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载汉,,用电影面对孤独

“总是有太多的现实，不能满足导演的野心和欲望”

来自中国的召唤

“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段讳莫如深的爱情。我们就想拍一部优质的爱情电影，讲一个简简单单的爱情故事。”制片人窦霞说。这位从电视剧转战电影的女制片人，为公司选择的首部长片项目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第三种爱情》：有一种爱情，停不下，也到不了。

无论网络点击量还是热搜指数、话题度或者是粉丝数量，《第三种爱情》都已具备热门IP良性改编的项目潜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她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将畅销文字转化成大银幕故事的优秀导演。

在众多十大经典爱情片的盘点中，窦霞都看到了同一部作品：《我脑海里的橡皮擦》。在她眼里，这部电影也是“以唯美影像和动人情节成为十余年来爱情电影领域的扛鼎之作”。不过更打动她的是这位导演的另一部作品：《再见，总有一天》。“在对比了整个亚洲群的导演之后，我认为他真的很擅长用影像表达细腻的情感，于是我们选择了他”——韩国导演李载汉。

见面时，李载汉刚刚下飞机。清瘦的他一身笔挺黑西服，跟助手说话时声音不大，坐下后问我能不能抽烟，烟身很细，很像韩剧里常见的爱喜。整个人就像他的电影一样和风细雨，润物无声。

《第三种爱情》门第悬殊、相爱坎坷的故事模型对很多韩剧观众来说并不新鲜，我很好奇一位韩国电影导演如何找到改编的兴趣所在。

“今天所有我们讲的故事，在古典文学或者戏剧里，都能找到模型。”李载汉掐灭手上的烟，“我不看韩剧，这么说的话肯定有很多人会恨我，但这真的是我个人意见。连续剧是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而我对电影的理念，就是要像一个匠人一样去做。我不认为一个爱看韩剧的观众会把一部剧看十年二十年，但一部好的电影，生命力可以延续一百年。”

《第三种爱情》讲述的是职业律师邹雨（刘亦菲饰演）眼见妹妹邹月暗恋公司老板林启正（宋承宪饰演）不成而自杀，为了不让妹妹越陷越深，她为妹妹办理离职。在妹妹公司，她与林启正结识。随后她所在的律所拼尽全力争取到的大客户，正是林启正的公司。在相互接触中，二人相爱。当家族事业遭遇危机之际，林启正必须接受父命，和一个门当户当的女孩迅速完婚;邹月发现了姐姐的情感秘密，走上了天台……

“这个故事充满了矛盾，身份的，阶层的，家族的……在我所有的电影里，抛开战争和枪战题材，这是悲剧色彩最重的一部。这个故事里的悲情，对我而言充满了魅力。”李载汉解释，除了故事层面，中方投资人的友善和诚意带来的“人情味”，还有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都在发出一种召唤，让他跟随指引来到了这里。

44岁的李载汉至今一共拍过5部长片，除了《喋血双雄》和《到炮火中去》，为人熟知的《我脑海中的橡皮擦》和《再见，总有一天》都是爱情题材。从寂寂无名到在忠武路站稳脚跟，再到获得中韩投资人的青睐，这位正值盛年的导演像他片中的主人公在情感路上的命运一样，走得并不顺利。

在马里兰的孤独

1983年，12岁的李载汉随家人一起从出生地汉城（2005年改称首尔）搬到美国马里兰州的郊区。陌生的环境里，找不到朋友的少年在流行文化里打发时光，陪伴他最多的就是电影。《愤怒的公牛》、《夺宝奇兵》、《星球大战》、《超人》、《第一滴血》、《鸟人》、《异形》……那也是好莱坞和“电影小子”又一个佳作频出的黄金时期。“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可以大量接触先进的电影文化，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

电影为他打开的另一个世界是古典音乐。直到现在，他依然喜欢听莫扎特。家人并不理解，甚至关掉了他的录音机。

“古典音乐会让人的灵魂更加纯净，会给人一颗真诚博大的心。它让我了解到，诗不单单是写在纸上，它可以存在于这个世界任何可以找到的地方。一个敏感的孩子在接触到古典音乐之后，他的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诗意。”李载汉说，“那时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

经常会有一些非常形而上的问题占据这个十几岁少年的脑子，“我说的孤独，不是说我身边没有朋友，而是来自于我希望获得一种有质量和深度的沟通。早上出门看见邻居，一般人会说你好，可是我可能很想问他，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很多这种问题想和身边的人说，但总是被他们嘲笑。我的态度越是认真，他们越是嘲笑得厉害。”

