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拉·卡普兰女性主体性理论研究

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是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环节，是妇女解放的关键，文学理论界对它的探讨由来已久。从德国启蒙时期主体性问题的提出，经过康德形而上的哲学建构，到早期女性主义对普泛的女性主体性的拒斥，主体性的探讨基本上停留在本质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层面上，是男权的主体性。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文化研究语境观照之下，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才真正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出现了多向度的发展势头。在用后现代立场进行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学者中，英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科拉•卡普兰可谓佼佼者，因而备受中外学人关注。她的文章《潘多拉的盒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主体性、阶级和性征》（1985）是其女性主体性理论的智慧结晶，在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当代英国颇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选编入《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书，并于1992年结集出版，遂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热点话题。

2002年，《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书在中国翻译并出版，卡普兰的女性主体性理论的重要性才逐渐被中国学界所认识。与以往的学者不同，卡普兰所持的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研究的立场和方法，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是她讨论主体性的主要参照框架。她认为，女性个体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作为所有差异性特征如性别、阶级、种族的聚合体，其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具有构成性和破碎的同一性。文本作为有结构的语言，作为生产意识形态的重要场所，在女性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中被赋予了重要责任。卡普兰具体在社会、语言和心理三个层面上进行了深入剖析。卡普兰的理论对于女性主义批评向纵深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很少进行学理上的分析和研究，因此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做一些尝试，以期为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一 社会层面：性别、阶级、种族的相互构成性

卡普兰首先在社会层面上对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性展开了讨论。众所周知，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概念是基于人对自身认识的逐渐清晰而产生的，它折射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及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种特性，它既包括人的主观需求，也包括人通过实践活动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把握”①。16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和科学知识的迅速增长，人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突显。真正对主体性进行系统建构的是康德。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人”的地位和价值提高到历史上不曾有过的高度，“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成目的，决不只当成工具”②，“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惟一无二的存在者能够形成目的的概念，能够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的”③。这种主体性的建构维护了人的尊严和地位，但它是资产阶级的主体性美学，具有明显的本质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特征。伊格尔顿说过，18世纪的德国美学是资产阶级的主体性美学，“新兴的中产阶级再度把自己定义为普遍的主体”④。在传统二元对立的性别秩序下，康德所建构的主体性只是男权的主体性。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如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曾摒弃普泛的主体性观念，她在《为妇女权利一辨》（1792）中试图建立真正属于女性自身的主体性，但由于她们仍停留在人文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基础上，没有将性别与其他差异范畴相结合，仍然以男人的标准来要求女性，所以不可能真正解决女性主体性问题，这也是早期女性主义的缺点和误区。

历史发展到后现代时期，差异性得到了彰显，普遍性和同一性的观点受到了质疑。反映到女性主义批评当中，即表现为形而上学的普泛的女性主体性观点遭到拒绝，所谓的女性主体性被定义为多元的、破碎的同一性。卡普兰的理论对此做了详细的注解。从社会层面上来看，性别、阶级和种族的相互构成性，对破碎的同一性的女性主体性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卡普兰认为，性别、阶级和种族作为文化研究领域的三大差异范畴，它们是在一个意义链中通过一种叙事启发和一套联想术语而相互构成的，因此，性别主体性的建构决不能忽略阶级和种族维度。“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家是从阶级和种族的视角出发来分析文学文本及其生产条件的，而强调统一的女性主体的自由女性主义批评，如果没有阶级和种族视角的话，就将无意中对大众市场传奇的意识形态价值进行再生产”⑤。卡普兰意在说明，如果用性别分析掩盖阶级分析和种族分析，如果只强调统一的女性主体性或性别差异，而不进行阶级和种族维度的解读，那么再生产出来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把差异塑造成父权逻辑以及种族歧视的口实。

性别、阶级、种族三大差异范畴的扭结点是人的身份、主体和意识，所以主体的身份应该是多样性的、差异性的，所有的差异性特征聚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存在。性别的主体性因阶级和种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自然的、本质的和统一的身份等都是本质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概念，所谓统一的女性主体性只不过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自由女性主义批评强调统一的女性主体性，推崇性别，将性别与其他社会决定形式分割开来，就性差异在文学话语中起到的作用问题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片面的解读，成了抽掉最棘手、最具矛盾性的意义的一种解读。因此，“关于文化意义生产的这些理论必须完全与除性差异之外的其他差异系统紧密联系起来，否则，它们所生产的也只不过是反人文主义的先锋传奇”⑥。而且，“男性和女性并未以纯粹二元对立的形式出现在文化话语中。它们总是已经通过其他社会和文化形式，通过其他差异范畴而被编排和打破。我们幻想的性僭越，以及我们对性规范的遵守，都是通过这些结构等级表达的。从反面来看，阶级和种族的意识形态也浸透着性差异的语言，也是用这种语言言说的”⑦。由此可见，在性别、阶级和种族意义的相互定义中所形成的女性主体性应该是多样性的、异质性的，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卡普兰揭示了资产阶级统治者用性别压迫置换阶级压迫的策略，由此告诫我们要防止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的主体性对其他阶级和种族的女性主体性的置换和统摄。

