来，在我国社会科学成果中：拥有本土视角、本土关怀、从中国的经验出发等方面的成果得到更多关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重要性相应提升。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明孔在《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适逢其时》中所指出的：与现实中的社会经济生活关系密切的问题愈来愈受到重视，在体现学术价值的同时更加关注科研成果的现实借鉴意义；一些中青年经济史学工作者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些有较高声望的经济学家，将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史。 2015年6月公示了十六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其中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相关成果占了约半数，刘鹤研究世界经济史与中国经济相联系的成果《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获得论文奖是一例。

（二）面对新常态下的新问题

2015年，中国现代经济史遇到的挑战空前尖锐、十分具体。比如：中国的工业化是否完成？处于什么阶段？何时完成？近年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工业化还是金融化？中国的工业化成就是否有量乏质、成本高昂；中国的工业化是否是嫁接的、引进的、脆弱的？“时间”标准显示：中国的工业化仍在路上，中国工业化进程面临中断危险，选择应为积累脂肪与强健筋骨——工业化强健筋骨，金融化积累脂肪。 如何看待当代经济的财政刺激政策与债务经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意味着历史奇迹的趋于平淡，还是预示着时代辉煌的新篇？等等。情况表明：中国现实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面临的不仅是理论问题，首先是历史问题，特别是经济史的问题。

（三）选题与现实经济密切关联

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中最贴近实践的学科。如何通过深入经济史的基础研究来启示应用研究，同时通过联系应用研究来丰富经济史研究，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正在成为从事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共同努力的方向。2015年的选题特点为：（1）通过对经济史反思应对现实经济问题。如：江宇连续发文探索建国以来五次经济下行和“保增长”的实践，借鉴历史经验研究稳增长。 （2）贴近昨日。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越来越迅速，市场经济所呈现的周期性与阶段性表症越来越明显，不仅“当代人研究当代史”已经被广泛采纳，而且当代史的含义也不限于数十年前，越来越接近昨天。如武力：《略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 研究的是中共十六大至十八大期间的十年；武力、李扬：《新世纪三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回顾与思考》 等。

（四）研究结构变化、对象拓宽

（1）结构的持续点与新热点。持续关注的对象如：政府与市场关系；产业史研究，包括工业制造业、农林产品（如茶叶史）等；民生史研究（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环境变迁）；财政、金融史及其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注重跨时代、跨国界研究等。两个新热点：A阐述与分析新中国成立前后劳资关系的变化。如阐述给企业员工发放年奖的演变历程。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难得发表的经济史文章，特色是资料来源丰富，阐述分析细致，结论辩证等。 B纪念三线建设决策50周年，形成一批研究文章并出版了论文集。（2）内容拓宽：A涉及政策实施中对立统一的双方如何平衡。如在1953～1958年的统购统销过程中，如何在国家与农民的博弈中达到暂时平衡，使统购统销制度得以实施。 B涉及经济监察等以往鲜有研究的领域。如邬思源：《20世纪50年代中期推行哈尔滨铁路稽核局监察工作经验述评》 。又如夏梁《“以市场换技术”是如何提出的（1978～1988）》 等。C运用新发掘的档案资料补充宏观历史，探索区域、微观案例，使研究深入、实证性强。如：赵入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人口流动与管理》 。认为中国的人口流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并非死水一潭；政策、灾荒、历史习惯和其他政治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户籍制度并不是二元社会形成的主因。柳森：《1960年代初江苏省农村家庭副业调整述论》以江苏省为个案从微观层面分析1960年代初调整农村家庭副业政策 。

特别是一些地方档案馆的开放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如上海档案馆开放促进企业研究展示新成果。 北京档案馆与其他一些地方档案馆的开放也带来了研究的深入。 这些成果既反映了档案馆工作所体现的“三个自信”，也体现了学者深入扎实的学风。

二、回顾与研究66年经济史，“温故知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来源

李健、孙代尧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源头，从源流关系视角辨析关于中国道路和前途的四种“主义”，认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和“国家资本主义”论无源无流，社会民主主义流非源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源无流，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自源出、源远流长。 董志凯认为，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是由特定的资源禀赋、历史条件使然，是顺应客观条件的结果。曲折的路径体现了选择中国道路的艰辛与经验，紧迫的机遇挑战中国道路的应对，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决定中国道路要在探索中坚持和发展。既要避免财富占有差距过大、社会不公造成动荡，又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还要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和压力，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这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缘由与长远目的。 赵士刚认为，陈云1956年两次涉外会谈蕴含了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本国实际出发的思想。 武力认为，邓小平“小康”概念的提出，替代“四个现代化”目标，生产力水平视角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基础。 程中原认为，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称为“全面整顿”不够确切，应该按实际情况称之为“1975年整顿”；其中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邸乘光认为，从1978年9月访朝归来到12月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北方谈话”到“‘三中全会’主题报告”，邓小平不仅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课题，而且多方面阐明了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要在哪些方面改革开放和如何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实际完成了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