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卧室中的三位科学家

一

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这三位科学家。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中国科学界的标杆”。还可以说是三位红色科学家。其中，李四光、钱学森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竺可桢则是沧桑鼎革之际毅然留下来的。随后，他们都担任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领导工作：李四光曾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钱学森曾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竺可桢曾任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协会副主席、中科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等职。

这三位科学家，生前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多次接见。特别是李四光，毛泽东称他为“李四老”。还曾邀请他到中南海怀仁堂一起观看豫剧《朝阳沟》。毛泽东对他们的专业也都十分感兴趣，如李四光开创的地质力学。包括其中的一些具体的理论知识，如“山字型构造”等。李四光所从事的石油勘探、制造原子弹的铀矿石的勘探、地震预报等工作，因为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至为重要，毛泽东十分关切。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和李四光单独谈话，话题涉及宇宙数亿万年间的事情——天体、地球以及生命的起源等。在谈到太阳系的起源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他还说自己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希望李四光找几本书给他，并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当时，李四光问：“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毛泽东随即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后来，李四光就把自己写的《地质力学概论》、《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等，以及老地理学家章鸿钊的著作《石雅》，一并呈送给毛泽东。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和精力，李四光非常仔细地整理了一份资料，其中融合了地质学说中各种学派的观点以及自己的评论。在此基础上，李四光一连写了7本书。李四光每写完一本，便叫秘书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亲自校对，然后呈送给毛泽东。这就是197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一书。它也是李四光晚年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李四光去世后。还留下一篇未能完稿的文章《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地质工作的一点体会》。

钱学森是新中国的“两弹元勋”之一。他曾是毛泽东身边的“第一贵宾”。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毛泽东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1桌，特别安排钱学森和自己坐在一起。毛泽东对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等十分感兴趣，称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抱病从北京飞到湖南长沙向病中的毛泽东请示工作，当时周恩来递交给毛泽东一份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钱学森后来回忆自己和毛泽东的交往时说：“在195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教导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并要我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在这年毛主席主持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察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毛主席第三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1964年2月6日，在一次春雪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四光同志、竺可桢同志和我。这是我第四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诲，对我进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启发。”

至于竺可桢，就在毛泽东1964年在卧室约见他的前一年，1963年第5期的《人民画报》封面上，便是一幅竺可桢翻阅地图的大照片。《人民画报》封面刊登大幅的人物照片，又是一位老科学家，这在当年是非同寻常的。在“向科学进军”以及号召知识分子入党的热潮的背景下，这一期的《人民画报》在介绍竺可桢时，用了这样的文字：“73岁的竺可桢教授，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地理和气候学家，曾在东亚季风和古气候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现在他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

无疑，三位科学家的业绩。是中国石油、国防、农业等事业的集中体现，而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又正是新中国两代科学家的典型代表，毛泽东选定他们并与之会见和会谈。显然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二

三位科学家，李四光生于1889年，竺可桢生于1890年，两位都是老科学家，钱学森则生于1911年，是后起之秀的科学家。用他们的背景可以解释清楚许多问题。

这三位科学家，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应该说，是与现实政治多少有一点距离的。特别是李四光、竺可桢两位。李四光曾是“现代评论派”的一位成员，竺可桢曾是厌恶党派政治的纯粹学者和教育家。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主要起作用的。是曾流行于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和“科学救国”思潮，以及传统的“贤人政治”，等等。当然，他们也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经过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他们在思想上也都有了归宿。抗战胜利不久，周恩来主持中共南方局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长是竺可桢，监事长是李四光。显然，这也就不同寻常了。1947年，竺可桢担任校长的浙江大学学潮迭起，“于子三事件”更把浙江大学推到了“东南民主堡垒”的风口浪尖。当时，李四光也正在杭州养病，他曾表态支持学生运动的正义性。

这三位科学家，都是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集团成员。当年，竺可桢还与吴有训、陶孟和等，致函赵元任、赵忠尧、李方桂、张香桐等，动员他们回国，钱学森则是当时众多回国的科学家之一。此后，李四光率先于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钱学森是翌年加入的，竺可桢则是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他们的入党是代表了高级知识分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通过思想改造成为党的一分子的典型。为此，李四光发表了《我经历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竺可桢发表了《我如何领会到知识分子须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谁说党不能领导科学》等。而作为著名的中国科学家，他们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1960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3卷扉页上，表示说这本书的出版是献给李四光和竺可桢的。由此可见其声誉了。