文本作为生产阶级、性别和种族意义的关键场所，受到了卡普兰的特别关注。她从社会层面出发对一些经典文本做了详尽的阐释，进一步赋予文本建构女性主体性的重要作用。安•拉德克利夫的《尤多尔佛的秘密》是18世纪90年代启蒙时期最流行的哥特小说。故事发生在意大利的乡村，远离温文尔雅的英国上流社会。为了逃离有头衔的外国主人的胡搅蛮缠，女主人公爱米莉仓促逃离了城堡，因恐惧和慌乱，她忘了戴帽子。在文本所描写的世界中，不戴帽子会威胁到爱米莉作为纯洁女人的身份，如同那个狂暴的追求者一样危险。当爱米莉从一位农家女手里买到“一顶小草帽”时，她又恢复了身份。对于看似简单的文本，卡普兰却从社会层面对其所蕴涵的重要问题做了深刻的揭示，深入剖析了阶级、性别的相互作用对于女性身份以及女性主体性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她认为，“在这个叙事中，贵族诱奸者、无辜的资产阶级受害者、农家女和草帽表达了阶级和性征相互关联的意义”⑧。通过对这部小说的分析，卡普兰意在说明，性别、阶级和种族在建构女性主体性的过程中，三者是相互作用的，具有不容忽视和替代的价值。

二 语言层面：语言文本的异质性

作为一个持有后现代立场的学者，卡普兰的视野是开阔的，她吸取了语言学的理论资源和分析方法，进一步从语言层面上阐释了女性主体性的建构过程。语言不是超验的物质存在，它代表着人类经验的积累，是权力压迫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不是完全统一的体系。巴赫金坚持，一切语言无不牵涉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这些社会关系依次又是更广泛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伊格尔顿也认为，“语言不应被视为‘表现’、‘反映’，或是抽象体系，而是一种物质性的生产方式，符号的物质形体在社会冲突与对话的过程中被转化成意义”⑨。语言符号构成文本，于是，文本也就成了相互冲突和竞争的话语汇集的场所，成了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场所。这和阿尔都塞的观点极为相似。阿尔都塞在他的文章《矛盾与多元决定》（1956）中曾经提出过矛盾的多元决定论思想，认为文学文本中充满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这些观念的矛盾通过语言的冲突显现出来，那么，文本也就成了“多声部”的文本和异质性的话语，不同阶级、种族的女性在其中进行对话，文本所建构和展示的女性主体性也只能是一种散乱的同一性，这也正是卡普兰女性主体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文本用语言来表述，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心理对社会的认识，语言的表述又具有意识形态性，符号学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学的维度，使得建构女性主体性的时候应该充分敞开文本，对作为文学存在的文本进行展示。语言本身又具有物质性，因此，语言文本就成了生产阶级意义的重要场所。卡普兰以此为理论前提，展开了语言层面上的深入分析。卡普兰认为，性别和阶级在语言上具有相互构成性，阶级是抽象的，性别是具体的，阶级的特征表现在性别的差异上，二者相互界定，那么，女性主体性在语言层面所进行的建构就可以通过阶级意义的生产进行阐释。关于“阶级”这个范畴，后现代学者反对现代时期的本质主义观点。包括卡普兰在内的后现代学者认为，解释“阶级”这个概念的意义，不能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即“阶级”是官方社会描写的一个基本筹码，是关于分配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话语的结果，是一系列文化指意实践的综合，或是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自我定义，是先前的社会现实所享有的一个单一的参照点，所有这些都是本质主义的观点，取消了“阶级”这一范畴的丰富内涵和现实生命力。英国历史学家伽莱斯•斯蒂德曼•琼斯认为，“阶级”是深嵌于语言之中的一个词，应该注意它在话语中的不同建构。也就是说，阶级是一种经历的活动，是在活动中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通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和实践在意识和无意识的语域中“被制造”和“被经历”的东西。因此，卡普兰认为，文学文本构造出不同的阶级话语，这种阶级话语是性别分明的话语，不同阶级立场的女性话语在文本中共同制造出不和谐的合唱，建立统一的女性主体性的想法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幻想。