进入纽约大学的时候，李载汉是建筑系的一名新生。但他却瞒着父亲，把夏季课程全部换到了电影方向。“我觉得我要是一直学建筑，到死的那一瞬间，我肯定会非常后悔。”毕业来临，他没有听从父亲的意愿去读建筑系研究生，那几年父子关系几近冰点。女友也不支持他做一个电影导演，但如果是广告导演，她会接受。和女友分手后，他也很长时间没有和父亲联系，“后来我就在贫困里度过了很长时间。”

毕业前的一个学期，一种莫名的危机感突然袭来：马上就要发毕业证了，但手里什么都没有。和家里的关系也中断很久。“像我这种穷学生，谁会给你剧本拍呢？”他开始自己写剧本，这就是《深深的伤口》。

16岁的Ben是韩、匈混血儿，他厌倦了在纽约的中餐馆送外卖的生活，认识了当地的韩国黑帮头领。因为成功帮助头领逃脱FBI的追捕，他正式加入黑帮。从此他的生活里开始有了毒品、暴力和性。他一步步成为黑帮头领的亲信，同时慢慢爱上了以前经常光顾自己打工餐馆的一位妓女Mina。

这个一看便出自移民之手的故事充满了青春的迷惘和身份的困惑，还有孤独的心灵对爱的渴求。它艰难地拿到了50万美元的投资，和他同龄的一位同学做了制片人，电影还没有钱拍完就已经花光。关机时李载汉26岁，等到片子制作完成，他已经29岁。那3年，他迎来了更加潦倒的时光。

李载汉四处打工，什么活都接：给人写剧本，拍结婚的录影带，去片场做小工，当MV的灯光师或者摄影师。因为学过建筑，还做过木工。他在朋友家的沙发上度过了那3年。“现在想想那个阶段，就是贫穷，痛苦，努力，然后拒绝，和被拒绝。”

站在忠武路

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的时候，长期低迷的韩国电影居然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期。在政府加大投入、放宽审查、调控票价、实行配额等民族保护政策之下，韩国几代影人空前团结，用丰富的类型尝试和新锐的作者风格重新找回了本土观众。电影资本在那个阶段，向所有热血涌动的优秀导演敞开了怀抱。李载汉在处女作关机3年之后，有机会回到韩国开始做后期。

“上映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留在这里，拍一部韩国的电影。”李载汉没有去好莱坞，用他的话说，他“站在韩流的中心，和韩国明星成为了朋友”。

回国之后，他准备了3部影片，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启动。他一直认为，回首尔他会拍大规模的战争、武打、动作或者科幻题材。很遗憾，等待他的是继续贫困和落寞的另一个3年。

艰难的日子总是比想象的还要长。我问他：在那些年，靠什么让电影梦不死？

“正面的思考，还有坚定的信念，和不顾一切的莽撞。所有的这些，还是梦想的力量最强大。”他说，“我还是梦想用电影改变世界。”

“对我来说，韩国其实是国外，所有的事情我都要重新熟悉。”李载汉介绍，在韩国电影的中心忠武路，他作为外来客，是一个边缘人。韩国电影圈非常排他，对他充满了警戒。“在韩国拍一部电影，比在美国还要难。”

和民族电影一起腾飞的还有势不可挡的韩剧以及音乐唱片工业共同缔造的娱乐圈韩流，李载汉在那个阶段赖以为生的工作是拍摄MV。当时韩国乐坛流行在5分钟的篇幅里放进一个爱情故事，他在不知不觉中准备了自己回国的首部作品。

《我脑海中的橡皮擦》讲述的是健忘的富家女秀真不顾家人反对和建筑工人哲洙相爱的故事。婚后不久，秀真被确诊患上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哲洙用各种方法，努力减缓她丧失记忆的速度。李载汉自己担任了编剧，压抑已久的创作冲动借助这个爱情题材喷薄而出，画面清新而唯美，故事虐心又催泪，孙艺珍和郑宇成两位明星参演加磅，影片大获成功。

李载汉曾经问这部影片的制片人车胜宰，为什么会选择他。答案是“看到你，就感觉到了那种氛围”。

“这感觉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其实我从来不看言情小说，我也是为了生存拍了很多5分钟的爱情故事，没想到能得到一个机会，把一段一段的爱情故事，做成了一个长片。”李载汉说。

《我脑海中的橡皮擦》在日本上映首周，便成为票房冠军。《再见，总有一天》的合作机会变得顺理成章，这部日韩合作、在日本和泰国取景拍摄完成的影片由中山美穗和西岛秀俊主演，讲述一个男人在即将完婚前被公司外派，在曼谷邂逅一个风情动人的女人并与之生情，最终分手的二人在多年以后再度相遇。