三

1963年1月16日，入党后不久的竺可桢第一次正式

出席了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大会发言，全面阐述了自己关于科研工作如何支援农业生产的意见。会后，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竺可桢在长期积累资料的基础上。在当年8月利用休假时间，撰写了题为《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博大精深，详细分析了中国气温、降雨量和太阳辐射三个气象要素的特点。指出了增加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建议。这篇论文在11月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年会上宣读后，很快就在学术界和农业部门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在国家科委的内部刊物上阅读了这篇文章后，情不能已。遂拟约见竺可桢，以及李四光和钱学森这三位科学家。

这就有了1964年毛泽东在卧室中约见三位科学家一事。之所以是在卧室里约见，是因为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都已是“自己人”——共产党员，也就不必拘束，进而可以畅所欲言了。同时，毛泽东在床上与科学家畅谈，也是他自称其身上的固有的“猴气”使然。毛泽东曾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猴气”，在生活上可以理解为厌恶和极力挣脱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的习性，表现为随性和浪漫等。比如这次约见，四位主客，毛泽东是1893年出生的。较李四光、竺可桢都要小，按常理他应该取恭敬之状才是，然而，毛泽东这次却是纵情而谈。也就在这次约见中，毛泽东毫无拘束地向三位科学家了解并与之讨论了一些科学问题，也对三位科学家发表了自己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他热忱希望三位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四

1964年2月6日下午，三位科学家被先后邀请到中南海丰泽园。在毛泽东的卧室里。他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事后，三位科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对这次接见有过一些回忆。

关于这次接见，李四光曾对他的女儿李林回忆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钱学森还写了回忆文章，他谈了“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等等。

他们三人中，只有竺可桢留下了宝贵的当天的日记。他写道：

“1964年2月6日，下午一点钟得毛主席电话，要我去中南海谈话，并说只约了仲揆和钱学森。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后的(乙组)时，见毛主席卧室两间，外间外摆图书，内室一大床，桌、椅、床上也摆满图书。他卧在床上与我握手后，床前已摆好三椅，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见到我关于《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一文(已摘录在《科学技术研究动态》第2747号中)。我就说明这是去年杭州地理学会所提论文。他就说农业八字宪法‘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外，又加‘光与气’。他对于太阳光如何把水和碳氧二(二氧化碳)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有兴趣。未几仲揆和学森来，就大家谈地球形成之初情况，如何空气合成了许多煤与石油，动植物如何进化。他又提到无穷大与微观世界、正电子与反电子的辩证法。仲揆谈到南雄近来铀矿有发现。问钱学森反导弹有否着手，目前毫无基础，毛主席以为应着手探研。谈到仲揆造山运动和冰川，因此谈到地质时代气候变迁与历史时代气候的变迁。毛主席又问到近来有否著作可以送他看。三点告别。”

翌日，竺可桢又在日记中记载了与毛泽东前日约见有关的内容：

“7日，裴副院长(即中科院副院长裴丽生)来谈，询昨日下午毛主席谈话情况。我告以经过情形，但我耳不明，且记忆太坏，所以未必全能记得。昨天所讲可以看出：一是关于农业八字宪法，毛主席以为‘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八字宪法在农业方面照顾尚有缺点，应加‘光和气’(日光和气候)?次则关于反导弹时极注意，谆嘱钱学森同志要注意，并盼能组织一个小委员会研究其事。”

“昨天和毛主席谈后，今日写了封信给他老人家，并送他《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各一本，因他老人家昨天曾问：‘你们有什么著作?’交与沈文雄(竺可桢的秘书)由院送去。”

竺可桢的日记，记载了三位科学家与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关于农业的“八字宪法”。毛泽东提出增加“光和气”，等等。有的文章还更详细地叙述了当时毛泽东和竺可桢的对话，即毛泽东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即《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也就是竺可桢日记中提到的《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则回答说：“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又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这句话，在得到确切的证实之前，可以录以备存。