在语言层面的分析上，卡普兰还借鉴了拉康的理论。拉康也曾对主体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人是各种关系的符号，一旦赖以存在的关系消失了，人就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主体在语言活动中的位置和内涵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语言是社会关系的载体。正如后结构主义者们所强调的，主体不是一种自由的意识或某种稳定的人的本质，而是一种语言、政治和文化的建构，是可以改变的。而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被男权制认为是普遍存在的、不可更改的、自然形成的，这种关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的主体性概念是人文主义、本质主义的观点，在后现代强调差异性和多元性的文化语境中已经难以立足。拉康的理论正是通过揭示语言和性别之间重要的结构关系，将语言维度和社会维度相互融合，进而来理解主体性的建构过程。拉康的理论给卡普兰等女性主义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和思想资源。

为了阐明语言在文本中建构女性主体性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卡普兰以夏洛特•勃朗蒂的《简爱》为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卡普兰谈到，“迄今我们还不十分了解劳动阶级妇女是如何理解小说中叙述的受到威胁的女性的，尽管这在为女仆所写的廉价小说和大众戏剧中比比皆是。像《简爱》这样的19世纪资产阶级小说几乎丝毫没有讲述穷人自我定义的主体性，无论是男是女”，接着又说，“从批评家的视角看，最具意义的生产能力的文本莫过于夏洛特•勃朗蒂的《简爱》。……这段话一开始就严加防范‘任何人只要喜欢我都可以谴责我’，接着讲述了超越社会可能性和向社会偏见挑战的需要、要求和欲望。打开‘阁楼上的天窗’所看到的景象激起了简的一段独白，在这段独白中，她重申了浪漫主义的妇女审美观，激烈地驳斥了关于女性差异的说法”⑩。卡普兰认为，《简爱》中充满了浓缩的意义，过分地再现了性征和性差异，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妇女之间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差异却因语言对他们的浓缩而变得模糊，劳动阶级妇女的主体性在无形中被资产阶级女性主体性所置换，在文本中营造了统一的女性主体性的神话，这是资产阶级女性的非常危险的文化逻辑。

三 心理层面：女性特质的不稳定性

心理层面是卡普兰建构女性主体性的第三个维度，她从女性特质的不稳定性入手，着重分析了统一的女性主体性的幻象。从古希腊开始，出现了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的划分，柏拉图极力强调理性，贬低感性，认为感性扰乱人的思想，不利于政治稳定，所以要将诗人赶出理想国，“你心里要有把握，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理想国。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B11。理性是崇高的，感性是低下的东西，这种二元对立的划分成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思维模式，在男权制社会中，又被塑造成男尊女卑秩序的根源。卢梭就主张理性与非理性的分化，在他的著作《爱弥尔》（1762）中，他将理性定义为男人的属性，女性则被认为是一切非理性的象征，是欲望的客体和言说欲望的主体，由此塑造了堕落的女性主体性。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如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曾就此与他人展开过辩论，但她们仍然认为非理性的性征是女性腐败和堕落的根源，所以反对情感和感性，强调理性。卡普兰认为，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等早期女性主义者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忽视了女性特质对建构女性主体性所起的作用。

“女性特质”，英译为femininity，意思是：a characteristic or trait traditionally held to be female，即通常女人具有的特性或天性。“女性特质”具有理性与欲望、自治与从属的安全感、心理与社会身份之间分裂的特点，是一种不稳定的形态，这种不稳定性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游移，在意识与无意识中间徘徊，这就使得任何追求连贯、统一和理想化的主体成为不可能。卡普兰提倡感性和激情，重视非理性、无意识的东西对女性主体性建构的重要作用，是对学界忽视女性特质的一种反抗，也是重构女性主体性的关键一环。

