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探索与现实启示

摘 要： 党内政治生态是党长期发展的基础，也是决定党生死存亡的关键。延安时期复杂的党内外环境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出了迫切要求，毛泽东在对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坚持思想建党，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开展学习运动，坚定全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规范党纪、党规，加强党内监督机制的建立等一系列探索来加快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新时期，党同样面临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探索对新时期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发挥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重视思想领先，强调思想建设的支撑功能;抓“关键少数”，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落实;强化党内监督，保持反腐败的战略定力。

关键词： 毛泽东;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实践探索;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9.02.02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彭普秀.延安时期毛泽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探索与现实启示[J].克拉玛依学刊，2019（2）10-15.

政治生态通常指各类政治主体生存发展的环境和状态，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生活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深刻影响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与为政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反复强调营造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回顾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肃清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本本主义等错误，营造了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将党建设成一个全国性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大党。[1]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所处的执政环境错综复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也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深入研究与继承延安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宝贵经验，对新时期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应对党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背景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经历了由初步形成到完全成熟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也逐渐系统化、规范化。任何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背景，毛泽东建设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亦不例外。

（一）延安时期党内阶级成分的复杂性与思想的非统一性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出于应对反革命势力的排挤与剿杀、壮大革命队伍的目的，加之党长期在农村地区活动、吸收了一大批农民以及非无产阶级成员，党内阶级成分日益复杂。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提出要扩大党的队伍建设，许多小资产阶级成员被吸纳入党，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随之流入党内，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加深，造成党内部分成员思想混乱，人心涣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意识到必须首先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借助思想教育、整风等运动使无产阶级思想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纯净党内成员的思想信仰，将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成员改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内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才能使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

（二）延安时期党外严峻形势带来的挑战

陕甘宁边区位于我国西北地区，地处偏僻，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加之长期以来遭受军阀割据与土匪祸乱，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延安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围追堵截，意图摧毁革命根据地，剿灭中共政权，消灭红军力量。为了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对陕北地区进行经济封锁，禁止物资流通。面对此困境，共产党必须在此恶劣条件下带领人民应对挑战，组织生产自救。党外出现的一系列危机挑战对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危机化解能力提出了要求。党是领导一切工作的中心，只有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好，才能建立一个巩固的政权。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探索

鉴于延安时期党外面临的恶劣政治环境以及党内混乱的政治生态，毛泽东意识到解决问题要从内部抓起。因此，他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规律进行了探索，为提高党内政治生态的有序性与正常化提出了许多富有成效的举措。

（一）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王明的“左”倾主义路线错误，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了极大的打击，革命元气大伤。延安时期，“左”倾主义路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清算，具体表现为思想领域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些错误倾向严重影响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对此，毛泽东在1937年相继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对党内存在的各种主观主义错误思潮，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给予了严正批判。[2]1-2后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3]812-813。同时，毛泽东极力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在《古田会议决议案》和《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要坚决反对对于政治形势的唯心分析和对于工作的唯心指导，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号召全党践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具体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后更是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地位。实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确立为毛泽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政治保障。

（二）坚持思想建党，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延安时期，出于扩大革命势力的目的，党内吸纳了一大批农民与非无产阶级成员。尽管这些成员的革命积极性高、愿意听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但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独属其阶级的劣根性，因此出现了许多党员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要开展思想整顿，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战胜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帮助他们实现思想转变，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指出，要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抢占意识形态高地，以夺取思想意识上的绝对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强调思想建党在党的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从思想上建党，首先就要解决党内成员的思想归属问题，要使各位党员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温床上着陆。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着重强调开展全党的思想整顿以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还重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干部教育视作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实现途径。毛泽东认为，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整风学习，而整风的主要对象应该是高级干部，先将高级干部的思想打通，然后再按照阶梯式的顺序开展对中级干部与下级干部的整风。因此，发挥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就是通过开展整风与学习运动使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回归正常轨道，借助各级领导干部在各级党组织中的宣传教育，以点带面，层层辐射，最终达到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全党的目的。

（三）开展学习运动，坚定全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成员主要由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构成，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导致党内整体理论水平不高。而对于理论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写道：“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4]533。因此，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增强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其对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1939 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要把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将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当作学生纳入这个“大学校”来，在中央这个“学校领导”的带领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出于鼓励全党推进学习运动、提高学习运动时效性的目的，毛泽东还提出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此外，毛泽东对于在全党这个“大学校”所要学习的内容也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凡是有相当学习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及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依靠他们教育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党员。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的历史以及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深化全体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了解，增强全体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感，坚定全党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促使其成为一名合格的马克思主義者。

（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反复强调党的组织形式必须是民主集中制，他认为实行民主集中制很有必要。延安时期，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促进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首先，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必须开展正确而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发挥其统一思想的作用。在坚持党的统一与团结的基础上，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勇于对自身的行为与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此激发广大党员参与党内民主的主动性。批评与自我批评明确了党内民主的具体形式，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其次，重申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纪律”。延安时期，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认为必须重申党的组织纪律，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4]528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义所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借助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得到增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则要依靠严明的“四个服从纪律”得到保障。最后，开展党内民主生活教育。由于延安时期存在党内民主生活缺失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必须要在党内开展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培养党内成员分辨民主制与集中制的能力，推动全体成员参与党内民主生活，践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党内开展民主生活教育，既有利于在党内形成注重民主、追求民主的良好风气，也为避免极端民主与自由放任主义奠定了基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与落实、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增强了广大党员对党的归属感，充分调动了党内成员的积极性，有效地维护了党的统一与团结。

