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哲族民歌历史流变中的变迁

【摘要】一切艺术都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历史的流变而变化，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适应人民大众的需要，不断发展，不断繁荣。赫哲族民歌的发展史充分的证明：赫哲族民歌的变化与变迁、发展与繁荣，正是在历史流变中形成的。也就是说，赫哲族民歌的发展史，与整个赫哲族的民族史是息息相关、同步一体的。

【关键词】赫哲族；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J639 【文献标识码】A

为了能够更具体地解读这一重要命题，特从赫哲族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四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流变中赫哲族民歌的发展变化四个层面，进行对应的分析。

一、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原生态民歌的历史流变

从原始社会到1840年鸦片战争，赫哲族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古代史阶段。这一时期的赫哲族民歌，以原生态民歌为主。当然，这种原生态民歌，也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历史的流变而变化的。

作为渔猎民族的赫哲族，其原始民歌是伴随着原始先民们的捕渔、狩猎的生产活动而产生的。《捕渔谣》、《打渔歌》、《深山密林打豺狼》、《猎貂》等等，都是最好的证明。“原始社会的歌、舞、乐三者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从最早的乐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现音乐来自实践的线索。在狩猎时代，原始人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主要内容就是狩猎活动所猎取的动物，因而，最早的乐器往往都是用兽骨兽皮制成的。”

赫哲族民歌见于文献记载的，则在公元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据唐李延寿所撰的《北史》中所记的北魏至隋的历史中所述，赫哲族的前身是勿吉族，在歌舞上“曲折多战斗内容”。“到了隋唐时期，赫哲族的前身靺鞨人生活在北方的深山密林、江泽湖畔，这种自然环境和他们的狩猎、捕渔生活，给音乐创作提供了条件。”《北史·契丹》中说：“契丹其俗与靺鞨同。”宋人张舜民在其所撰的《使北记》中记载：“胡人（契丹人）吹叶成曲，以番歌相和，音韵甚和。”《金国志·初兴风土》也载：“以桦叶，吹作呦呦之声，呼鹿射之。”“金之先，出靺鞨”。“金之先辈，其乐唯鼓笛，其歌唯鹧鸪，曲第高下长短如鹧鸪声而已。”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赫哲族基本上仍保留着原始的氏族社会制度。凌纯声在其所著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中指出：“氏族为赫哲社会的基本组织，住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尚有七个氏族……许多氏族聚居的地方，小者称之为屯，大者为城。屯赫哲语叫做‘嘎深’，屯有长称为‘嘎深达’，由各氏族的姓长及族长选举，管理一屯之事。屯之大者有人家三百余戶，人口多至二千余。大屯因人口众多，为防御邻族的侵入，常筑较坚固的大城，赫哲人称这种土城为‘霍通’，城主称为‘竹深达’……在某地方出了一个英明的城主或屯长，征服了许多的屯城，即渐成为一个部落。人民称部落之主为‘额真汗’，或简称为‘汗’……”

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比较迟缓与滞后，所以赫哲族民歌在古代历史中便以原生态民歌为主体，鲜有新民歌创作。当然，这些原生态民歌也并不是全部由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其中一部分也是不同时代新创作的，只不过它们的数量甚小而已。正如陈恕在其所著的《黑龙江北方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一书中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赫哲族的先民们处在族系迁徙和流变中。在原始的生产劳动和动荡的生活中，人们没有形成明确的音乐意识；那时随意的歌唱和摆动身体的动作主要是为了娱乐，音乐尚处在朦胧状态中。”

关于这一特点，在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人》一书收录的27首民歌中与李利佳、杨润二位先生主编的《赫哲族民歌总集》一书中收录的80余首原生态民歌，都可以得到具体的佐证。

二、当代社会的历史巨变与赫哲族民歌的巨变

当代中国发生了历史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改革开放”又标志着中国人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势不可挡。于是，这一历史巨变也引起了赫哲族民歌的巨变，大批新创作的民歌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与主体地位，形成了以新民歌为主、原生态民歌为辅的大格局。“建国三十多年来，赫哲族从解放翻身到参加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他们的民歌手创作了大量的新民歌，回忆旧社会的苦难生活，教育后代不要忘记过去，歌颂党的英明领导，赞美人民的幸福生活，颂扬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等等。”