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给卡普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上的借鉴。拉康非常重视无意识的表达对主体性建构的作用，从他的镜像理论可知，由于他性的存在，人的主体性是分裂的，是一种虚幻的统一体。而且，自我进入语言和法律规则之后，非个人的、抽象的符号系统会限制我们对感情、恐惧、需要和幻想的表达，这些被压抑的存在，就构成了无意识。和弗洛伊德不同，拉康认为无意识是语言的产物，是可以言说的，有自己的规律和结构，是语言的一种特殊作用。拉康曾比喻说，主体的分裂有如主体行进于两堵墙中间，一者在意识层面追求满足，另一者在无意识层面追求满足。而在拉康看来，无意识又是决定意识活动的力源，语言与心理具有同一性，无意识通过语言这一中介物得以显现在文本中，通过语言将最深层的欲望和心理表现出来，从而建构起无意识主体。他将符号学理论引入精神分析，系统阐述了无意识、语言和主体之间的关系，赋予无意识在语言文本建构主体性中的决定性作用。拉康过分夸大了无意识因素在主体性建构中的作用，因为主体性其实是在心理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相互张力中建构起来的，但他对无意识因素的重视，使得女性主义者获得了一个新的批评视角，重新发现了被忽略的女性特质。

受拉康思想的影响，卡普兰极为重视女性特质的作用，坚持心理的分化和不稳定性，以此来证明统一的主体的不可能性。“基本上，在整体父权的文化压抑之中，从属女性意图建构主体，实在不免会遭受各种不稳定性的障碍。她们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身份因而难免（半）掩（半）映在迂回之间，虚实交错地被文本所封锁”B12。在《潘多拉的盒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主体性、阶级和性征》一文中，卡普兰谈到了雅克布和朱迪思•罗德•牛顿对待夏洛特•勃朗蒂的《小城》的完全不同的态度，按照雅克布的阐释，《小城》中的心理、欲望和幻想代表被压抑的、一种已被忘记的女性主义的肯定因素，而按照牛顿的描述，心理层面主要是女性主体性最糟糕和最倒退的因素的储藏库，包括对爱的渴望、从属性和固定的阶级身份所带来的物质和情感安慰，女性非理性心理的表达被卡普兰确定为建构统一的女性主体性的困难之所在，也是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关键所在。在分析《简爱》时，卡普兰重点揭示了资产阶级妇女对劳动阶级女性的非理性心理表达的压抑，“波莎成了疯狂的仆人，疯狂的女主人，外国人，女色情狂，梅毒病患者，混血儿，贵族，她狂暴地对待管家、兄长、丈夫，最后还有情敌。她和她发出的噪音成了非理性和无政府被浓缩和置换的场所，通过阶级、种族和文化的投射，这个危险女性得到换喻式的描写。从叙事上，波莎必须死去，这样，一种道德的、新教的女性，狂放的爱欲和合格的社会化了的女性主义，才能存活下来。然而，文本无法关闭或重现政治反抗和性别反抗得以积极联合的时刻，无法割断理性、激情和女性主义积极联合的可能性”B13。非理性的表达受到了压制，但建构女性主体性必须对女性特质进行揭示，否则，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就仍然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有名无实。因此，卡普兰在文章结尾说：“我们也许不必把女性心理视做性叛逆、社会偏执，也不必视其为叛国倒退的女性伺机刺杀进步的女性主义的黑暗的藏身之所。我们必须把女性心理重新定义为一个结构，而非内容”B14。她想说明，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不仅要表达理性，女性特质也应该得到正确的表达。

四 结 语

在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视野中，卡普兰的女性主体性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不但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更为我们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增长点。需要提及的是，卡普兰所建构的女性主体性是一种破碎的同一性，这种破碎的同一性的建构在社会、语言和心理层面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说明，同时，三个层面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对三者的选择和运用不能厚此薄彼，社会、语言和心理因素的结合，既照顾到了心理性征在主体性建构中的作用，又避免了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理论在抽象意义上来谈论主体性所导致的乌托邦色彩，而且也更具战斗力，因为女性主体性其实也是在心理因素和现实因素的相互张力中建构起来的。

卡普兰的女性主体性理论借用多种理论资源，将多种视角统一起来的分析方法是很深刻的，很多学者都曾论及这一问题，如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曾经描绘过三种不同层次的语境，提供给人不同的认识事物的框架。卡普兰等后现代视野下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主张寻找和认识女性真实的自我，重新建构女性主体性，是对现代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女性主体性的解构，更是一种超越和修正。而且，她们寻找到了重新建构女性主体性的新的视角和方法，对消除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阶级压迫，对真正实现妇女的解放和自由，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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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②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158页。

③康德：《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④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⑤⑥⑦⑧⑩B13B14科拉•卡普兰：《潘多拉的盒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主体性、阶级和性征》，转引自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80页，80页，80页，98页，99页，102页，104页。

⑨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读》，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48页。

B1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

B12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版，第212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