（五）规范党内党纪党规，促进党内监督机制的建立

党纪党规是抵抗腐朽思想侵蚀、维护党内政治秩序的重要屏障，也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要实现从严治党、从严管党的要求就必须严明党内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内政治纪律与政治秩序的规范与干预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方面，严惩党内纪律破坏分子。延安时期，党内发生了刘振环、王华亭等人的贪污腐败事件，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待此类贪污腐败案件，毛泽东本着绝不姑息的原则，对违法乱纪分子予以开除党籍等不同程度的严厉惩罚。此外，毛泽东还特别针对张国焘严重破坏党内组织纪律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正是因为党内政治纪律模糊、对党内纪律教育不到位，党内投机分子利用无知党员破坏党内纪律的行为才有了可乘之机。对此，毛泽东提出必须要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的纪律教育，以形成全党上下无人不遵守纪律的局面。另一方面，加强党内外监督机制的建立。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绝不应违背人民的意志。”[5]72党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与主心骨，党不能出问题;必须建立内外联动的监督机制以确保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因此，毛泽东认为除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纪律”外还必须制定详细周密的党内法规，以达到统一领导机关行动、实现党内关系正常化的目的，这就为加强党内监督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合理依据。延安时期，毛泽东还重视发挥非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作用。他提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必须实行“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原则，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三三制”的组织原则为非共产党人士参政、议政提供了有效途径，有效预防了共产党人在政府机关中的包办与“一言堂”，加强了党外人士与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段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历史。正是因为党善于将正确的经验与实践相结合，用理论指导实际，才能够带领人民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6]4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全面总结延安时期毛泽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夺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全面胜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坚持政治挂帅，发挥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的方向与效果。[7]50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也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举措，但是他实行的诸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定党员的思想信仰以及严明党内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等措施都蕴含着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新时代，党反复强调了政治建设对各方面建设的统领作用。因此，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时更要注重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作用。一方面，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全党同志必须牢固树立看齐意识，确保自身思想行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做到政治立场坚定、政治信仰不变。另一方面，要坚持政治挂帅，发挥政治建设“引路人”的作用。党的政治建设抓好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党的政治建设没抓好，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失去意义。

（二）重视思想领先，强调思想建设的支撑功能

党内政治生态是一个多样、有机的系统，保持其运行的有序性需要依靠党的思想建設。重视思想的领先地位、强调思想建设的支撑功能，其实质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保障。延安时期，毛泽东实行了一系列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措施，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导与政治引领。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也要注意发挥思想建设对党内生态建设的支撑作用。在思想建设中，理想信念建设至关重要。思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展全党的整风运动、掀起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其目的就在于坚定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首先就是要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必须对全党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与解决问题;落实“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创新传统理想信念教育方式，借助微信公众号等手段丰富理想信念培育途径，补足理想信念这个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借助多种渠道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三）抓“关键少数”，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

延安时期，毛泽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成功实践表明，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是反映党内政治生态的“晴雨表”，也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排头兵”。延安时期，毛泽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都离不开领导干部的身体力行，有些甚至直接作用于领导干部，以更高、更严的标准对领导干部提出了要求。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教育引导，注重破立并举，抓住关键少数，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担当领导责任和示范责任，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形成‘头雁效应’”[8]。因此，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要稳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与约束，加大对领导干部失职渎职的追究力度，严格落实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的负责制度，规范高级干部的权力运行。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坚持自省的态度，充分发挥自身的带头表率作用，高级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真正做到言传身教。抓“关键少数”不仅攻克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核心壁垒，还为进一步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净化蓄积了坚实的政治力量。

（四）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实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也是确保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重要方面。[9]16中国共产党是由千千万万个党员组成的大党，党内民主如果不能保证、党员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党内政治生活就毫无活力可言，久而久之便成了一潭“死水”。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过程中积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扩大了党内民主，促进了党员民主权利的落实。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更要借鉴延安时期的成功经验，坚持和完善党内各项民主制度，保证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有序开展，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是增强党执政能力的生力军，确保党员的民主权利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要建立健全党纪党规，完善各项民主制度，用制度为党员行使民主权利保驾护航;必须全方位确保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各项权利的落实，进一步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加强党员民主权利教育，增强党员的权利意识，让党员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自觉承担义务。

（五）强化党内监督，保持反腐败的战略定力

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仅需要调动全体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还需要发挥党内监督机制的机动性。党内政治生态的紊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内监督机制的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党员干部行使权力的随意性。权力使用缺少制度的笼子，就会造成权力过大或过分集中，而后“物腐虫生”。因此，为了将可预见的后果扼杀在摇篮，必须加强党内监督，从源头上截断一切可能影响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不利因素。必须加大党要管党的力度，积极探索创新党内监督机制，扩展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落实党内监督的主体责任，多种党内监督方式并行，发挥巡视利剑的作用。强化党内监督机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但对于已然发生的违法乱纪行为也必须严厉惩戒。腐败是党内当前面临的严重的违法乱纪问题。在腐败面前，党必须保持反腐败的战略定力，面对“老虎”面不改色、面对“苍蝇”绝不姑息，既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的失职渎职、贪污贿赂、腐化堕落案件，也要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强化党内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与约束，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松担子、紧绳子”。

四、结语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所采取的一系列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措施，尽管在实践中出现了些许偏差，走了一些弯路，但总体上还是成功的，也取得了显著效果。新时代，由于党内外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任务也有新要求，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党一定要汲取延安时期毛泽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结合新时期党内外环境的变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破原有的理论局限，采取新的可行性措施，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注入新的活力、开启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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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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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组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干部监督[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

[6]张振，张美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探索与当代价值[J].学术探索，2017（8）.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赵乐际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N].人民日报，2018-03-11（1）.

[9]本书编写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