韩国电影圈一位知名编剧说，不管怎样的故事，李载汉总是要在剧本里找一个本质的东西。这一点在他那里获得了认同和验证。

“我拍《我脑海中的橡皮擦》，就是抛出提问：存在是什么？记忆是什么？存在是以记忆来定义的吗？如果没有了记忆，是不是灵魂也不再存在？《再见，总有一天》就更具体了，它提出的问题是在死亡面前，你是会想起被爱的时光，还是爱过的时光？还有一个问题，对人生也很重要。如果人生有一条世俗但平凡的路，还有一条是通往自由的路，你会选择哪一条？”李载汉解释。

同样，在战争题材片《到炮火中去》，他提出的是一个伦理问题：战争爆发后，一个16岁的少年为了保卫国家拿起枪，他还是不是一个军人？如果那个少年拿枪指着我，我能不能开枪？

在别处的故乡

随着实力不断被证明，李载汉不再担心片约。来中国拍片也是他一直的心愿，他对中国文化的底蕴充满兴趣，以窦霞为代表的中方团队也对韩国影人的专业和丰富的类型经验充满认可。“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对外国的文化，表现得最积极和开放。反而现在闭关锁国的倾向，韩国是最重的。”李载汉说。

听说我很喜欢《辩护人》，他告诉我：虽然你们看到有一些关于曾经的韩国司法体系的电影，但它们争取投资还是很困难。全世界的大制片公司都倾向于挣钱，在娱乐性之外，观众想看到的是一些能够让他们因为感动而落泪的故事，这也正是李载汉深受投资人和观众喜爱的原因。

我们在“中国电影也会像韩国电影一样类型丰富品质优秀”的问题上毫无分歧，彼此关心的是时间需要多久。

“技术上的差距很快可以拉近，重要的是创作的层面。我知道你们很关心获得表现的自由，但这个事情需要官方、电影人和观众一起去推动。一个人本身也自带审查，可能中国近几年也会有舆论让事情一点点改变。韩国用斗争争取到了创作的自由，美国和平地改变了审查制度，中国会用什么方式，我不知道，但我非常希望看到用和平的方式去改善它。当主创的眼光高度、观众的审美高度一起发生作用，中国的电影质量会上升得很快，迅速就会出现好电影卖钱，烂电影被淘汰的局面，那个时候促进的不仅是电影的质量，审查的制度也会自然而然松动。”他说。

12岁那年，《星球大战6：绝地归来》公映，李载汉在影院里反复看了很多次。最后一个镜头结束时，画面隐黑，出现了一行字——编剧、导演：乔治·卢卡斯。编剧是他当时能够理解的一项工作，但导演是什么呢？在图书馆里，他了解到了director的含义。后来，他就知道了很多很多名字：斯坦利·库布里克、弗朗西斯·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

“我从12岁时就已经了解到，电影并不是什么演员或者其他的艺术，电影就是一个导演的艺术。这对我来说，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发现。虽然你看见海报上贴了一个大头，那是演员的画面，但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艺术。在海报的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名字，写着导演谁谁谁。这是他的艺术，导演就是整个剧团的指挥。”李载汉说。

“12岁那年的孤独，现在还在吗？它们有没有变成另外的样子？”我问。

“没有，我依然孤独。现在还是。”李载汉一边回答，一边拿着笔在自己的本子上作记录，我们好像在互相采访。“但我找到了电影，我可以用它跟人们、跟世界沟通。”

现在的苦恼是一个创作者永远需要承受的那些煎熬。“比方说素材的枯燥性，要和韩剧、和自己创作习惯里的陈词滥调去斗争，还有艺术家永远无法克服的烦恼。”李载汉解释，“我们总是想把很多类型的东西拍得很快。人生很有限，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总是想多拍一些作品，所以总是希望拍得再快一些。但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又不想品质被伤害，不想妥协。总是有太多的现实，不能满足导演的野心和欲望。”

我看了看他一直记录的笔记本，那上面有英文，也有韩文，现在他在和一个中国人聊天。“我到哪里都是一个外国人。在美国时他们说我是韩国人，回到韩国他们又觉得我是个美国人。其实这个世界所有的地方，都一样排外，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我从小的时候，感受到的孤独，就已经包含了这一部分，所以遇到这些我并不生疏。我回到韩国，或者去到日本，去泰国，来到中国，都是拍电影。我在拍摄中认识你们，用电影度过这些时光，然后用它们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流，这其实会让人的孤独感好很多。人需要自己找到故乡。”

“那你心中的故乡是哪里？”我问。

他停下来，想了一会，“现在我的故乡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