而“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通过诸多的重大文艺演出活动和‘乌日贡’民族节日的集中表演和民歌技能竞赛，再通过当今信息时代音像传媒的扩大交流，促进了赫哲族民歌自身的成长，使赫哲族民歌的情感表达由初衷的自娱、表述、沟通、交流、传情、叙说、宣泄、抒发、祈祷等方式彻底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情感抒发、表达、赞美、歌颂，公众场所同歌同唱同演同乐同竞技同欣赏的艺术表演。”于是，一大批直接讴歌改革开放新气象的新民歌登堂入室，家喻户晓。例如《乌日贡颂》：“乌日贡乌日贡，你似三江水波涛汹涌，你似街津山雄峰耸立。你述说着赫哲的古老沧桑，你汇聚着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你铸造赫哲的现代和文明，你谱写民族团结奋进的乐章……”改革开放揭开了赫哲族历史的新篇章，也揭开了赫哲族民歌史的新篇章。

三、赫哲族民歌的创新与发展

在古代时期由于长期处于氏族社会，赫哲族音乐发展迟缓，故原生态民歌占据主导主体地位，且发展变化幅度较小、质量较低。近代史中的赫哲族，处于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故产生了一定数量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民歌，但尚未处于主导主体地位。现代史中的赫哲族，处于中国历史的天翻地覆的巨变之中，故大量新民歌应运而生，形成了新民歌与原生态民歌互促并进、各占半壁江山的大格局。当代史中的赫哲族，处于新的历史时期，故新民歌不仅数量上成为主导与主体，而且质量上也屡创辉煌。不仅走向全国，而且走向世界。例如著名的赫哲族新民歌《乌苏里船歌》（郭倾、胡小石词，汪云才、郭颂曲），不仅成为国内大专院校和中小学的音乐教材，而且于20世纪80年代初，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该组织出版的《亚太地区音乐教材》之中，走进许多国家的音乐课堂。

赫哲族民歌要在传承与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使这批“活化石”产生新的活力。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效。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统一编写的九年一贯制中小学音乐课本中就收录有赫哲族民歌。许多博物馆中也藏有赫哲族民歌的文本与演唱时的图片。还出现了反映“伊玛堪”说唱情景的微型泥塑作品。“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和敖其民族新村赫哲族歌舞团的原生态民歌演唱，都走进许多大型文艺晚会。通过纪录影片、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赫哲族民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赫哲族民歌未来发展之路，以创新与发展为亮点与情点、力点与支点。“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创造和创新。沒有创造，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赫哲族民歌的创新与发展的艺术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郭颂、胡小石、汪云才、吕远等一大批专业的音乐家创作出来的赫哲族新民歌，既是赫哲族民歌创新与发展的成果与标志，又是赫哲族民歌未来发展之路的启示与参照。

当然，赫哲族民歌的创新与发展是全方位的，不仅是歌曲创作，也包括演唱与乐器伴奏。在演唱方面，出现了多声部的合唱与重唱，例如同江市赫哲族文工团刘艳华、张爱东、谭书音演唱的赫哲族新民歌《在路上》，就是三重唱。当代赫哲族女歌唱家于秋颖，从赫乡考入中央民族大学音乐舞蹈系声乐班，毕业后专门演唱赫哲族民歌。她在大型歌伴舞《美丽的阿桑西德》中的演唱，令人耳目一新，成为赫哲族民歌演唱创新的代表人物。在2010年8月于佳木斯市举办的黑龙江省运动会上，出现了500人表演的艺术体育——“萨满调”歌伴舞团体操，实现了赫哲族民歌与舞蹈、体育的多元组合的大幅度的艺术创新。在赫哲族第八次“乌日贡”大会上，又出现了赫哲族青年用小号演奏赫哲族民歌的节目。于是手风琴、钢琴、电子琴等伴奏乐器，取代了原始的口弦琴伴奏。如此种种，都凸显出赫哲族民歌创新与发展的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高水准，而这，也正是赫哲族民歌未来发展之路的方向。

综上所述，赫哲族民歌的历史发展与变迁，是随着赫哲族民族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发展的，也就是说，赫哲族民歌的历史变迁，既与其民族史的流变相同步，又受其民族史的流变所决定。

参考文献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陈恕.黑龙江北方民族音乐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4]陈恕.黑龙江北方民族音乐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杨治经，杨诗粮，彭放，等.北大荒文学艺术[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

[6]邢容，邢铁红，邢铁志.赫哲族民歌情感蕴涵[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

课题项目：黑龙江“一带一路”生态民族特色旅游下的赫哲族民族文化村与高校共赢合作的研究（项目编号：GJD1316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