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形而上学与“形”的关系

摘要：形而上学作为对自然、现实的组成和结构的本体性研究，其理论特点之一是与“形”的内在关系。“形”（ειδοζ） 作为“理念”（ιδεα）的显现，是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语词，并作为“善”的表现而成为伦理学、政治学的基础。以考察形而上学与“形”的初始关系，梳理形而上学发展与“形”概念演变关系（“形”在形而上学史发展中的概念层次有“相”“形式”“观念”“概念”等）为线索，归纳形而上学与“形”的内在关系特点，得出：形而上学与“形”关系的奥秘在于人的理论观点。以此分析，拟提供一种对于形而上学的合理理解。

关键词：形而上学；形；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形式；主体

中圖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069−06

从普遍意义上归纳，形而上学作为对自然、现实的组成和结构的本体性研究[1]（563），其发展内蕴于西方哲学的进展之中，并承担哲学作为“庙里的神”的精神重任。但以知识分类角度对形而上学进行对象性分析，形而上学作为对“存在之为存在”的理论化研究，是西方哲学多种理论样态之一，其拥有自身的探讨内容和理论范围，具有一定的特点，并呈现相应的发展规律。

从形而上学的研究内容（存在）入手考察西方形而上学演进过程，可发现形而上学进展不同阶段的发展类型皆以多样性方式表现着与“形”（ειδοζ）的交织性关系。这种关系奠基于柏拉图，并作用于形而上学的发展史，使形而上学发展呈现既受制于“形”又超越于“形”的理论状态，发展为既建构“形”又消解“形”的辩证过程。因此考察形而上学与“形”的关系，可以以“形”为中介全方位勾勒形而上学发展的整体形状，并从实质的角度观察形而上学与“形”的上下远近的方位延异所折射出来的形而上学理论自身的诸种旨趣，进而揭示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形而上学与“形”的初始关系

众所周知，“形而上学”一词起源于安德尼罗科（Andronicus）编排亚里士多德著作所起的名称，意为这部著作排序后于“物理学”。虽“形而上学”一词为安德尼罗科对亚里士多德序列整理的作品名称，但形而上学内蕴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结构中，生长于古希腊文化之上，并拥有属于自身的广阔哲学基础。因此“形而上学”与“形”（ειδοζ）的关系也发端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

为了真实展现“形而上学”与“形”的关系，我们将以词源学、哲学发生学角度考证“形而上学”与“形”的涵义，并通过梳理，揭示形而上学与“形”（ειδοζ）关系的产生原因。

首先，以词源学角度考察“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希腊文中写为τα μετα τα υσικα （ta meta ta physika）， 其中υσικα （physika）是物理学，μετα具有“超出”的含义，安德尼罗科以此为书名，把亚里士多德关于超越于物理学的、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第一哲学”安排于“形而上学”的内容之下①[2]（65−66）。而亚里士多德对第一原因“存在之为存在”（Being as Being）的科学论证，旨在为存在者提供可靠的原理支撑，这一思想并非亚里士多德独创。

从哲学发生学角度观察，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承袭于柏拉图理念哲学，是其思想的继承和深化；但同时，亚里士多德哲学作为古希腊时期成熟的体系哲学，拥有自身理论特点，是柏拉图理念哲学的批判和发展。

故此，我们先考察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对柏拉图理念哲学的承续关系，揭示形而上学与“形”（ειδοζ）关系的开端。众所周知，亚氏虽师承于柏拉图，但其形而上学体系内在交织着对柏式哲学的肯定接受与批判改造的二元张力。承袭苏格拉底思想的柏拉图，主张从心灵中寻找规定外部世界的内在原则。但心灵作为认知能力的所在，拥有不同的认识能力，因此柏氏区分不同认识能力所面对的不同对象，分离出意见和真理，并确立可感自然领域和可知理念领域的二元存在。并因可知理念领域的不动、实在，所以确立起为至上、真实、完满的存在。因此作为组成理念领域的“理念”ειδοζ、ιδεα （eidos、idea）（也翻译为“相”“型”“理式”）在柏式哲学中被定义为理智的对象，并因其是动词“看”ιδε（ide）的一个变格[2]（459），在柏氏哲学中意指“心灵之眼看到的东西”[3]（53）。柏式将理念领域描述为“可看到的”真实理念全体，并将理念领域叙述为具有规定性、结构性和层次性的体系化存在，而把“理念”（idea）即“相”（eidos）奠基为“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词语”[4]（1254），被亚氏吸收。

但也正是因为柏氏将“理念”（idea）等同于“相”（eidos），并不加区分地使用二者，导致以下矛盾：第一，“理念”是“心灵之眼”“看到”的“东西”，是显示于心灵内的对象，这种对象化的设定导致柏氏哲学的二重化分野。虽柏拉图以“灵魂不死”“回忆说”，并结合数学和伦理方式说明人对“理念”的把握及感受，但严格界分理念领域与现实领域，必将导致其二者之间关系断裂并造成相互对应的困难。第二，“理念”（idea）或理念的“相”（eidos）作为“心灵之眼”把握到的初始“范型”，就算可以被心灵把握，但“理念”或“相”如何演化成有层次、有结构的领域？并如何成为具有本体论、目的论和逻辑学意义上的实质存在？虽柏氏前期以太阳作比，后期结合毕达哥拉斯派的数论，将“善”比作“一”，把“理念”定义为数，并结合辩证法运用“通种论”论证理念领域的演化，但因将“理念”等同于“相”，并因不能区分“理念”本身与心灵内呈现的“相”的关系，且其对话体的论证中大量夹杂隐喻和类比，而使“理念”具有难以摆脱的表象性和外在性，使其哲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空洞性和神秘性。第三，柏氏理念哲学的症结——“理念”等同于“相”的关系实质是一种深层次的隐 喻[5]（460）。因柏氏在其作品中多次表达，只有思想行为的“虔诚”才能把握“虔诚”的形式（eidos）自身，并以思想行为的现实性弥合作为“心灵之眼看到的东西”“相”和作为灵魂所把握到的本质“理念”之间的差异，这种处理方式绝非推理论证或简单等同，而其实质是运用隐喻达到的概念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